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大“演艺之都”建设力度。倾力打造文化精品力作，构建多集群协同发展的演艺空间格局，培育更多演艺新空间。支持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推动更多优秀演艺机构、精品剧目“走出去”。市人大代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王炳燃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戏剧的主体就是两个：演员和观众，如何撬动年轻观众是建设“演艺之都”的一个重要工作，戏剧市场有年轻人参与才会更活跃、更长久。
市人大代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王炳燃。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戏剧舞台不能只有“粉丝”，要壮大年轻观众群体
新京报：北京市提出建设“演艺之都”，在你看来，行业发生了哪些可喜的变化？还有哪些地方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王炳燃：去年，“着力打造‘演艺之都’”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北京市建设“演艺之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年-2025年）》，围绕演艺精品、主体、市场、空间、品牌、传播、生态7个方面提出30条主要任务，可以说非常的及时。这一年北京舞台新作接连首演，名家纷至沓来。北京演艺市场迎来强劲复苏，完全恢复到2019年的同期水平，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上半年出现了演出“井喷”的态势，不仅演出市场非常繁荣，观众踊跃度也很高。
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进入9、10月份之后，我们儿艺就出现了很特殊的情况——以往每年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预定来年的演出尤其是全国巡演，一般都会到200场往上，这200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定心丸”。去年第四季度却出现订单量呈下降趋势，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向我们发出订单的是地方演出商，演出市场的冷暖一定是他们最先感知的，出现这种局面，说明他们的出票率达不到预期。
去年底，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推出了一部给年轻人看的红色题材话剧《北平1948》，这也是我们南锣剧场自入围北京市首批演艺空间培育项目后推出的首部沉浸式话剧。在排这部剧时，我也一直在思考红色题材应该用什么样的语境和年轻人交流？我们尝试用谍战延展出强逻辑、强推理、强悬念性，以及融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剧本杀、密室游戏，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跨年夜首演6场大获好评，加演了4场也是火热爆满。
这场剧我们还推出了下午场，一般工作日的下午场观众都不太多，于是我们对票价做了折扣，结果票一放出去，半小时内就售罄了。
从这件事折射出两个思考：一是当下的观众他需要什么？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和他们对话，事实证明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二是年轻人的购买能力确实存在不足。年轻人是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在我看来仍然有很大空间——很多年轻人还没有养成进剧场的习惯。我认为如何撬动年轻观众是建设“演艺之都”的一个重要工作，戏剧市场有年轻人参与才会更活跃、更长久。
因此我建议，一方面，我们应该把“支持鼓励年轻人喜欢的作品”作为重要的恒定指标，加入到评价体系当中来，让表演者和观众能够真正“双向奔赴”。在这方面，政府要起到“指挥棒”的作用，有意识地引导鼓励支持文化机构推出年轻人喜爱的作品。另一方面，解决年轻人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年轻观众是我们培育文化市场一个很重要的潜力，我们要鼓励和支持年轻人走进剧场。建议用精准补贴的方式培养年轻观众买票看戏的习惯，有的城市买100元的票，政府就补贴其中的40%，观众自然愿意买票进剧场。
我认为，戏剧舞台不能只有“粉丝”，观众不能只是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必须要“扩圈”，让年轻观众群体壮大起来，这样演出市场才能长久持续地发展。
新京报：如何让更多的优秀剧目能走近观众身边，近年来北京市在大力推进“演艺新空间”建设，演艺新空间“新”在哪儿？在建设演艺新空间上有哪些建议？
王炳燃：去年，由北京市文旅局搭建的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首次推出了演艺空间培育类项目，首批15个演艺新空间入围，我们儿艺的南锣剧场也在首批演艺新空间的名单当中。实际上我做沉浸式戏剧，也是在做演艺新空间的实验。对我们业内人士来说，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的舞台，是标准化的镜框式舞台，各种基础设施都做好了，导演无非就是在舞台创意、戏剧编排上下功夫，观众看的是演员演得够不够好，舞台够不够美，这对我们来说是“手拿把攥”。传统的舞台偏严肃，叫“欣赏艺术”，但演艺新空间打破了原有的观演关系，不再是传统剧场的“你演我看”，它的“新”体现在物理空间上的“新”，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化剧场，台上台下未必泾渭分明，可以在室内也可以是户外的各种场地；最重要的是，它能给观众带来极致而独特的体验，观众在演艺新空间内不只是单纯的观看者，也是演出的参与者。
像南锣剧场，我们把一到三楼都做了改造，打造了北平街巷、暗战天台、迷雾酒吧，利用舞美装置、多媒体、灯光、声效等手段营造出一个1948年北平街巷的实景氛围，烟糖小贩、报童的设置也为空间增添了市井烟火气，可以说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全感官式沉浸体验”。但同时问题就来了，这里所有的设计，包括黑暗的氛围打造，都需要钱，而且可能是数倍于镜框式舞台的投入。所以最终演艺新空间还是要回到“投入-产出”的逻辑上来，要有收入、有利润，才能持久。
由于我们演出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新空间落地驻留时，对场地的规划性质、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合规性非常挑剔。这使得相当一部分有意引入演艺业态的城市空间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我认为演艺新空间的形式还可以更大胆一些，我在国外参加艺术节，看到桥洞底下、仓库里、酒吧里、街拐角，演出无处不在，演出形态匪夷所思，但你会感觉到那就是盛会。因此，如何在保障观众安全的前提下，让市场释放出更多合规的演出场所，为演艺行业打造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还需要多部门深入调研、协商探索，敢于碰痛点，合力找支点，打通政策上的堵点、难点。
