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柜门轻轻拉开，一个个小抽屉整齐排列，犹如中药柜般精巧。每张底片都被精心装袋、标注，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地的风物人情——这是97岁的顾棣用后半生守护的八万张个人作品底片。而在北京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里，还珍存着他年轻时用生命守护的上万张抗战底片。两批底片，一段人生，共同构成了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完整记忆。

2025年4月7日，97岁的顾棣在太原离世。这位被誉为“中国红色摄影领域的司马迁”的老人，带走了他近乎传奇的人生故事，留下了上万张用生命守护的抗战底片和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在儿子顾小棣的记忆里，父亲晚年依然每天整理这些底片。“有一次我看到他登了个梯子，我说你这100岁的人了，干什么呀？他说没事没事，他就这样。”

少年与一位八路军军官的偶遇

1943年，河北阜平凹里村。15岁的顾棣不会想到，与一位八路军军官的偶然相遇转动了他命运的齿轮。

那天放学路上，尘土飞扬。顾棣遇到一位骑着马、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军人见顾棣徒步赶路，便下马问他：“小鬼你去哪里？”

得知顾棣放学回家，这位名叫沙飞的军人翻身下马，决定与少年同行，蜿蜒的山路，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并肩而行，他们聊了很多对抗战、对革命的看法，沙飞惊讶地发现，这个年纪小小的孩子竟然懂得许多道理，言语间透着超乎年龄的成熟。

沙飞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引起了顾棣的好奇。“这是什么？是‘千里眼’吧？”当时的老百姓管望远镜叫“千里眼”，生活在凹里村的顾棣从未见过照相机。

沙飞被逗笑了，拍拍少年的肩：“你个土豹子，这是照相机！”他随即取下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站在路边耐心讲解起来。临别时，半开玩笑地说，“跟我学摄影吧。”

这次邂逅后，顾棣并没太在意。直到某天放学回家，母亲告诉他：“有个八路军上门来过了，说叫你去学摄影。”

次年顾棣正准备去八十多华里外的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学习，不久，边区政府正式来通知，要他去离家十华里外的政治部宣传科报到。

顾棣来到军区政治部，好几个人给他办手续，还笑着说：“你还没个枪高呢。你当什么兵啊？”十五六岁的顾棣也笑着回应说：“我还能长高。”顾棣坚定地表示，自己虽然年纪小，但保证能够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

沙飞一看到顾棣来报到，指着就说：“你们看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顾棣，他来了！”

“人在底片在”的生死誓约

顾棣刚到晋察冀画报社，就赶上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开班。学员大多是从部队抽调的连排级干部，唯独他是个刚毕业的学生。沙飞特意安排他参加训练，师从沙飞、石少华学习新闻摄影。

但顾棣一心想上前线拍摄的愿望却被调整了，画报社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印刷画报，而印刷需要人工磨制石板。沙飞交给顾棣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村招人。

“我爸跑回村里招来10个同龄人，成立了‘凹里班’，他当班长。”顾小棣转述父亲的回忆，“这些石板都要人工磨，很费劲。他们就在指导下磨板子。”

沙飞把摄影底片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943年12月，晋察冀画报社在阜平柏崖村遭日寇突袭包围，沙飞和通讯员赵银德每人背了两皮包底片向外突围。

“沙飞大冬天光着脚，背着底片就跑，”顾小棣转述着父亲记忆中的场景，“沙飞是非常重视底片的，所以他对我爸说，只要你活着，底片就不能丢。”

1946年6月，18岁的顾棣临危受命，从老师沙飞手里接过上万张的抗战摄影底片。那一刻，沙飞的嘱托沉重如山：“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从此，这个誓言成为顾棣一生的使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和战友们用生命守护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献，多少次遇险，多少次转战，始终确保底片完好无损。

战争年代的底片保存异常艰难。原《人民摄影报》总编辑、顾棣学生司苏实感叹：“战争不是说我有个楼，有个仓库。不是的，完全在农家里，敌人一来，赶紧扛起箱子就跑。”

