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南端，一个名叫炬光的小村，被黄国平的博士论文致谢意外“点亮”。
2021年4月，仪陇进入雨季，黄国平出生长大的老宅隐藏在猴坪山脚下的云雾里。这里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用来搭台阶的老岩石参差不齐，像是整块搬来没有细致加工过；屋顶的青瓦薄薄的，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凶猛的雨势，黄国平童年的“保留节目”——“用竹笋壳塞瓦缝防漏雨”已经许久没有派上用场了。
人生的剧本，黄国平起手拿到的就是“困难”模式，他用二十二年的时间，走出山坳，走出了一条寒门学子靠知识改变命运之路，“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2021年4月，仪陇县炬光村，黄国平以前的家和他伯伯现在的家。新京报见习记者 郭懿萌 摄
在黄国平风雨泥泞趟过求学路的同时，他的家乡仪陇县也没有停下教育求变的脚步。
“仪陇以前在教育方面吃过亏，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新县城建立的时候，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规划。”仪陇县委一名干部介绍，从2017年以来，仪陇累计在教育方面投入36.5亿元，几乎每隔一公里，都会有一个幼儿园、小学、中学。
黄国平母校仪陇中学的副校长希望，“孩子们通过学习知识飞出大山，在祖国各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个放牛的娃儿要出来了”
炬光村有一条新街，一条老街，在铺着柏油马路的新街背后，穿过一条泥泞小路，隐约能看到几十年前的“旧影”。
几栋墙壁斑驳的老房子立在路边，砖砌的外墙，竹编的篱笆围栏，缝隙中糊着伴有稻草的泥巴，屋顶一层薄薄的瓦，墙边斜倚着几捆竹竿和木柴。当地人说，这是过去仪陇常见的民居，已经很老了。
2021年4月，仪陇县炬光村老街上的旧屋。新京报见习记者 郭懿萌 摄
黄国平的老宅样子差不多，位置还要更高一些，有着一二百米的垂直落差。这条通往黄家老宅的山路，近些年被政府修出了一条“便民路”，村民可以拾级而上，但最陡的地方，坡度还是能达到45°。
二十多年前，人踩在泥巴上歪歪斜斜的就是一条路，黄国平和发小黄军就是从这走向炬光乡小学，赤着脚踩在泥里，一步一个脚印。黄军记得，碰上下雨天，“哧溜”，脚底一滑就摔个屁股蹲儿，黄国平描述，“雨天湿漉着上课，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
打赤脚，是附近乡镇80、90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永光镇党委书记王伟荣回忆，孩子光脚上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小时候也经常打光脚板，脚上沾到了泥巴，放到水里涮涮干净，到教室再把鞋子穿上就行了。最奢侈的时候就是穿双解放鞋。”
“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战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这些都差点成为压垮黄国平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不仅是“人后的苦”，更是无法维持的“人前无比脆弱的尊严”。
黄国平家里穷，在伯伯黄世俊的记忆中，侄子上学比别的孩子都晚，直到七八岁才读小学。那时候，收入来源之一是自家的三亩庄稼地，“种些玉米、红薯、油菜”，除此之外，黄国平的父亲有时间就给别人做小工，“上世纪九十年代，做小工一天只能赚1块钱”。
17岁时，黄国平失去了父亲，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在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去世。同年，婆婆病故，下葬时仅有一副薄薄的棺材。更早在五年前，黄国平还是个12岁的孩子时，母亲就离开了家。
抓黄鳝，成了高中前黄国平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夏季白天天晴的夜晚，九、十点钟，村里的娃娃们就结伴去水田里抓黄鳝。两根竹子用钉子串在一起作为工具，夹到黄鳝后“啪”地一下甩到背后的背篓里。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这些孩子们的童趣，却是黄国平的谋生之道。
比起用脚一遍又一遍丈量方圆十里的水田和小河，能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可以算是黄国平“最开心的事”。
在村民黄仲印象里，小时候家里经常停电，各家都常备着煤油灯。黄军记得，黄国平家里没有电灯，“他就每天熬着煤油灯做作业”。
一灯如豆，照亮了黄国平的求学路。家徒四壁，墙上最珍贵的是一张张奖状。“贫穷可能让人失去希望”，黄国平在致谢中写道，“如果不是考试后常能从主席台领奖状，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心，我可能早已放弃。”
从炬光乡小学，到仪陇县中学，从重庆的西南大学，再到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黄国平终于实现了“走出大山”的愿望。去北京读书时，他带走了贴满一面墙的奖状，伯伯还记得，那些奖状“卷起来一大卷”。而从小到大的课本，黄国平特意将它们装在一个木箱子里，保存在伯伯家二楼，他要留作纪念。
黄世俊清晰地记得，一个黄国平读研期间的假期，叔侄俩放牛的时候，黄国平对他说：“黄家湾那个放牛的娃儿要出来了。”
“高中时班里的电脑都是他维护”
仪陇多山，沟壑纵横，道路上上下下，从炬光村到最近的永光镇，还要走近十公里弯弯绕绕的盘山路。
