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生活为什么过得如此贫困，甚至死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

东城区福祥社区花园，李大钊的故事在师雪起的讲述下向听众“铺开”。他的脸上已布满皱纹，但站得笔直，党徽就别在西装上。讲到动情处，他的声音越发洪亮，脖子上的筋凸起，手抬起来跟着比划。

今年69岁的师雪起是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团长。他已经带领“银发”宣讲团走过了八年有余，平日主要讲述党史和党员故事，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讲过近千场，听众达5万人次。

“银发”宣讲员共有一百多人，平均年龄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今年已经89岁。

宣讲员普遍面临着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师雪起的应对方法很简单——每篇稿子要背100遍以上。他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大声地念，自己讲的同时录音，再和原稿对比看差在哪里。

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宣讲员李征在八年前加入的时候就有了答案，“我是退休人员，但当我站在讲台上，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还能发挥点作用。”

5月13日，师雪起在北京福祥社区宣讲李大钊的故事。来源：东城区委老干部局

老干部宣讲团的“十八罗汉”

凌晨两点，师雪起的家中。

他还点亮台灯，伏案用笔圈画批注修改意见。他没休息，妻子昌燕洁也睡得不踏实，起身为师雪起温了杯牛奶。作为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团长，他经常要修改撰写一些宣讲稿，有时时间要求紧，稿件一多，这个临近古稀之年的老人经常要熬到夜里一两点。

“我经常说，你年纪也这么大了，悠着点，该休息就休息吧。要不明天又会头晕。”妻子的话，他听到了，但还是做不到，只会继续打开书本，参考史料修改稿件。

宣讲团的故事要从2012年底说起。

那时候，党的十八大闭幕，东城区委老干部局准备组织一些刚刚退休的，有一定理论基础并爱好宣讲的老同志，通过宣讲带动大家一起学习十八大精神。于是在次年的1月23日，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在老干部局成立。

“我们希望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他们虽然已经退休，仍能发挥正能量。” 师雪起说。宣讲员由退休老党员组成，开始只有七八个人，到现在共有18位，团内俗称“十八罗汉”。

李征也是首批加入宣讲团的成员。她记得，几个人第一次在老干部局碰面时，几乎是面面相觑。“什么叫宣讲？怎么宣讲？”在大家的脑海里，基本没有“宣讲”这个概念，只隐约知道，这和朗诵不一样，“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到东城区委宣传部学习宣讲，师雪起还去北京市的百姓宣讲团取过几次经，回来再和其他人分享。“一分钟吸引人，三分钟感动人，五分钟鼓舞人，七分钟启迪人……”他一点一点学习再教给他们。

在李征的印象中，因为她和师雪起都学过朗诵，平时其他团员就给他们打电话请教。他们经常约时间聚在办公室里改稿，进行小范围试讲，询问“你们觉得我讲的语气上到位吗，感情怎么才能表达出来？”

试讲的规矩也从创立之初保留到了现在，每隔一两个月，宣讲团都要进行一次集体的培训和探讨。每篇要讲给观众的稿子都要提前试讲，每个人都像“论文答辩”一样地在“十八罗汉”里“过审”。

宣讲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2013年的春天，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在东直门街道进行了第一次宣讲。

“街道里有一个新中西里老干部学习小组，他们感觉效果不错，正好我们组建了老干部宣讲团，于是一拍即合在那里进行了第一次宣讲。” 时任东城区委老干部局政治待遇科科长的祁富忠回忆道。

那场宣讲来了上百人，李征打头阵。“从内心来讲，并不是紧张，而是有点激动。”李征自小参加各大朗诵演出，但是宣讲还是头一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退了休的人，但站在讲台上，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还能发挥点作用。”

宣讲的题目她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用爱托起心中的中国梦》，讲的是她原单位离休干部的故事。第一场宣讲，北京市电视台闻讯而来对他们的宣讲进行了录制。

