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涉未成年人案件的执行困境？如何依托大模型和志愿者为父母解决家庭教育的困惑？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媛媛依旧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青少年身上，她准备提交“关于加快解决未成年人司法难点问题”“建立国家家庭教育公共平台”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媛媛。受访者供图
涉未成年人案仍存在诉调对接、体制融合等问题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数据，2020年我国0-17周岁人口约为2.98亿。2021年6月，我国正式施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原来由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组成的“四大保护”延伸至含“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的“六大保护”体系。
郭媛媛介绍，当前，围绕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有很多简化、加快法院审判涉未案件流程的举措，如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建立的“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实现提交司法确认申请到立案、开庭确认、送达裁判文书全程不到两小时；依托检察院涉未成年人案件支持起诉工作机制、民政局“公职监护人”托底监护机制、妇联未成年人联动保护机制、辖区社会机构推动开展家庭教育令落地工作机制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救助五大机制，形成覆盖未成年人特别程序案件发现、启动、处理以及后续家庭教育指导全节点、全流程、全要素互通互动机制。
“由此，也带来相关体制机制融合、各方责任与协同、工作模式与方法创新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郭媛媛介绍，机制融合方面，贯彻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举措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要求法院在相关案件审理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指导和心理辅导。但第三方机构资质、从业人员资格认定等尚未明确，有关选取机构、人员资质及标准、规范等，以及由谁认定、认定程序如何、怎样开展相关工作等，尚未形成与人社部有关鉴定、评估机构选定标准、程序等的一致规定。
诉调对接方面，郭媛媛介绍，如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运行过程中，部分学校因保险理赔困难选择拒绝调解；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的理赔平台，质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作为理赔依据；学校承担相应责任申请理赔时，保险机构常以未提供法院出具的生效判决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部分学生家长因孩子后续治疗问题要求法院判决，拒绝接受调解。审执方面，涉未案件中交付抚养、交付探望案件执行难状况尚不能有效缓解。
探索建立视频探望等第三方平台和新方式
基于这些突出问题，郭媛媛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她建议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举措，提升专业司法、执法水平。从教育机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部门等多方参与责任义务明确、深度协同、一体推进角度，加强未保工作系统化、规范化工作协作。由最高检、最高法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商，尽快出台对参与未成年人教育指导和心理辅导的第三方机构、人员认定统一标准、环节要求和工作规范等。
其次，由最高法会同教育部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大对如校园纠纷案伤害险等有关赔偿范围、责任、义务、要求的强制规定；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理赔证据等规定，健全第三方保险平台保险理赔机制及其法律规定；强化学校、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中的主体责任，细化、规范如校园纠纷案保险理赔等环节中的各方行为要求。
针对交付抚养、交付探望等未保案件执行难的问题，郭媛媛介绍，在法院、检察院投入较多力量加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涉未案件执行困境依旧存在，如被执行人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甚至有离异父母任意提出变更抚养权等问题，影响到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是基层涉未案件较为“无解”的执行难问题。
因此，在加大审执衔接力度，强化对探望方式合理判决等规定以外，她建议在最高检、最高法的批准下，联合妇联、公安、检察院等力量，用好“互联网+平台”方式，探索建立视频探望等第三方平台和新方式，就未成年人抚养权、探望权问题解决和权益实现，形成创新模式与方法。
建立家庭教育服务平台，依托大模型和志愿者为父母解惑
2022年1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父母是家庭教育第一责任人，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今年1月起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则为家庭教育和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的法治保障和行动方向。但数字时代之下，家长面临“零培训上岗”的老问题：不懂孩子的“数字世界”，跟不上孩子的数字能力，不能有效管控孩子的上网行为。
“道理都懂，可不知怎么做，是广大家长的困惑。”郭媛媛介绍，对孩子简单粗暴管教加剧了家庭矛盾，造成对孩子的误解和伤害。据统计，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对家长进行有效指导。
为此，郭媛媛建议由学校、社会、企业等各方形成合力，在妇联、教育部等主管部门指导下建设“全国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家长提供专业的帮助。具体来讲，该平台可围绕网络管控、沟通技巧、亲子关系、习惯改善、心理健康等“痛点”为家长提供服务。其中，可引入教育类大模型，优化数字化工具，筛选和识别家长需求，由机器智能回答共性问题，分转给专家和志愿者回答个性化问题，为家长即时答疑解惑。
可以分年龄段、分专题、普适性地优化数字载体，更直接、便捷、精细地满足家长服务需求。郭媛媛认为，以“大模型+志愿者服务”的工作机制，可线上筛选问题比较严重的家庭，通过志愿者到线下社区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以调解帮助化解矛盾。吸纳在心理、教育、社会等不同领域有资深经验的权威专家、家庭教育指导师以及志愿者，加入家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家庭教育专业化、分级化、可持续的志愿者人才队伍体系。
新京报记者 刘洋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