2004年，黄国平升入仪陇县中学。当时从村子到老仪陇县城的路很漫长，每天只一趟大巴，单程近三个小时，路上的泥土混杂着石子，磕磕绊绊地纠缠着这个山坳里走出去的娃儿。
仪陇中学老校区。受访者供图
仪陇中学听说了黄国平的情况，免除了三年的学杂费，还牵头寻找爱心人士资助他。当时的食堂负责人胡元明接过了爱心接力棒，负责黄国平高中期间的生活费。胡元明的家也成了周末、寒暑假期间黄国平的落脚点——为了节省15元一趟的车费，黄国平很少回炬光村。
胡元明说不清他为什么要资助黄国平，可能是因为二人同为仪陇中学的校友，也可能因为都是出身农村，“我觉得没啥子。”
看到“博士论文致谢”的时候，饶彬隐隐猜到了文中的主角，作为黄国平高中时期的班主任老师，饶彬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觉得触动内心，“写得真真切切”。
饶彬还记得黄国平在高中时期就展现出了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当时我们和成都七中合作直播教学，黄国平在试点班里，班里有个电脑，基本就是他在维护，修好修坏都是他，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修坏了他也能重新修好。”
2003年，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仪陇中学引入了成都七中网校的直播教学。直播班每天全程连线成都七中的课程，仪陇中学的老师则在课下再进行辅导。副校长周乐强介绍，“这样直播班相当于有完整的两套全学科老师辅导。”
“32个学生，一共22个上了本科，其中9个一本。”这个数字周乐强记得特别清楚。“试点之前，黄国平那个班成绩并不突出，按之前的经验，能有一个同学上一本都很不容易，但是连续上了三年直播课后，一下出了9个一本。”现在每个年级还有两个班在上直播课，全校一共六个直播班。
第一次高考，黄国平考上了省内一所本科师范类学校，“我们当时觉得他家庭条件不太好，读师范毕业了很好找工作，但他觉得与自己志向的专业不一样。”饶彬回忆。
他对计算机的热爱恐怕要追溯到初中时期，炬光村村民黄小林把黄国平和他计算机启蒙老师的关系形容为“弟兄”，“他读初中的时候，邱老师带着他去条件好的地方，带他学修理计算机，带他和其他条件好的孩子一起参加计算机培训班。”
在绵阳南山中学复读一年后，黄国平考上了西南大学。黄世俊记得当时他劝说过还想再复读的侄子，“万一你思想懈怠，怕是之后考学更难。”
听从了伯伯劝说的黄国平开启了他的大学生涯，“计算机终于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希望，胃溃疡和胃出血也终与我作别。”在西南大学，他拿了两年国家奖学金，参加了9次数学建模比赛，获得了美国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
“仪陇不能再吃教育的亏了”
“教育”二字是仪陇县的干部们常挂在嘴边的。
仪陇县委一名干部形容，“2015年之前，全县上百万人口中，有26万人连用水都困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直到2018年才脱贫摘帽，之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谓是有心无力。
黄国平的很多同龄人都有和他类似的经历。在他们的成长、求学过程中，还要兼顾做家务、干农活、勤工俭学，“孩子帮父母分担理所当然”。
仪陇县另一个村里长大的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乡镇农村的大多数小学和初中都有“农忙假”，五月前后会放一周左右，大一点的孩子帮忙插秧，小一点的在家做家务，做饭端给田里的大人们。平时写完作业还要帮家里去山坡上打猪草，裹来喂猪喂牛。
而他印象最深的是乡上小学的操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小学操场里都是泥巴，下雨天很滑。孩子们就把街边废弃的瓦砾背来敲成小颗粒，家里烧完的炭渣也背来一起撒在泥巴地面上铺平，大家齐心协力用铁锨把操场“面起来”，“这样铺上去不积水，还软和，穷的时候只能这样办。”
“仪陇以前在教育方面吃过亏，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新县城建立的时候，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规划。”仪陇县委一名干部介绍，从2017年以来，仪陇累计在教育方面投入36.5亿元，几乎每隔一公里，都会有一个幼儿园、小学、中学。
仪陇县新县城。受访者供图
2014年，炬光小学开始翻修，前年竣工。“以前的操场就是在地面上用水泥硬化了场地，只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翻修后铺设了橡胶操场，还新建了两个篮球场。”黄仲说道。
位于新县城的仪陇中学新校区是老校区的近3倍大，面积可堪比大学，2020年9月，迎来了第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近5500名学子。去教育资源更优质的地方读书，这是在乡镇工作近20年的王伟荣近些年感受到的变化，“00后比80、90后好很多，以前的娃娃相当于是被隔代人‘散养’长大，现在的父母更重视教育，会关心娃儿有没有出息，怎么能提高教育。”
如今，仪陇中学的老师们不用再四处求助爱心人士资助贫困学生，国家助学金、仪陇中学校友创立的“西瑜助学金”、“滋蕙计划”等扶持措施可以使像黄国平一样的寒门学子的求学路走得更加顺畅。
仪陇中学新校区大门口的一群飞鸽。受访者供图
仪陇中学新校区的正中央是一群飞鸽，副校长周乐强将这理解为一种祝福，“希望孩子们通过学习知识飞出大山，即便不再回来，也可以在祖国各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京报见习记者 郭懿萌 发自四川仪陇
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