沙飞时代做了几个牛皮箱，把底片、说明和样片分开装，几个人分别背着。“正冲着半截胶卷，扛起胶卷拿杆挑着，就行军去了，都是这样的。”

顾棣在保管这些底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科学的档案管理系统。“一开始是装信封口袋，后来到了张家口，顾老师接收日伪照相馆后，更加懂得了怎么保存底片、怎么冲洗底片、怎么装相册。”

在顾棣太原的家中，有一个特别设计的底片柜，每个抽屉里，每张底片都装在单独的抽屉里，外面标注得清清楚楚，这里珍藏着他一生拍摄的近八万张照片底片。“这是我老爸自己找人设计的，他可能是受到卖中药的启发。”顾小棣轻轻拉开抽屉。

暮年老人坚持出版抗战摄影史录

老人晚年依然每天整理自己拍摄的个人作品底片，不让任何人插手。

2007年，司苏实去见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顾棣，听顾小棣说，父亲在病榻上对他发火，是那种从来没有过的生气。“我说你还不知道老爷子为啥发火吗？他是着急，他有没做完的事。”司苏实深知顾棣的心结，他有事没做完，冥冥之中沙飞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了，要让他保存好，发扬光大。

顾棣身体好点儿后，便匆忙开始了整理图片分类出版的工作，两年后，《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出版，这部巨著分为叙事篇、影像篇和档案篇，120余万字，1600余幅历史照片，系统梳理了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摄影事业的发展历程。

书刚出版，顾棣就急着要进北京。“他有好多老战友还健在，要亲自捧着自己的书去给老领导、战友。”司苏实回忆老战友收到顾棣赠书的场景“顾棣你太棒了！老编辑们拿着书，都很激动”。“他能够把这么平凡的事情做到这种程度，做一辈子，太难了。”

顾棣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把硝烟中的光影锁进铁皮箱，再把箱子里的记忆写进历史书。

当油布裹着底片在弹雨中穿行，他把自己活成了移动的暗房；当白发伏案整理泛黄的笔记，他在为没有照片的烈士显影立传。

顾棣去世后，司苏实写下悼词：“顾老师走了。他的一生很完美，画下了一个天底下最完美的句号。”“他用他的一生，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不足挂齿’的使命，是真真正正的死而无憾。”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仿佛一阵清香的凉风吹动着我们，顿时，大家像渔人得到珍珠般地快乐起来。”在1945年8月的日记里，顾棣记录着得知日本投降时的喜悦。顾小棣翻阅着父亲的日记，轻声读着那些充满希望的句子：“如何建立科学的暗房、筑高楼，显影罐、游历江南、西湖、庐山、苏州、杭州……”

■ 记者手记

严谨又幽默的学者 把人生活成一座“档案馆”

顾棣先生生前的居所，处处镌刻着岁月沉淀的痕迹。简朴而整洁的家居环境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书房。三面墙整齐码放着废旧包装箱与老式铁皮柜，每个文件包上都贴着顾老用毛笔工整书写的标签，宛如一座微型档案馆。一生的工作习惯，让顾老变成了一个“收纳狂人”，将广告传单归入“牛皮癣大典”、把无关邀约收进“请柬邀函（莫名其妙者多）”的独特分类法，既有着学者特有的严谨，又透露出孩童般的幽默智慧。

即便年近百岁，他仍坚持亲自登着梯子上下忙碌，将毕生积累的“宝贝”打理得井井有条。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在学生司苏实参与《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编纂时得到完美印证，顾先生总能精准定位所需文献，仿佛在记忆中构建了立体的文献坐标系。

顾棣先生用一生践行着“治学即治事”的信条，其看似“怪癖”的收纳习惯，实则是将学术严谨融入了生活的细节。这种将琐碎事务升华为系统工程的智慧，既是对职业尊严的坚守，更是对知识传承的仪式化致敬。当“莫名其妙者多”的戏谑与“红色史录”的庄严在同一个空间交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工作哲学，更是一位文化守护者用生命丈量出的学术境界。

专题策划 郭超

 新京记者 胡瑞 蒋鹏峰 刘鑫 陈超 实习生 陈君晨 沈佩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