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史馆里，陈列着一张泛黄的高考成绩单：物理100分（满分），数学92分。作为这张成绩单的主人，李曙光直到两年前才第一次看到它，而此时距离他参加高考已经过去了60年。

人们不会想到，这位国内著名的地球化学家小学时也曾是一个被老师罚站、打手板的“丙等生”。

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年代，这位“丙等生”一路逆袭，中学时期成绩始终保持班级第一名，各种文体活动都少不了他。

从梦想当个飞机设计师，到“意外”跨入地球化学专业的大门，最终成长为同位素年代学及地球化学领域领军人物。

2003年，李曙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已经80岁高龄的他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古稀之年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搭建了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

在大学校园工作了50多个年头的李曙光教授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回忆起自己的高考经历，他感慨说，高考是人生新的起点，如今的青年一代应该努力学习知识，站在更前端去观察世界。

李曙光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园内。  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边读书边做工的中学生

新京报：你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

李曙光：我1941出生在陕西咸阳，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家搬到天津。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哪个学校便宜就去哪里上学。

1952年之前，我在一些破旧校舍里读了三年私立小学。我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会叫不会背课文的学生挨板子。我的成绩一直靠后，我基本上每次考试都拿“大丙”，相当于刚刚及格。我妈老说我，“小时候傻乎乎的”。

新京报：后来学习环境有变化吗？

李曙光：1952年，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国家实实在在在改变。一个重要变化是，原来的私立小学都变成了公立，上学不要钱了，我也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了。学校环境和教学质量也提高了，从那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也慢慢好了起来。

新京报：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李曙光：我的中学时代正好赶上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学校推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周末的时候都得去工厂或工地劳动。比如挖河道和排污水的下水道、到工地搬砖当小工。印象最深的是我到缝纫机厂做铸工，拎着18磅重的大锤把铁块砸开，一天干下来，浑身都是黑沙子，脸上也黑乎乎的。 

新京报：这些劳动会影响到学业吗？

李曙光：没有，多是周末劳动。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劳动能了解社会，强健身体，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学习的一部分。高中时期，每天7点上早自习前，我会围着操场跑三千米再去教室。晚上下晚自习后，我一个人去团委办公室再学一个多小时，然后摸黑回寝室。

李曙光1960年高中毕业时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带着毛巾、扇子上考场

新京报：关于高考，你有什么印象？

李曙光：1960年夏天，我参加了天津高考。这里有个小插曲。我原本是理科生，学校有两个留学苏联（前苏联）的名额，一个理科，一个文科。

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校长找到我和另一个理科班上成绩不错的同学，推荐我们二人报考留苏预备生，但其中一人要报考文科。我们俩都是理科班的，谈话的时候，十几分钟都没吱声，校长也很为难，后来我只好主动让步，选了文科。我不喜欢文科，但也想争取一下留学的机会，就把历史、地理课本重新捡起来，玩命地背。

结果，考前一个礼拜，校长突然通知我，文科留苏生不派了，我只能在国内参加高考，就还是选了更擅长、也更喜欢的理科。 

新京报：考试过程怎么样？

李曙光：当时的考试很严格，连草稿纸都是考场统一下发的，我只带了一支钢笔就上了考场。当时天热，考前我休息了一天，就是熟悉考场和到公园游玩。由于考场没有电扇，我第二天就从家里拿了一片毛巾和扇子。

试卷发下来，我扫了几眼后就觉得，没有能难倒我的题目。考的知识点都来自课本，我答得很顺利。唯一没把握的就是语文作文了，题目好像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我写了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

不光是我，出考场后，同学们的精神状态都不错，笑眯眯的，应该都考得很好。

新京报：最终考得怎么样？

李曙光：我们那个年代不查分，直到2019年，我才在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的校史馆第一次看到当年高考的成绩单，物理考了满分，数学是92分。

告别“造飞机”的梦想

新京报：学生时代，你的人生志向是什么？

李曙光：我家离新华书店不远，上小学那会，我养成了去书店看书的习惯，经常从下午放学一直看到天黑。有两本刊物我一期也不落下，就是《科学画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面会介绍许多科普知识，我很感兴趣。

中学时，我加入了天津少年之家的航模兴趣小组，当时就很想上大学读航空专业，以后当一名飞机设计师。

新京报：后来愿望实现了吗？

李曙光：那个年代的学生，考大学不考虑学校在不在大城市，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大家都想毕业后去研究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投身国家建设，像国防、军工相关专业在我们心目中分量很重。

一开始，我想报考北航，但是中学校长建议我报考中科大，因为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先生是这所学校的力学系主任。虽然我当时不懂啥叫空气动力学，但是一听到钱学森的名字就很激动，果断把志愿改到了中科大。

后来我被录到了中科大的地球化学专业，而不是之前期待的力学系。心里有点失落，报到那天一晚上没睡。后来觉得，学校既然设了地球化学专业，肯定也是国家需要的，慢慢地就释怀了。

新京报：你的大学生活是怎么度过的？

李曙光：我上大学的1960年代，中科大还在北京。入校前，家里给了我一个旧手提箱，我拿了几套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捆上被子，就上了火车。

那个时候的中科大学生，入学后都拼命学习，很多人从晚自习通宵学到第二天上课。毕业时，大家想的不是找一份工资待遇不错的工作，而是考虑能为所学学科的进步做点什么，能否用专业所学为国家做点贡献。 

李曙光(左四)大学毕业时在英雄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高考不是结束，是新的起点”

新京报：毕业后你做了什么？

李曙光：我学的地球化学专业是一个交叉学科，是从化学的角度研究地球。因为地球科学面对的是地球，相比于人类，地球的历史长达45.6亿年，你只能根据残存的地质遗踪去恢复地球演化历史；另外，地球又很大，你看不见地下深部的东西，只能用间接的手段观察深部。因此地球科学的未知领域很多，有待我们去研究。而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让人类知道并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那个年代就业包分配，我的意向就业地点都填在了偏远地区的生产科研一线，但学校考虑后，把我留在近代化学系地球化学教研室任教，同时也做科研。1976年以来，接手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很有成就感。

新京报：您今年80岁了，还保持着科研的热情，是如何做到的？

李曙光：算到现在，我在大学校园里工作了56年。尽管已经退休，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些事情。现在我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支持下，搭建了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这是我70岁之后干的事。

新京报：对现在的年轻学子有何期待或寄语？

新京报：可以说，高考提供了改变命运的一种可能。高考不是结束，而是人生新的起点。

我带过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我常常告诉他们，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自然界及其运行规律，需要全面细致的观察，不是空想出来的。当你能够用专业所学解决实际问题，才能走得更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改变了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但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使命，必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要站更前端的位置去观察世界，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

人物档案:李曙光，80岁，籍贯河南，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1960年参加高考，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及微量元素系。

6月5日，李曙光手写高考寄语。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编辑 李明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