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好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国企，上市公司的标准动作。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社会责任局。成立该局是为了“抓好中央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构建工作，指导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主动适应、引领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更好推动可持续发展”。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发布“2020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累计有1070家，占“两市”总上市公司的22.88%。相比于发布“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了358家。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郑琴琴告诉新京智库，国企（尤其是其中的央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可以作为引领者，带动非国企也加入到履行社会责任之列。因为国企、非国企毕竟是在一个生态圈中，国企的行为能够起到引领作用。

那么，近年来，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如何，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新京智库采访了国内多位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学者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社会责任”内涵外延在拓展

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有所区别。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21）》显示，针对中国企业300强（国企、民企、外企各100强）的调研结果显示，126家企业尚处于一星级水平、“旁观者”阶段（星级水平分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二星级、一星级，分别对应卓越者、领先者、追赶者、起步者和旁观者五个阶段）。相比2010年，这一数据呈下降趋势，从218家下降到126家，这说明更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并履行社会责任。从企业属性看，国企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最高，民企次之，外企最低。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刘海建告诉新京智库，“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最多的，这毫无疑问。”但为什么说国企履责好，是因为国企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说体现了国家意志，比如参与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希望工程、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等，同时，也是为了创造就业，实现社会稳定。

刘海建认为，民企履行社会责任多数是出于一种工具性动机。如果某一项社会责任可能增加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那么这家民企就可能会在捐赠上下功夫，但是对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希望工程、脱贫攻坚这些，大多数民企是无意愿也无能力参与的。大型民企例外。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辛杰则对新京智库表示，因为履行社会责任不在法律的强制范畴，导致了不同属性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呈现层次不同的现状。比如，国资委监管的国企就会参与履责的情况更多，大型非国企则因企业家的个人喜好而参与程度不同。至于中小企业则由于自身还处于生存发展阶段，自然就难以参与到广义的社会责任行动中。

辛杰介绍，在他参与调研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履行社会责任的领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有的企业家推行孝文化，因此在这方面有很多动作，比如给职工父母发放行孝资金；也有的企业在推行儒家文化。所以，民企履行社会责任相对而言更加个性化，这与国企和外企都有不同。

“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对新京智库说，这反映出更多企业的担当。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即企业把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开始同步发展，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一个发展目标进行重新定位，以更加完整地实现企业发展使命。

陈劲认为，这也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之后，企业也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再局限于产品、服务本身，企业的盈利也越来越与国家战略需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叶胥告诉新京智库，这说明我国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在进一步拓展：从最初的经济责任、消费者责任拓宽到更加丰富、多元的范畴。像在脱贫攻坚战中，很多企业所履行的社会企业责任，就不只是针对消费者或者单纯的经济方面。

郑琴琴认为，企业响应国家号召整体规划有序推进社会责任，也是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弱到强的过程。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工作。这与国外的企业重点关注公司业务，做一些周边社区等类型的社会责任有所差异。“这是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特点。”

国企发挥引领者作用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21）》显示，从不同责任议题来看，中国企业300强在政府责任、股东责任、伙伴责任、绿色管理、社区责任五个维度均达到三星级水平，处于“追赶者”阶段；在绿色运营、安全生产、客户责任、绿色生产、员工责任和精准扶贫六个维度达到二星级水平，处于“起步者”阶段。

其中，国企100强在各项责任议题上的表现均优于民企100强和外企100强，且国企和民企的责任议题披露重点基本相同，即倾向于披露政府责任、股东责任等方面信息，而外企更加注重伙伴责任、社区责任、绿色管理和绿色运营等议题信息的披露。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冉戎对新京智库表示，不管是从资源占有、职能，还是使命来说，国企都与民企和外企不同。国企应该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国企很多时候也是政府职能的一个延伸，通过国企这个平台去做一些公共事务。

冉戎介绍，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经历了一个演化阶段，从刚开始的错位，到缺位，再到现在的重新定位。比如，更多的国企认为他们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和政治基础，是国家的中坚力量，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政治命脉。

同时，国企还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排头兵、先锋队。比如在油、气、电力、航空、航天和电信等领域，国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社会保障作用。再如新冠疫情、洪灾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国企的担当很重要。“这个时候更需要国企冲锋在前，发挥榜样力量。”冉戎说。

“国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这是一个好现象。”郑琴琴认为，国企可以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引领者，带动后续一些非国企加入到履行社会责任之列。

履行并做好社会责任也是国企的应有之义。2007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倡导中央企业应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叶胥介绍，现阶段我国国企履行社会责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经济责任（包括维护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参与国家战略中的社会责任（比如国企参与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建设、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等）和社会职能的责任（包括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

在湖南大学企业社会责任及劳动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谢玉华教授看来，国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走在前列，其企业社会责任更多与国家、地方政府的战略相关，在近年的“精准扶贫”“同心抗疫”“一带一路”“低碳环保”等方面都有积极作为。

谢玉华告诉新京智库，外企的企业社会责任通常与其企业战略相关，是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用自己所长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创造出企业与社会的共享价值，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聚焦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02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提交了一份“促进民营企业深入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建议”。雷军建议，适度放宽企业基金会注册门槛及业务范围限定，帮助企业提升从事公益事业的专业化水准；制订三至五年服务改革方案，强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专业指引与服务；探索新型捐赠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公益创新。

新京智库梳理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公益基金会参与到灾难救援等公共事务中。比如，2021年7月20日，在河南特大暴雨灾害中，据不完全统计，仅第二天就有16家企业冠名（或以企业家名义成立）的公益基金会出资捐赠。

刘海建表示，设立公益基金会参与慈善、公益事业，这体现了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相较之下，小型企业很难做得到。大型企业以这种形式履行社会责任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要做好，“在目前的环境下也挺难的。”

冉戎亦认为，企业通过设立公益基金会形式履行更多社会责任，这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企业如果请NGO（非政府组织）或委托相关代理人，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相反，企业如果有能力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也不违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基本准则，组建一支专业队伍，就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但郑琴琴认为，做社会公益并不是企业擅长的事。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说，企业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经济效益。如果还要让他们去从事公益事业，可能并不一定比专业的基金会更加高效。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利于企业更专注业务发展，同时也促进整个社会的公益事业发展。当然，企业设立企业基金会也能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这可能也是企业设立公益基金会的一个动力。

   作为创新领域的领军学者，陈劲则认为，企业还是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进行产品研发、产业布局，以及对未来技术、产业不断探索，承担起我们民族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在陈劲看来，一家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是高端还是低端，与企业文化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海尔、方太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模式的输出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记者 | 肖隆平 查志远 

实习生 | 金思含

编辑 | 查志远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