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东花市派出所”。

夜里11点多，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王祎右手拿着笔，抵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她一边听着报警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一边用笔圈写着报警人提供的详细信息，眼里已经布满血丝。

电话那头的男子带着哭腔：“我是物业的，有客人在饭店里面喝多了，还踹了酒店的护栏。”

王祎一边继续核实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一边查看监控器屏幕。

她随即利用手边的电台联系正在外面巡逻的民警。不一会儿，民警便赶到现场，当事人的身影也出现在监控视频中，而王祎手中的电台也传来了民警对现场的报告。

王祎今年28岁，在东花市派出所综合指挥室里担任着 “中枢指挥员”的角色。

1天时间里，王祎至少要接30余起大大小小的警情，内容几乎都是家庭纠纷、群众求助等。但王祎觉得，和电影不同，更多的警察往往都是深入群众，解决他们的琐碎日常。

“我虽然是110接警平台中平凡的一员，却代表的是北京市人民警察的形象，接出警工作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财产安全，因此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小事”。

王祎身穿警服执勤。受访者供图

初入综合指挥室“手忙脚乱”

1部电话，3台电脑，4个电台，5平方米左右的办公桌，构成了王祎工作的全部。

每周她有2到3次的轮岗时间，从早上九点开始坐在综合指挥室里，面对辖区内的各种情况，通过自己的指挥与调度将其归于平静。

电台每天都会传来110指挥中心的响声，派出所电话也会传来辖区内居民五花八门的报警，上级更是通过电台下达近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通知。总有一段时间，王祎会被同时响起的电台和电话声音轰炸。

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早已变得从容冷静，这来源于她工作多年来的积累与努力。

时间来到2015年，王祎21岁，彼时的她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经过公务员考试的笔试、面试后，她最终被分配到东花市派出所。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新警，王祎难免会对工作感到陌生。也就在这时，派出所里的综合指挥室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望着那些盯着屏幕、电台不离手，却仍坐怀不乱的“姐姐们”，王祎心生敬佩。

2017年7月，王祎受所里调派，来到了这个曾经憧憬的地方，而令她没想到的是，由于对电台、操作系统等不熟练，刚上任时尽是“手忙脚乱”。

王祎忘不了第一次面对所有电台，电话同时响起时自己的状态，“不知道该处理哪个”，电脑上的通知系统在响，而一些出警的民警也在通过电台向指挥室里报告现场情况，只记得当天一直在不停的“记记记”。

由于经验不足，王祎担心自己难以胜任这份工作，压力巨大。

而实际上，同事们都很照顾她。她回忆起刚开始自己不会接电话——“不同的报警要问不同的内容，而我接电话后只会说喂，您好”。王祎到处询问，辅警、其他轮班的民警都成了她的“师傅”，耐心告诉她如何询问与操作。

由于综合指挥室是派出所里的“中枢系统”，不仅要做好“上传下达”，还要掌握与报警人沟通的技巧，以及大量信息的填写与整理，这要求在此工作的民警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因此女民警居多，而王祎已逐渐成长到能够独当一面。

直到现在，面对同时响起的电台和电话，她说“更多的目光要放在110指挥中心的警情通知和派出所的报警电话里”。

王祎身穿警服执勤。受访者供图

处理警情从来不是一个人完成

一天下来，王祎至少要接到30余起大大小小的警情，有的很快就能解决，有的甚至处理了两三个小时还未结束，接警的内容几乎都是家庭纠纷、群众求助等。

有的人问上户口该怎么上，王祎就要告知对方去联系所里的户籍电话；有人要给自己宠物犬办证，王祎便又得让她联系办狗证的办公室电话；两口子过年吵架，互相推了一下，和王祎抱怨称自己被家暴了。

面对这样五花八门的警情，王祎都要一视同仁地去处理。

王祎觉得，警情处理从来不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她的工作并没有太多和群众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她更多的任务是要指挥现场的民警，并为其提供信息保障，“核实报警人信息、寻找家属联系方式、调取现场画面、及时与报警人或家属沟通等以辅助现场民警解决问题”。

去年12月29日凌晨，一个老人在街道上徘徊，一脸迷茫，路过的行人上前询问，老人说自己找不到家了，行人拨打110报警电话后，110指挥中心通过电台传给了王祎。

王祎联系报警人后确认了老人所在的方位，并立即通知民警赶赴现场。民警将老人的身份信息传递给王祎后，她通过系统查询到子女联系方式，之后联系家属带回老人。

由于工作特殊，王祎值班的过程中不能离岗。“即便全所的人都出去跑现场了，我也要守着这个地方，如果我走了，没有及时的后方信息的指挥与调度，前方相当于瘫痪”。

每次处理完一次警情，王祎会将报警人信息、出发时间，处理结果记录在电脑上的接警系统中后，靠在椅背上，喝了口水后将空矿泉水瓶扔在墙角的垃圾桶中。

喝水是她警情处理完毕的标志，王祎在家一天只喝一瓶水，而值班期间，“一晚上能喝7瓶”。

王祎与丈夫。受访者供图

双警家庭的浪漫

即便平日里有意识的保护自己，王祎还是落下了一身职业病。

因工作需要久坐，王祎腰间盘突出愈发严重。某次深夜值班，她疼痛难忍，便围上了一个专治腰椎的腰带，站立着处理工作，“当时处理警情也不觉得多难受了”。直到清晨，她拿下来腰带后，顿时感觉腰部酸麻，瘫坐回了椅子上。

这样的职业病也为她带来了一丝“乐趣”。

2019年年底，王祎与家人外出旅游，由于路途较远，飞机飞行了13个小时还未到达目的地，机上的乘客受不了长时间坐立在机舱内来来回回走动，而王祎却习以为常，“这有什么，我都坐过比这个时间还长的。”

王祎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对她而言，两人之间有着更多的理解与包容。

每次值班结束，王祎回到家后的都不愿意多说话。一天的工作，已经让她口干舌燥，脑子里不断充斥着电台声音和警情内容。此刻，她只想安安心心的睡一觉。而她的丈夫也会在她睡醒之后才回家，毕竟，进门时会产生声响，而一丝小小的动静都会将王祎吵醒。

除了理解和包容，还意味着双方聚少离多的事实。

从迈入警察行列的那天起，王祎就失去了节日的概念。对她而言，自己和丈夫能够同时轮休已经能称得上节日，在这小小的“节日”里，他们二人会在家一边煮火锅一边看电影，王祎会将自己心里的委屈和丈夫倾诉，丈夫也会及时为她排解。

大多数时候，两个人很难能聚在一起，王祎甚至觉得，过节期间两人值班很不错，“这样都有自己的工作，忙起来就没心思想太多。要是过节我轮休在家，他值班，我反而觉得孤独”。

今年除夕夜，王祎与丈夫又同时值班。二人趁工作闲暇之余打开手机视频通话了一会儿，他们二人各自穿上警服，并将视频通话截图保存发到朋友圈，以此纪念这个特殊又平常的除夕夜。

3月4日的凌晨2点，王祎的丈夫执勤时路过了东花市派出所，而此时的王祎正坐在综合指挥室里盯着电台，随时准备接警。

正当她的精神高度紧张时，微信上传来了叮咚的响声，屏幕上传来了丈夫的问候。“我刚路过你的辖区，你工作完了要早点休息。”

王祎开心得笑了笑，回了句“你也早点休息。”

新京报记者 刘名洋 实习生 慕宏举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