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之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力量，故宫博物院近年来承担和参与了多项对外重大考古调查发掘项目。其中包括印度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肯尼亚东部沿海17处斯瓦希里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阿联酋拉斯海马祖尔法遗址保护区内的考古等。

3月24日，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介绍了近年来故宫参与的海外考古项目及其意义。

“近年展开的多项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方法与手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彰显中国考古学者的大国担当意识和使命。”徐海峰说。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正在介绍故宫中外合作考古情况。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印度考古

开创了中国人参与印度考古的先河

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展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并且根据对中国宋明时期文献的梳理，以寻找较为明确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为目标，对喀拉拉邦沿海主要城市或地点的考古遗存进行全面调查。

帕特南遗址位于印度喀拉拉邦柯钦市帕拉沃尔镇西北，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遗址。    

该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时代集中于16世纪至20世纪，即明万历时期至清朝末期。出土物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种为主，产地为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漳州窑产品为最多，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以中国瓷器商品为主的一个贸易高峰期。该遗址的发现为深入认识柯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重要节点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帕特南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残片。故宫博物院供图

奎隆港口遗址发现的大批来自中国9世纪以后的瓷器及铜钱，证实了中印间商贸路线经由西南印度的史实，为研究宋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环印度洋贸易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遗址出土的地中海及伊斯兰等地区的文物，证明其可能是中国与西亚、欧洲、东非等地区间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为了解10世纪以来印度西南海岸航路提供了重要证据。

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古代铜钱。故宫博物院供图

徐海峰表示，印度考古是故宫走出去考古的先导，开创了中国人参与印度考古的先河。跨越两个年度分别开展了时间并不算长的考古工作，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西南印度的文化遗存和中国文物分布状况，结合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进一步明确学术方向与目标。同时，积极发挥中国科技考古的优势，有效推进了当地田野考古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深度参与和广泛交流，增进了互信和理解，达成了诸多共识，为今后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走出去考古可贵的收获之一。

阿联酋考古

揭示我国古代陶瓷贸易对波斯湾地区的影响

2017年，故宫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政府古物与博物馆部建立联系。2019年正式签署“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三方协议”。2019年，联合考古队对阿联酋拉斯海马祖尔法遗址保护区内的阿尔努杜德和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工作，并在遗址区进行系统区域调查。

阿尔努杜德遗址第一季工作是考古试掘，自上而下所有地层中均有出土且数量最多的是当地生产的朱尔法陶等，出土少量中国外销瓷、玻璃器和铜币等。代表性陶瓷品种有明代龙泉窑青瓷。徐海峰分析，中国外销瓷的出土为认识该遗址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初步推断该遗址在14至17世纪前半叶，即中国元代后期至明代后期，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为人员交流的一个据点。

阿尔努杜德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故宫博物院供图

阿尔马塔夫遗址第一季工作是布方发掘，基本采用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方法。遗址有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生产的陶瓷器出土，中国瓷器年代集中于明中晚期至清代。

“故宫在拉斯海马朱尔法遗址区开展的考古工作，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理念、方法及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以中国外销瓷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较为可靠的遗址年代序列，有助于深入研究朱尔法作为波斯湾重要港口的历史演进轨迹，揭示我国古代陶瓷贸易对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徐海峰说。

2019年4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应肯尼亚基西大学的邀请，对肯尼亚东部沿海17处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对拉穆博物馆收藏的陶瓷器标本进行了初步整理。

斯瓦希里文化是东非沿海地带以海外贸易为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融合非洲本土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多元文化集合体。徐海峰认为，“依据清真寺建筑及进口陶瓷器的特点，可大致勾勒出斯瓦希里文化贸易的阶段性发展历程。”

斯瓦希里文化遗址内的建筑。故宫博物院供图

中亚地区考古

为研究丝路沿线城市分布规律提供了借鉴

2019年，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邀请，故宫考古研究所及多家国内考古文博单位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费尔干纳盆地奥什地区的遗产地点进行了实地踏查并开展合作交流。

“经过对各类文化遗存的考察，我们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有了初步认识。不同时期城市与人口迁移的迹象，反映了交通线路的变迁，为我们探讨及研究丝路沿线城市分布规律提供了借鉴。”徐海峰说。

此外，故宫考古学者还与德国考古研究院合作参与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考古测绘工作，深入了解了西方考古理念与测绘方法，加深了对希腊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走出去”考古，更有助于反观我们自身的文明

之所以故宫考古要“走出去”，徐海峰认为，这是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自觉担当。故宫博物院一直以来坚持开放、交流与合作的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外学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均取得积极成效，可以说“走出去”考古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是基于对紫禁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及价值的挖掘与研究。宫廷是直接推动中西交通开辟、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并体现国家意志的力量。那么，维系与操控其运行就有一套施令天下的制度，御用瓷器制度即是一个方面。因此，深入研究御用瓷器方可更好地理解和阐明以瓷器为主要交流实证的作用和意义。

“‘走出去’考古，放眼世界，体察不同的文明，以他者的视角，更有助于反观我们自身的文明，从而以更加平等、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理解与建构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徐海峰说。

新京报记者 郭薇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