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陈琳）《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第一批）》日前已结束为期30天的公示，将正式对外公布。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告诉记者，第一批保护名录中确认老地名583处，其中，与中轴线相关的老地名共有273处。

奚大龙正在进行中轴线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研究，据他介绍，北京中轴线是展现中华文明独特魅力，传承历史文脉与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期间历经七百余年规划建设，沿线文化地标众多，文化资源底蕴丰厚。据统计，在与北京中轴线相关的包括大栅栏街道、景山街道、天桥街道、什刹海街道等八个街道中，初步列入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的老地名共有273处，其中明朝老地名77处、清朝老地名175处、民国老地名21处。

北京老地名历经三次大规模更改潮

奚大龙表示，在我国老城区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老地名保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资料图

老城区的地名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往往以建筑、传说、城市规制、民俗文化等形式直观地展现出来，并且传承至今，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因此保护老地名就是保护城市的历史文脉，同时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因此，蕴含了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的老地名，可以积极承载城市乡愁情感与文化记忆，对于包容城市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的文化韵味、温润百姓的精神世界，均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一些老地名逐渐消失是不争的事实。奚大龙介绍，北京老地名曾历经三次大规模地名更改潮。

第一次更名潮出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大规模雅化地名活动中，不少原本命名粗俗不雅的胡同被更换了发音近似的新名，如裤腿胡同改为库堆胡同；小脚胡同改为晓教胡同；棺材胡同改为光彩胡同。这一时期，近300条胡同更改名字，其中不少沿用至今。

第二次大规模更名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开展街巷胡同地名整顿工作，为区分一些重名胡同，将部分胡同用东、西、南、北、大、小等加以区分，同时一些小胡同被合并到大的街巷胡同之中。这个时期胡同数量减少近500条。

第三次发生于“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例如张自忠路改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文化大革命’后，北京市将绝大部分地名改回了之前的名称，但仍有14条胡同地名至今没有恢复。”

进入新世纪后，北京市仍有部分老地名更名问题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议论。如北京市在首都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撤销崇文区、宣武区等老行政区域名称，就颇受争议。“我个人认为，在地名命名、更名过程中应持续加强研究，弄清地名产生原因，形成历史与演变根据，增强命名与更名的科学性。”奚大龙说。

老地名保护并非僵化不变，应该与时俱进

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表示，北京的地名源远流长，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这个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老地名并非一些人想象的僵化不变，而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好像打开一本北京的发展历史。这也跟北京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不断有新北京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活力的体现。

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资料图

高巍认为，老地名的保护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要求。“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明朝永乐年间建北京城时，在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纪念堂所在的位置，建了皇城最外面的一座门，叫做大明门，清代改成了大清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后，这座门又改成中华门。”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一些胡同也曾经改过名字，比如一些胡同名字中包括有民族歧视的含义，后改为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名字。而且由于历史发展，比如现在的美术馆后街、文学馆路，都打上了新的时代印记。

此外，一些地区由于原住居民整体搬迁后，区域的功能变了，景观建筑发生变化，地名也相应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我居住的CBD地区，以前肯定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表示，地名随着环境的变化在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保护了。“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一个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但无论怎么变化，老地名的变迁应该记录下来，应该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建立包含地名名称、来历、沿革、含义、地理信息在内的完整数据库，方便后人了解这个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

新京报记者 陈琳

见习编辑 刘茜贤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