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戚望）“爸妈，我考上了！”时光退回至1979年的夏天，16岁的陈晓红拿到了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每一代人的高考都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42年前，陈晓红作为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三届高考生、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高考生，参加了那场重要的“人生大考”。

高考后，陈晓红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电子师资班，成为国家第一批计算机专业人才。在英特尔286、386上做实验，在路灯下苦学英语……那时的计算机专业远不像今天这么火爆，教育资源也远不如现在丰富，但陈晓红和同学们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读大学？又何谈在国家大发展时期有用武之地？”回想起42年前的那段时光，陈晓红说，那时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很快乐，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努力向上的拼劲儿，那是追梦、圆梦的快乐和劲头……

陈晓红近照。受访者供图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院都知道了”

新京报：你在1979年参加高考，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学生，那时的高考是什么样的？

陈晓红：我们特别幸运，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三届高考生，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生。我记得我们当时考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还有英语。

不过我们高考的时候，计分方式很有意思。我问了好几个当年一起参加高考的同学，才回忆起来，我们的总分是500分，320分是重点线。当考生总分超过320分时，就会把英语成绩加上去；如果没超过320分，英语成绩就不加了。我的成绩超过重点线40多分，所以我的英语成绩是作数的。

我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读的高中，这所学校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跟现在的学制不一样，我们初中、高中都只读了两年。1979年的高考跟前两年高考也不太一样，1977、1978年的高考有很多“往届生”参加，而到了我们这一年，大家的年龄就比较接近了，我们都是16岁参加的高考。

虽然出生在学者家庭，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努力型选手。我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们整个年级有20个班，其中有两个是“尖子班”，我很幸运地成为“尖子班”中的一员，这两个班的学生基本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老师们特别认真负责。我记得特别清楚，高考第一天晚上，老师还把我们都叫回了学校，押了一些第二天可能会考的题目，让我们再做做。至于第二天老师“押”的那些题考没考，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老师们真的特别特别好，我非常感恩。

新京报：知道自己高考分数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受？

陈晓红：我们那时的高考总分是500分，我考了360多分，算是很高的分数了，超出重点本科线40多分，也是我们家属院里分数最高的。

我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医院的传达室，传达室的医生不知道是谁的通知书，就把信封拆开了，一看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她也特别激动，一路狂奔到我家，路上不停地喊，“晓红考上大学啦！晓红考上大学啦！”等她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的时候，基本全院的人都知道了。在大家的祝贺当中，我更感到光荣，也坚定了要把书读好，不辜负大家期望，服务国家和人民。

“那会儿家长不太操心我们的学习”

新京报：家人支持你高考吗？

陈晓红：我父亲是中南矿冶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湘雅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所以父母对我和妹妹的要求是一定要多读书，要参加高考。但那个时候高考录取率很低，平均不到4%，所以我们非常刻苦。

但和现在很多家长不同的是，那会儿家长还不是很操心我们的学习。我父亲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母亲工作也特别辛苦，没有时间管我们学习。现在动不动就是考生家长举全家之力陪考、送考，这种条件我们那时是没有的。记得高考当天，我是早上起来自己溜达着去的考场。所以感觉那时起就已经特别自理自立了。

陈晓红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的学籍信息。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高中时的学习环境怎么样？

陈晓红：那时候我特别刻苦。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半的小房子里，即一个大一点的单间和一个小半间。整栋楼的厨房就在我家卧室后面，常常会排油烟，也有人大声吵闹。就在那个时候，我养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习惯，不管外面环境如何都能聚精会神地学习。

高二开始，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学习到12点多，早上很早起床。父母工作忙，我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做饭、洗碗、做家务。那时的交通也不比现在，我每天中午要走回家吃饭，大概要走半个小时，走在路上，我都在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能挤出更多时间学习。

选择计算机专业，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新京报：是怎么选择的学校和专业？

陈晓红：在专业的选择上，我的父母出于对自身工作的喜爱，也曾有过“纷争”，我父亲希望我报考中南矿冶学院，而我母亲希望我学医。

最后，我还是听了父亲的话，报考了中南矿冶学院。我的第一志愿是电子师资班，第二志愿是地质。其实我当时对地质特别感兴趣，但最后还是被电子师资班录取了。

实际上，这个专业当时是按照计算机来培养的，我们也很幸运，成为国家第一批计算机专业人才，可以说，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事实证明，父亲当时给我作出的选择参考是非常有远见的。

