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吉拉”这个名字，叶如陵听了30多年。在藏语里，“阿姆吉”意为医生，“拉”是表示尊称的敬语。

援藏31年，叶如陵走过西藏40多个县，为西藏最大的医院填补了脑外科的空白，促成了一批又一批医生进藏支援，两次放弃调出西藏的机会。退休后，他回到北京，拒绝了多家医院的高薪聘请，在社区中为居民义诊，一做又是20年。

青藏高原带来的影响“刻”在了他身上。患上静脉曲张的血管像一条条蜈蚣一样趴在他左臂，这是多年操刀手术留下的后遗症；高原缺氧导致他原本就不太好的听力又差了几分，屋子里的人多了，助听器里的声音就会格外尖锐，他只能侧着头使劲听。

叶如陵今年已经81岁了，却从没想过什么时候真正“退休”，他说，“只想做一辈子志愿者。”

因为静脉曲张，叶如陵手臂上的血管凸起，这是长期做外科医生留下的职业病。新京报实习生 吴静涵 摄

“如果学成没有回藏，我这一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上世纪70年代的进藏路，如今81岁的叶如陵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西藏没有通铁路，也没有柏油马路，进藏需要坐火车到西宁，再换乘解放卡车，走过坑坑洼洼的“搓板路”，光是到拉萨就需要半个月。

1970年1月2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23名医护人员，应周恩来总理“最高学府也要支援边疆”的嘱托踏上了进藏之路。叶如陵和新婚3个月的妻子张玉凤也在其中。

叶如陵和妻子被分配到了距拉萨近千公里的昌都类乌齐县马查拉煤矿工作。煤矿生活区海拔4800米，只有木板房，因为缺氧，叶如陵的眼睛充血、嘴唇青紫。他患上了高原红细胞增多症，这种病会导致血液黏稠，容易发生血管梗阻。

每天采矿时，叶如陵还要跟着煤矿工人一起上到海拔5240米的矿区为他们看病。工人们总是从矿井下捡拾一块好煤装在衣服口袋里，下山途中放在叶如陵家门口，以此报答他。

在煤矿工作三年后，叶如陵本有机会调回北京，西藏卫生厅的领导找他谈话，想让他留下来。“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医生，北京太多，而西藏太少，他们需要我们。”

1973年，叶如陵夫妻被调回拉萨，分配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工作。

这个当时西藏最大的医院，在叶如陵看来，也只能达到县医院的水平，只有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基础科室，医生也细分不出门类。病患中，青藏公路通车后增多的车祸脑外伤患者占了很大部分，但由于没有神经外科医生，其他学科的医生不敢给伤者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脑外伤死亡率很高。197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院长推荐叶如陵前往上海瑞金医院进修一年。

在上海，叶如陵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生了两年零九个月的女儿。1972年，叶如陵和张玉凤的女儿在北京出生，孩子出生后不到100天，张玉凤就回西藏了，只带回了一张孩子的照片给丈夫看。女儿从小到大和父亲并不熟，这成了叶如陵心中的一个痛。

1976年，叶如陵从上海瑞金医院进修结束的时候，有机会留在上海，但他又一次拒绝了，“如果学成没有回藏，我这一辈子心里都过不去。”叶如陵回到西藏人民医院，创建了神经外科。

1973年，叶如陵背着医药箱准备为马查拉煤矿附近的牧民看病。受访者供图

“我的学生满西藏，这让我很骄傲”

1980年7月31日晚，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接收了一个严重撕脱伤的病人。18岁的张晓萍在发电厂工作，头发被卷进机床，连带着整个头皮被撕掉，右眼和右耳都被撕伤。

张晓萍只记得自己昏迷了很久，醒来后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叶如陵。在长达半年的治疗中，张晓萍几乎每月都要做一次植皮手术，叶如陵就每天站在旁边为她换药。他用医用棉一点一点把她头上的纱布蘸湿，再揭下来，如果手有一点抖动可能上次植皮手术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

很长一段时间，张晓萍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思。“叶叔叔每天都和我说，你现在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等之后你可以戴各种各样的假发，什么颜色都可以。”

后来张晓萍被转到上海的医院继续治疗。每个月，她都会收到叶如陵的来信，信中她的叶叔叔会问她治疗的情况，家里有没有困难。如果太长时间没有收到回复，叶如陵还会向她所在的医院或宾馆发一封电报。

张晓萍记得，父亲经常对自己说一句话：“叶叔叔是我们家的恩人，你就是对我不好，都要对你叶叔叔好。”此后逢年过节、外出旅游，张晓萍都要寄些礼物给她叶叔叔。

在西藏的31年间，叶如陵救过无数个张晓萍，或坐医疗车或骑马走过了西藏70多个县中的一多半，还曾拽着马尾巴翻越过6000多米的高山为小县城中的孕妇接生。他也收获了藏民的感激和尊敬，留宿藏民家时，火炉旁最暖和的位置是他的，最好的糌粑和酥油茶是送给医疗队的，“我们给藏民做手术，有的家属会提一瓶暖和的酥油茶，在手术室外面等着，我觉得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谢礼。”

1984年，叶如陵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副院长。那时候，与他同批进藏支援的医生只剩他和张玉凤二人。叶如陵做了一个决定：回北京寻求医疗援助。

“我告诉中国医学科学院，别的我不要，只希望能有人才一起援藏支援我。”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医学科学院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签订了10年的对口支援协议，结束后又进行了续签。