把中国传统文化用孩子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
新京报：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创新发展，北京儿艺近年来，推出了哪些创新举措？你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创新发展？
王炳燃：2023年我们做的最大的创新就是打造沉浸式剧场。我们推出了谍战沉浸式话剧《北平1948》，首演就收到了观众好评，这让我们整个宣销部门也特别兴奋。我们马上开会，讨论能不能打造这样一个沉浸式剧场，一个开在胡同里的彻底沉浸化的剧场，就是我们的南锣剧场。南锣版《北平1948》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升级，更加着重塑造空间与观众的观演关系，进一步加强与观众的沉浸式互动，并增添了多处观众参与的细节设计。为了让红色题材更贴合年轻观众的喜好，我们结合故事内容为观众设计了可深度参与的打卡点，比如密语电话亭、来自1948的邮筒、报谍影打卡装置等，并设计了以“谍战”为主题的剧本杀、密室、变装游戏，还在剧情中植入了一场需要观众全员参与的“抓特务”游戏。其中，“特别行动小组”的观众可以享受到长达3小时的观剧时长和“谍战套装”的完整体验。
这不仅是一场需要观众和演员一起完成的演出，更是观众们的一个秀场，年轻人的智慧和推理能力都可以在参与这场演出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在这场话剧中，我们卖得最贵、走得最快的票，就是深度体验票。在这部沉浸式话剧上，我们尝到了甜头，也发现当下的观众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们不单是要看戏，还要更多的体验。
其实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市场非常受到欢迎，比如去年电影《长安三万里》就是一个佐证；北京儿艺正在演出的原创儿童剧《长安在哪里》，带领大小观众一起回到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唐诗，这个剧在大麦上99%的评价都是5分，每场都是一票难求。这也说明了家长对传统文化于孩子的重要性是有渴求的。但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用一种孩子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他们之间对话，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努力，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能提供丰富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化艺术作品，通过高品质的艺术作品，让孩子真正热爱艺术，北京打造“演艺之都”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新京报：孩子既是未来剧院的潜在观众，又是未来戏剧表演的接班人。在培养观众和接班人方面，北京儿艺做了哪些工作？
王炳燃：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说：“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他把戏剧说得极其简单，没有说到灯光、剧本，只说到了演出当中的两个主体：观众和演员。如果我们观众枯竭或圈子就只有那么大，戏剧舞台剧就变成了“小众”，就不能称之为市场。所以我们在做儿童剧的时候，我一直给团队强调一句话，“记住，这很可能是他们人生当中看的第一部戏。他喜不喜欢剧场的感觉，他的父母会不会为他再次购票进入剧场？我们在做这样一件事。”且不说看一场戏剧对他未来的职业影响有多大，但有可能会让他变成一个喜欢剧场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进剧场看戏的观众。
我们有北京儿艺戏剧培训中心，为喜欢戏剧的孩子提供走上舞台的平台。像北京儿艺推出的儿童剧《彼得·潘》当中，我们就把一个孩子的角色留给了真正的孩子，他就是来自戏剧培训班的学员；《长安在哪里》台上坐满了的小演员也来自于我们的培训中心。我们将戏剧培训与每年新创排的剧目深度融合，使戏剧培训的课堂教学与舞台呈现、演出实践体验紧密结合，完成对孩子基本戏剧素养的启蒙培养。
此外，我们还跟北京的各大中小学校合作，将戏剧表演搬进校园，走入课堂。在这方面，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这里有全国顶级的艺术院校、高水平的艺术家，有了政府财政支持，让美育教学进入到校本课程。
艺术委员会既要会赞美，也要会“摇铃”
新京报：近些年，我们看到各机构推出的儿童剧目不算少，但叫好又叫座的比较稀缺。为什么儿童优秀剧目创作这么难？
王炳燃：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我们讲文化产业市场化，但其实市场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放开市场可以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文化产业，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力，促进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跨界融合，引入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市场一定是急功近利的，要想挣钱就会努力地压低成本，尤其是儿童剧市场，一些商演在台上靠滑稽、搞笑的动作和表演来吸引孩子们哈哈大笑。但笑过以后，很可能家长从此之后不会再带孩子去看这种所谓的“戏剧”。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从业者非常痛心疾首，但又特别无奈。
因此，在市场化过程中，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品质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体验。我们不仅要思考市场化对文化产生什么后果，更要思考在文化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当什么角色、起着什么作用？我建议应该建立“准入”机制，同时完善法制环境、强化市场监管，引入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机构。我也一直在推行艺术委员会制度，我认为行业要长久发展，必须警钟长鸣。在这方面，艺术委员既要会赞美，也要会“摇铃”。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