师雪起说，讲得多了，宣讲的感觉就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讲到能触动人心的时候，会场里会很安静，当有听众眼神飘离，或是耷拉着脑袋的时候，师雪起也都知道。他会设置一些小话题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有时社区老党员带着自己的学习笔记来宣讲，师雪起就把他的学习笔记随机分发给在场的居民边听讲边翻看，“我感觉这样贴近感更强。”有时少先队员即兴宣讲之后，他会有感而发，带头唱一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底下的居民也跟着唱起来。

针对不同的对象，演讲稿也会做适当的微调。

给社区居民们讲李大钊，师雪起会直接讲“李大钊的用钱之道”。李大钊当时的工资很高，他一个月的工资有120块银元。那时候，400块可以在北京买一处四合院了。他的钱都花到哪去了呢？其实是给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有北大的贫困学生。把故事讲出来，大家都能明白内涵。

而在机关单位里宣讲时，师雪起会告诉他们，李大钊除了日常的简朴之外，被反动军阀抓捕之后，仍然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是党员们应该拥有的精神力量。

后来在宣讲总团的带动和影响下，各个街道也成立了分团，加上“名誉”宣讲员一共超过100人。他们先后到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进行义务宣讲近千场，听众达5万人次。

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团长师雪起在进行宣讲 来源：东城区委老干部局

记忆力减退，每篇稿子背一百多遍

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成立四个多月后，逐渐步入正轨。因此前的宣讲“一战成名”，各单位、街道、社区、学校的邀请纷纷而来。团员的日程都排得很满，甚至两三天或者一周就有一场宣讲会。

这时团长师雪起突然感觉自己说话有点憋气，说话没有那么清爽。

去医院检查发现，他的甲状腺结节明显变大。“最大的5.1公分，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大。”结节已经严重地压迫气管，出现了气管左移气道变窄的情况。经过专家会诊，得出的结论是：尽快通过手术治疗。

手术也有很大的风险，可能会碰到喉返神经。喉返神经直接关系到发音，如果喉返神经出现损伤，今后说话都会沙哑。但是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结节可能往癌变的方向发展。“医生和我说，在做手术把结节切出来之前，判定不了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恶性和良性的概率都在50%左右。”

“这个时候我不能停，我先继续讲，讲到不能讲了我再去做手术。”师雪起做下这个决定。

他的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母亲和妻子都在劝他，还是应该先做手术，“他比较固执，坚持自己的决定。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和医生讲，能不能先用药治疗，把手术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妻子昌燕洁回忆道。

检查结果出来大概半年之后，师雪起才前往协和医院做手术，把结节切除。切除后发现是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做手术，再过一年，就会发生恶变。”医生告诉他。

幸好这次手术医生没有碰到任何的喉返神经，结束手术一两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宣讲台前。

师雪起的妻子昌燕洁也是“十八罗汉”之一。她提到，之前自己在街道做党务工作，丈夫的宣讲对自己多少也有点影响，于是2014年她也参加了宣讲团，把这个当作自己新的爱好。“作为老党员，我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每次写完稿，她就是师雪起第一个试讲的观众。虽然总会担心师雪起，但是她还会帮他调好不太会用的电脑，把稿子排版整理好。

在宣讲团逐步走向稳定的时候，李征的眼底黄斑也产生了更严重的病变。这是她在退休前工作落下的病，退休后因为宣讲，又加重了病情。“看字模糊，字是发散的，就像是每个字旁边都有一圈光晕。”

老干部局帮助找一些素材，李征用这些进行二次创作。用电脑敲出来，字号调成小二号字，还要戴着矫正眼镜看。眼睛疼，有时候李征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把字敲在电脑上。

“我爱人也只能安慰我，你缓缓写。”李征回忆，当时这样一篇稿子，从一个一个字看素材，到构思好写出来，她要用一个礼拜，几乎要用别人写稿几倍的时间。

除了写作视力不太好之外，银发宣讲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遍性的记忆力减退。“在年轻的时候，三五百字，有个半天就背得滚瓜烂熟，现在，不得两三天啊。”李征说道。

师雪起的方法也很简单——每篇稿子要背100遍以上。他会抓紧一切时间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大声地念，一段时间后可以脱稿，自己讲同时录音，再和原稿对比看差在哪里。直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的程度。