在叶如陵和一批批援藏医生的建设下，1998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成为西藏唯一一个三级甲等医院，医院带有高原特色，拥有医疗、保健、预防、教学等功能。叶如陵先后被西藏民族学院医疗系和西藏大学医学专科学校聘为兼职教授，“我的学生满西藏，这让我很骄傲。”

2000年10月，60岁的叶如陵退休了。离开的时候，西藏与他来的时候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西藏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据西藏自治区卫健委消息，截至2019年，西藏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1岁，比和平解放初期（即1951年）统计的35.5岁，翻了一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研究高原医学，叶如陵在街上为藏族同胞测肺活量。受访者供图

“社区有这样一位好医生，是福气”

退休后的叶如陵回到北京，多家医院听闻后向他抛来橄榄枝。他记得有个医院说：“只要把您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挂医院墙上，我们给您开高薪！”叶如陵觉得，这和他想象中单纯的医疗环境不一样，就一一婉拒了。

萌生为社区居民义务看病的念头源于一位老人的求助。那是2001年冬天，他因为长期在高原生活回到北京后出现了“低山反应”，每天需要适度锻炼。有几天，他没出门锻炼，再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跟他说，“我听说你是医生，在这里等你两天了。”

叶如陵给他看了诊，告诉他高血压要服药控制，从那之后他开始义务为社区居民看病，家里的电话成了社区的“热线电话”，还时不时去空巢老人家中探望、上门看病。

社区中有一名患有老年痴呆的86岁老人，叶如陵经常去探望他。一次探望中他发现老人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便对他81岁的老伴说“快把孩子们叫回来吧。”当晚，他放心不下再次前去探望，发现老人已经离世了，他的老伴哭晕在一旁。叶如陵赶忙烧了热水，帮助老人擦身、换衣。当看到老人干净地躺在床上，他的老伴向叶如陵深深地鞠了一躬。

相比医院来说，叶如陵的作用更像是一个“指南针”，他会告诉人们去做什么检查，化验单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叶如陵记得自己曾遇到一个寻医两年未果的病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他。他在病人腹部听到了一处异常的血管杂音，“我让他赶快去医院做腹部CT。检查发现他的腹主动脉上有一个巨大的动脉瘤，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不及时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

名声口口相传，找叶如陵咨询的人越来越多，经他“指点”，再去医院看病时能更加对症挂号、描述病情。有时叶如陵给出的初步诊断和医生的完全一致，连医生都说，“你们社区有这样一位好医生，是你们的福气。”

2007年，朝阳区红十字会准备在西坝河西里社区设置一个志愿服务点位，并给社区赠送了一台医用房车，叶如陵就此成立了“红十字博爱小屋”，将看诊的地点固定了下来，社区的居民都称它为“爱心小屋”。

2019年，西坝河西里社区纪委书记张丽华开始协助叶如陵“爱心小屋”的工作。那年，社区所在的香河园街道将经年失修还有点漏雨的房车更换，在原址盖了一间小屋，每年给予“爱心小屋”2万元活动经费。

叶如陵在“爱心小屋”为居民测血压。受访者供图

“别人还需要我，感觉很幸福”

北京联合大学毕业生韩丽是2012年认识的叶如陵。当时她正读大一，叶如陵是他们学院的校外辅导员。

韩丽在叶如陵的“爱心小屋”做志愿者，跟着他一起给老人量血压、测血糖，也听到了叶如陵与西藏的故事。2016年毕业的时候，接到学校招募大学生去西藏工作的通知她几乎没怎么犹豫就报了名。

叶如陵很支持她的想法，告别的那天，特意穿了自己那件挂满奖章的衣服，“叶老说那是他在重要场合才会穿的衣服，他要和我合照，给我留个纪念。”叶如陵又嘱咐了一遍，在高原上不能感冒，要带上高压锅……

今年是韩丽在西藏做扶贫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在叶如陵的影响下，北京联合大学有十几个学生前往西藏、新疆等地工作。“韩丽和我说，她去对了。西藏缺人才、缺科技，他们要把新思想新科技带过去。”叶如陵说。

8月27日上午10点，叶如陵与老伴张玉凤在“爱心小屋”为老人测量血糖。新京报实习生 吴静涵 摄

2011年，叶如陵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想为大家再多做点事。通过这么多年的义诊，叶如陵知道，社区里的糖尿病患者不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区里6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占全部60岁以上老人的9.6%。

叶如陵想利用“爱心小屋”给社区糖尿病患者做定期检测，从那之后，他每两周就会为居民测一次血糖。

餐前血糖需要一早就测，叶如陵将时间定在了6点40分，这样他就需要不到6点吃完早饭，往往到达“爱心小屋”时，居民早就排起了长队。

消毒，抽血，年纪大了，叶如陵的动作慢了许多，老伴张玉凤怕他忙不过来着急，每次都会陪他一起给大家测餐前血糖。有常来的居民熟悉了流程，自己用酒精给手指消毒，叶如陵就轻轻煽动手掌，让多余的酒精挥发掉，这样测得更准。他还习惯当着居民的面换上新的针头，好让他们放心。

他对患者总是安慰，“城市居民缺的不是医疗资源，而是心理安慰。通过我介绍，他们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变好，也就大大减轻了思想负担。”

去年，在叶如陵的带领下，社区为47位老人做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41人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这个数据证明了我们这几年控制得比较好。”

在社区志愿服务20年，叶如陵没有拿过社区一分钱，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钱真的不重要了。作为一个80多岁的人，别人还需要你，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吴静涵

编辑 刘倩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