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则《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启事中道出当下马克思学说研究在内容解读和书籍搜集上面临的缺憾,因此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
距此次“发起”一年多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在北大红楼秘密成立,其间,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于北大红楼创立发展。“发起人”们期待着,这则《启事》和之前的准备,能够召集起更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行者。
李大钊批阅的北京大学学生马昌民、贺廷珊的《唯物史观》试卷。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课堂
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室的套间一直是一处顶热闹的所在,不少师生喜欢在上课之余,去找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聊天,打听图书馆来了哪些新书,一并讨论时下的新思潮。
马克思主义即是师生们讨论辩驳的新思潮之一。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带领下,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19名北大学生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避免政府当局审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研究会一直以相对秘密的形式开展活动。
在研究会,成员们经常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有10个,为首的便是唯物史观。1920年10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系、政治系等系开设“唯物史观”等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首次以课程形式进入大学课堂,此时的学生虽不知研究会的存在,但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却在不断深入。
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马昌民、贺廷珊完成“唯物史观”课程后提交了结课论文,老师李大钊给两人的试卷都打了95分。这次的论文题目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 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贺廷珊在论文中认为“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另一主要活动是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根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登录簿》的记录,1919年至192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67种。1920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图书部典书课通告》,提出将学校所藏23种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参考书提供给学生阅读。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登录簿》(1919-1920),记录了李大钊任职期间引进的大量外文书籍。新京报记者 冯雅君 摄
“亢慕义斋”成研究会代名词
秘密开展活动一年多后,为适应校内外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展形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们决定在北大校刊上登启事把组织公开。罗章龙写好启事后找到蔡元培, 陈述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原因:“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运用,均有超越前人之处,我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是试图对于革新思想界,做些促进工作……”
一席话不仅使蔡元培同意将启事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研究会需要活动场所,蔡元培便拨出北大第二院西斋的两间宿舍,一间作为办公室,一间是图书室。成员们将“共产主义”的英文“Communism”音译过来,给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
亢慕义斋的墙上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据罗章龙回忆,五四时期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对联中的“出研究室”就是搞科学的意 思,“入监狱”就是搞革命准备坐牢的意思。至于“南方兼有北方强”则是李大钊先生概括的一句话,他认为现在南北的同志济济一堂,南方之“强”再加上北方之 “强”,象征着五湖四海的团结。
公开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量征求会员,除在北京的可以直接入会,外地的亦可通信加入,征求的对象不再仅限于学生,还扩大到工人群体。研究会第一次全面统计会员人数时,会员已增至118人,其中工人会员23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用书籍,除向北大图书馆借阅外,还由会员自由捐款购买。随着亢慕义斋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凡是研究会的书籍,封面均有“亢慕义斋图书”印。至1922年4月,研究会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中文书籍逾2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红楼里商讨建立党、团组织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的第二个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任务是与中国的进步组织取得联系,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考察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维经斯基在北大红楼见到了李大钊,之后又在图书馆举行了更大范围的见面谈话会。参会的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还带来了《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书刊,“维经斯基同我们谈话中,启示我们在中国应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听后更迫切地希望这一次能解决建党问题”。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红楼正式成立,成员大多来自当时尚处于秘密状态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而在两个月前的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
中译本的出版引发了进步青年的争相阅读,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组织的创立。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在积极筹备建党的同时,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讨论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红楼的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被选为第一任书记。会议也通过了团的章程,主要工作是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络和在学生中吸收团员。在实际工作中,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许多地方建立起青年革命组织,同时深入工厂、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讲授革命道理。
新京报记者 冯雅君 摄影记者 浦峰 王嘉宁
编辑 贾悦 樊一婧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