新京报：您硕士从工学转到管理学，为什么选择跨专业？

陈晓红：大学毕业后，我考研考到管理科学工程，是我们学校管理系新成立的一个专业，系主任是从英国回来的老教授，他和我说，国家有大量的管理人才的需求，而计算机和管理的融合，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到企业的发展，我们搞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可以代替传统的手工管理。现在很多对企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管理理念、模式，却是当时那代人努力传播先进管理理念和知识才打下的基础。

我们那时候搞研究，和现在不一样，我们要花大量时间，去企业里摸爬滚打，搞决策系统的开发、财务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等，这些完全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我的硕士论文也完全不是在宿舍里闭门造车，而是紧密结合实际操作，把整个系统开发出来，然后再写成论文。我当时设计的就是把学校的财务系统由手工记账变成计算机记账，通过研究和实施，这个设计很快变成了现实。

我的博士生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度过。当时，日本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先进，包括基础设施、管理理念等，特别是日本那时就有了24小时便利店、“新干线”等等。我想，如果把这些管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国多好。所以，毕业后，我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国效力。

新京报：大学里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

陈晓红：回忆起大学时光，只记得那时大家特别爱学习。那个时候计算机专业远不像今天这么火爆，整个学校计算机都没有几台，机型都是英特尔286、386等，比较老旧。那时，我们就在这些机器上完成大量的计算、实验。

我还记得大家在路灯底下拿着书学英语。那时，不管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还是城市里的孩子，大家英语口语水平都很一般，我们就坐在路灯下听英语广播，跟着收音机重复读、大声读。

现在的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我们那时的学习资源少，但因为学习机会特别来之不易，所以更加珍惜。有时候，大家一学就是十三四个小时，好像也不知道累，晚上有时学习到很晚才回来，也不觉得害怕。现在回想起来，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状态，充满革命的激情和学习的动力，这种状态对我影响很深，我至今仍感觉这种激情和动力在心中涌动。

不只是女性，每个人都该平衡好事业和家庭

新京报：作为女性，在从事科研时有哪些优势？

陈晓红：网状思维，更精确细腻的感悟力、判断力，以及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执着，这些都是女性从事科研的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科研拼的不是体力，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女性脱颖而出。所以，女性要突破社会固有的观念，不要自我否认，认为自己就该结婚、生子，以家庭为重。相反，女性同样应该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出贡献。

我在中南矿冶学院就读时，我们那届大概1100个学生，其中，女生只有100人左右，男女比例高达10:1。女生在校园里是“大熊猫”一样的存在，女生宿舍周围还建起“围墙”，保护我们这些女同学。但也很巧，我们那届出了两个院士，一个是我，一个是黄小卫，我们都是女性。

现在，我也特别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科研事业中。特别是高校中做科研的70后、80后、90后女性，她们都很厉害，不光会读书，情商也高。在我看来，女性完全可以放下包袱，对自己实行高要求，去做他人之榜样，去引领。

我在生女儿的前十天，还在深圳出差，从事深圳期货交易所的系统开发，甚至生女儿的前一天，还在实验室做实验。生完女儿七天后，我就开始参加会议，一个月后，又开始出差。

我属于做事效率很高的人，尽可能地利用好宝贵的时间多做事。我想，如果一天能干两天的事，就相当于多活了一辈子。我也许是特例，但我想说的是，在科研上、在事业上，女性一样可以自强自立、自尊自爱。当然，我也不鼓励女性为了事业放弃家庭，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目标。不只是女性，每个人都该平衡好事业和家庭。

新京报：又是一年高考时，你最想对今年的考生说些什么？

陈晓红：现在的学生拥有各类学习资源，但丰富的资源有时也会带来思维的懒惰，容易迷失自己。我们那时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希望如今的同学们为中国成为世界科技的强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努力奋斗，也希望同学们都能拥有家国情怀、仁爱之心，不负青春，努力追求梦想，拥抱青春正能量。

陈晓红给高考学生的手写寄语。 受访者供图 

【个人简介】

陈晓红，196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籍贯江西永新。著名管理科学及工程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中南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她长期致力于大数据分析、中小企业融资、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等领域研究工作，为国家管理与决策科学发展、资源高效绿色开发与环境精准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京报记者 戚望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