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的梅格纳河吞噬了拉西达·贝古姆的家园，她不得不离开位于孟加拉国东南沿海地区诺阿卡利的家，被迫迁移到孟加拉国第二大城市吉大港。

贝古姆在一个用于容纳气候难民的非法贫民窟租了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棚屋，此后与四个孩子及丈夫蜗居于此。

“我们身无分文，除了这个人满为患的贫民窟，完全无法负担一个更好的住所。”贝古姆日前对《苏格兰人报》无奈地表示。

贝古姆显然并非个例。

在孟加拉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因为气候灾难被迫迁移，其中绝大部分都涌向了首都达卡和第二大城市吉大港的贫民窟。

这个有着1.7亿人口的南亚国家，其历史碳排放量微乎其微，但它却成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越来越频繁的飓风和热浪、严重的洪灾、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正在摧毁孟加拉国数百万人的生活。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到2050年，大约将有1330万孟加拉人成为气候移民，占到南亚国家全部移民的37%。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不断加重，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相关的自然灾害被迫逃离家园。这个群体多被称之为“气候移民”，但也有人以“气候难民”称呼他们。而联合国难民署则将其称之为“在气候变化和灾难背景下的流离失所者”。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日前刚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多位专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以继续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但是，大会在推动发达国家帮助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补偿其因气候变化遭受的损失等方面仍显不足。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我们需要所有国家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以避免因为气候紧急情况而产生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联合国难民署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安德鲁·哈珀（Andrew Harper）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呼吁。

当地时间7月28日，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地区，罗兴亚难民营地遭洪水和山体滑坡。/IC photo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通常将移民作为一项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策略。但是，快速升温的气候需要我们提出新的对策，以确保移民是一项选择，而不是一个必须。”11月11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赫里亚在COP26关于气候和移民问题的会议上强调。

然而，对于像贝古姆一样的人而言，他们的迁移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无奈。

据美国非营利环境新闻网“气候内幕新闻”报道，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0年流离失所的超3000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逃离洪灾、野火、干旱和热浪等气候灾害的人。

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近年来逃离故国的人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因为加剧的帮派暴力，也是因为干旱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导致他们难以继续种植作物。在非洲萨赫勒地区（Sahel），致命的洪灾、食品短缺和暴力将越来越多的人“逼”出该地区。在加勒比地区，大型飓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摧毁当地人的家园，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

非洲萨赫勒地区。/IC photo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

世界气象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平均每年大约新增2300万气候难民。仅2020年前半年，大约就新增了1000万，其中来自亚洲、东非的尤为多。大部分人都是在本国内迁移。

世界银行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未来30年内，全球将有超过2亿人因为极端天气事件或环境缓慢降级而移民。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则给出了一个更令人心惊的数字。其202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50年，全球范围内将有12亿人因为气候相关的灾难流离失所。

“在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数十年无明显成效之后，我们亲眼目睹了气候变化对最脆弱群体的巨大影响。”哈珀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哈珀接受采访时正在英国格拉斯哥参加COP26会议，他在会议上重点强调了气候变化对流离失所者造成的影响。

据他介绍，联合国难民署授权难民中的90%、国内流离失所者中的70%都来自那些处于气候紧急情况前线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是危机之上的危机。”哈珀强调，气候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它们会加剧一个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放大冲突、贫困、粮食不安全等威胁，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家园。

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气候移民，或者说气候难民越来越多，最终反映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非常贫困、应对灾害能力较弱的国家，气候变化给它们的人民带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而危机的叠加更是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刘君言介绍，2020年初，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变化，非洲东部暴发了蝗灾，蝗灾又引发了粮食危机，之后又遭遇前所未有的洪水，再加上新冠疫情，该地区陷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中，由此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难民。

“我们在谈论难民的时候，不仅仅指的是他们遭受的灾害，更是指他们背后严峻的社会经济结构性危机。”刘君言解释，气候变化带来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单一性的威胁，它已经成为一个复合性风险——当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危机、生态系统危机相互裹挟，政府、人民都很难快速从这个危机中恢复过来。

视线转到西欧国家比利时。

今年夏天，欧洲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洪灾，超过200人因此遇难。洪水过境后，家园被毁、淤泥堵塞，现场一片狼藉。

比利时人伯纳黛特·李曼斯回想起三个多月前的那场洪水，仍然感到心悸。她对欧洲新闻网表示，“我感觉我成了气候变化导致的一个‘气候难民’——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

“洪水开始从道路那边涌过来时，我们决定在家门前堆沙袋……随后洪水开始淹没停车场，我们将垃圾箱抬高了一些。直到那时，我们甚至觉得还挺好玩儿。”李曼斯回忆称。但到了当天下午稍晚，当地人都被快速上涨的洪水惊呆了，大家不得不快速收拾行李准备撤离。

当地时间7月25日，比利时迪南遭遇洪水袭击后，现场满目疮痍。/IC photo

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这样的自然灾害生平罕见。十余个欧洲国家在这场洪灾中出现人员财产损失，其中德国、比利时受灾最为严重——德国死亡人数达到196人，比利时42人。像李曼斯一样在洪灾中失去家园、被迫迁移的人也不在少数。

“气候难民问题确实和当前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密切相关。”刘君言分析，一般而言，“气候变化前线国家”问题会更为明显，他们一方面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显著，另一方面应对灾害的能力比较弱，这就导致他们在应对气候灾难时常常会束手无策、灾后恢复也更为困难，因此出现的气候难民会更多。