以前准时看的谍战类电视连续剧也“弃剧”了，访亲会友也推了又推。平时他就写个小纸条搁在兜里，骑着车去买菜，嘴里还嘟囔着稿子。

名誉宣讲员周荣兴讲述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我老了，做不了什么，只能将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

为什么人老了还要这么拼命？有人这样问过他们。东城区年龄最大的“名誉”宣讲员周荣兴也有自己的答案。

老干部“名誉”宣讲员一般都是个人经历和先进事迹特别突出的老同志，他们往往年龄较大、个人家庭事务较多或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参加正常宣讲，只会不定期出席开展的宣传宣讲。

每当周荣兴宣讲的时候，用师雪起的话来说，宣讲团的头上仿佛都悬着一个“炸弹”。老人容易动感情，每次讲到“志愿军侦察兵”的故事都会潸然泪下。在他家中的书柜里，《志愿军侦察兵》的曲谱也是他最珍贵的东西。

据周荣兴回忆，他于1949年9月到步兵第183团报到，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也跟随部队赴朝作战，成为卫生员，背着医药箱为受伤战友包扎、护理。

1953年7月15日，团里的侦察员小俞从前线背回来一名烈士遗体。营长吴枫看到后嘱咐他：“小周，你替这位英雄战友裹上白布，送他一程。”这是小俞的侦察班班长张善华，为了掩护小俞而牺牲。周荣兴走上前看到，遗体并不完整，两个人不敢哭出声，只是静静地流泪，把战友的遗体裹好。

停战后，部队文工团到前线慰问演出，歌唱家章骥领唱了一首歌《志愿军侦察兵》，用歌声传唱英雄侦察排的事迹，周荣兴在台下听得入了神。

周荣兴说，当时的演出结束后，他找到章骥，告诉他张善华的故事，请他传授这首歌，学会后就在部队给战友唱，转业后就开始给社区里的群众、中小学生唱。

2010年4月，为了记录传承这首歌，周荣兴专门前往杭州章骥的家中，他凭借记忆演唱，请章骥记曲、记词、他们俩用了两个小时将这首歌的曲谱记录下来。“我一生唱此歌，就是对已经牺牲的战友最好的怀念！”

后来将书上革命先烈的故事化作自己的语言，再填到歌曲里进行宣讲，已经成为周荣兴的一个习惯。

他还会把社区的孩子们叫到自己家里，给他们讲十个故事，唱十首歌。讲到激动的时候，他会站起来向孩子们介绍，“这里是当时的碉堡，敌人的炸弹来了，战友被埋在底下，我们赶紧跑上去把他抢救出来。”

他一遍遍讲起牺牲战友的故事，一遍遍唱起《志愿军侦察兵》。

师雪起提到，今年，宣讲团开启了“菜单式宣讲”，针对大家希望点什么“菜”进行宣讲，还将“讲台”挪进了胡同，搬到大街小巷旁”。

根据听众的不同需求，宣讲团还会派不同的宣讲员前往。义务指路队队长汪维信、“兵妈妈”闫和平、义务助学的马兰，北京奥运筹办者李立军……他们和周荣兴一样，用亲身的经历来宣讲。

具有56年党龄的“京城活雷锋”孙茂芳也是东城区的“名誉“宣讲员之一，他先后抚养了29名孤寡、病残老人。他记得，宣讲时甚至有90多岁的老党员走上台与他合影，多年来，各种书信与短信从各地发过来。小娃娃、大学生、工作了的青年、退休了的老人，通过这些信告诉他，他们听了很感动，要向他学习。

在九道湾社区书记王淑梅印象中，社区已经邀请老干部宣讲团来过不少次，几乎每年宣讲团至少要来给社区里的老党员们宣讲一次。后来一些老党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过来，手里抱着一本党史故事一边看一边听，听完了再回家给孩子讲。

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故事讲下去，周荣兴告诉新京报记者，“忘记过去，对我来说就是背叛。”年龄大了，宣讲带给自己的疲惫早已不算什么。“我老了，做不了什么，只能将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