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1918年11月底，河北乐亭人李大钊在北京汉花园大街北大一院119室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彼时的他不会想到，这间位于一层东南角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会成为众人受到召唤的膜拜之所。

汉花园大街，即今之五四大街;北大一院，即今之北大红楼。旧物宛然，斯人已逝，旧邦新命，风雷激荡。

复原后的119室，沉稳安详，前来探访者甚至都会调整呼吸。一本复制的1919年台历，纸页已泛黄卷曲，时间停留在5月4日。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被师生戏称为“饱无堂”。在这里，大家言所欲言，穷极义理，“总以讨论尽兴为止”“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

与“饱无堂”相对应，二楼国文教员休息室则被称为“群言堂”，同样的畅言无忌，同样的学术自由。所有人，或低头著述，或抬头议论，砥砺着，激荡着，也冲刷着。

论天下大势，寻民族出路，挟时代风雷，在这座砖木结构的红色楼房里，在每一个大时代的人心里。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办理图书借阅，找寻救国救民的出路;李大钊在这里写下《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纪元》等文章，开始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这里编辑《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大幕，影响了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

那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时代。各种主张、批评、坚守、力行……纷至沓来，人们都感觉到了变化就要发生，人们都在做思想上的准备以拥抱即将到来的变化。

一个成熟太久亦郁积太久的文明体，一个新机将至而旧习俨然的大时代，就这样，与一群敏于感知且乐于行动的先行者正面遭遇。冲撞不可遏止，变革浩浩荡荡。北大红楼里不灭的灯火，是那个时代的瞭望塔，也是整个社会风起云涌的微缩景观。

从北大红楼出发，打破“非人主义”追寻人本主义;从北大红楼出发，经由不妥协的文学革命而走向社会革命;从北大红楼出发，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北京共产党小组、共产党北京支部相继成立，一大批先驱者开始觉醒并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时代的开始从来不会悄无声息，其后的辉煌也每每让人心旌摇荡，但在当时人们那里，却往往意味着艰苦的思索、艰难的爬坡，甚至不免流血和牺牲。站在100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望北大红楼，回望那个觉醒的时代，回望那一批热血志士寻路中国的历程，无疑会有高山景行的深切感受。

《觉醒年代》剧中有一场辩论，意味深长，胡适问李大钊：社会主义是德国人发明的，德国人都不信，法国人按照社会主义理论搞巴黎公社，失败了;英国人欧文在美国搞社会主义试验，破产了。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骗局，你们凭什么说它能救中国?李大钊说，我相信，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

预言终成现实，而北大红楼就是见证。亲爱的，让我们一起走进北大红楼，讲述人物故事，纵览时代变迁，汲取精神力量。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比之于北大红楼，则是《国际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是《黄河大合唱》，是《五月的鲜花》……北大红楼开，中国新命来。

是为编辑絮语。

文/喻辛 

编辑 刘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