“但是，没有人可以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之下独善其身。富裕国家的灾害应对能力可能会稍好一些，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极端气候灾难，也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刘君言表示。

事实上，就在COP26刚落幕的近几日，加拿大、美国等北美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极端降雨，道路被淹、电力供应一度中断，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正在发生。

当地时间11月16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生洪灾。/IC photo

哈珀也强调，气候变化对于全世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民都是紧急情况，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这场危机中幸免。“目前，全球升温已达到1.1℃，很多发达国家都在竭力应对洪水、飓风、干旱和森林火灾带来的影响。”

但是，哈珀认为，最需要关注的仍然是已经生活在危机之中，或是正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中的弱势群体。东非的萨赫勒地区、中美洲的“干旱走廊”（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家）、南亚、中东等地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我们最担心的是，气候危机正在加剧冲突、贫困、粮食不安全等威胁，而这些威胁将让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哈珀表示。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政治学和环境政策教授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n）称，气候变化或将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大批难民将自亚洲、非洲涌入欧洲。

然而，要成为受法律保护的“难民”，却并非易事。

为了以难民身份留在新西兰，泰蒂奥卡挣扎了许多年。

2015年，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公民爱奥尼·泰蒂奥卡和家人向新西兰提出了避难申请，其理由是，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基里巴斯这个岛国的存在。

新西兰最高法院认可了泰蒂奥卡的观点，但拒绝了他的申请——理由是，他回国后不会受到迫害。于是，泰蒂奥卡和妻子、孩子被驱逐回基里巴斯。

泰蒂奥卡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OHCHR）发起上诉，认为新西兰驱逐他们的做法侵犯了其生命权。由此，OHCHR去年1月作出了首个个人因气候变化影响寻求庇护相关的判决，称各国不得驱逐生命权因气候变化而受到侵犯的个人。

但对于泰蒂奥卡的个案，OHCHR认为，虽然基里巴斯确实面临严峻的问题，但该国已采取了足够的保护措施，因此基于当时的情况，新西兰法院的判决并未违反泰蒂奥卡的生命权。

在气候难民问题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这个判决可以说是标志性的。OHCHR专家Yuval Shany称，虽然泰蒂奥卡的个人案件未得到解决，但这一判决“设定了新的标准，或许可以推动未来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避难申请获得成功”。

事实上，“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一词并未得到国际法律认可，也没有哪个国家会为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避难或是其他法律保障。他们被称为“气候变化被遗忘的受害者”。

“因为气候原因被迫迁移的人享受到的法律保护非常有限……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政府必须为这些人群做些什么以保护他们。”国际难民救助项目气候流离失所项目战略师、律师Ama Francis对“气候内幕新闻”表示。

哈珀解释称，联合国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定义的“难民”是，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政见等担心被迫害而跨越国境的人。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扩展到逃离“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事件”的人。

但是，截至目前，大多数因为气候变化相关事件被迫逃离家园的人都留在本国境内。哈珀指出，除非出现了气候变化影响和武装冲突暴力等相结合的情况，他们也许可以满足国际或地区关于难民身份的标准，从而获得难民身份。

当地时间9月24日，美国加州山火持续肆虐。/IC photo

事实上，近些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为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者提供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但截至目前仍未能达成实质性的、有约束力的协议或举措以应对气候难民问题。

即使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气候变化协定——2015年的《巴黎协定》，也仅是成立了一个气候移民问题工作组，但并未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任何具体的法律保护。

在今年的COP26上，“气候前线国家”发出了他们强有力的声音。许多太平洋岛国提出，气候变化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正在吞没他们的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做出更多的承诺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11月8日，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苏丹诗人埃姆蒂塔尔·马哈茂德发布了一首新诗《我们的土地》（Di Baladna）。为了这首诗，她和许多来自气候危机前线国家如孟加拉国、喀麦隆、约旦等国家的难民进行了交谈，他们代表着众多因为严峻的气候危机而流离失所的人。

“11岁时，我看着邻居的房子在眼前倒塌……我们的国家已经陷入混乱，现在地球也开始清洗我们。”

马哈茂德通过诗歌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加速行动以应对气候危机，同时为那些因气候变化背井离乡的难民提供更多的支持。

“过去的国际气候治理，大家谈减缓多、适应少。而适应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这些危机，包括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而流离失所等。”刘君言表示，适应问题在这次大会上被更多地讨论和关注，是国际社会迈向解决气候难民问题的一个起步。

不过，从实际的谈判内容和最后通过的条款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适应、灾害应对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仍然巨大，这对于减少气候难民显然并非一个好消息。

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于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越来越重视。联合国难民署此前宣布，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性流离失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性危机”。

11月7日，该机构又明确指出，气候危机和被迫流离失所之间有“明显的关联”，呼吁各国领导人将承诺转化为行动，帮助那些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减缓气候变化对最脆弱国家造成的损失和伤害。

从联合国难民署的角度而言，其也在加速行动。

哈珀表示，联合国难民署目前正在支持各国制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流离失所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我们正在加快行动，一方面通过更多的环保措施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帮助流离失所者和他们的国家抵御气候冲击，这样我们才能为未来因气候变化引发的人口流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他强调，“对于世界上成百上千万人民而言，气候变化已成为日常事实且仍在加速，我们需要切实的、快速的行动以避免出现气候危机最糟糕的后果。”。

“火还是冰，这个世界将如何终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希望不是在我们这一代，也不是在下一代。”马哈茂德诗歌的结尾这么写道。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