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名女星代孕产子被曝光后，“代孕”再次站上舆论风口。

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个在法律边界游走多年的地下灰色产业，已经发展成“卵妹”、“代妈”代劳，中介包办的“流水线”。但从胚胎移植到婴儿落地，这条“流水线”充斥着隐患与风险。甚至有中介因客户退单，准备卖掉即将出生的婴儿。

一位做了6年代孕的中介称，代孕产业门槛低、需求大，仅在广州，代孕机构的数量就比4年前多了上千家。然而，由于没有资质和设备，一批批年轻代妈最终被带往隐秘的“地下手术室”。

根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实施代孕技术的，将面临罚款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据北京丁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丁国文介绍，除了上述规定，目前我国刑法上没有代孕罪，“代孕本身并不构成犯罪，但不意味着可以做，地下代孕行为可能会涉嫌诈骗或非法拘禁等罪名。”

针对代孕乱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晓农称，目前国内社会各界对代孕的认识不够统一，存在伦理争议，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也迟迟未能出台。这意味着，代孕还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

代孕中介的朋友圈内不时更新胚胎移植、代孕产子的信息。  手机截图

中介

代孕“45万包成功”，地下手术室“操刀”

“恭喜广西客户喜得贵子，7.3斤”、“恭喜山东客户，前两胎是男孩，现在怀上第三胎是女孩”、“高龄客户自怀，三代试管选男孩，移植一次成功已经两个多月了。”广州一家代孕中介，不断在朋友圈里分享代孕的成功案例以吸引客户。

他所介绍的“代孕”模式，和其他代孕机构近乎一致：自己精卵子+代妈怀、自己精子+捐卵+代妈怀、自己卵子+捐精+代妈怀。无论选择哪种，中介均宣称“包成功”。

近日，新京报记者通过暗访多家代孕机构发现，面对有“代孕”需求的客户，中介最低报价45万元，如需“自选性别”，价格要高出不少，有些中介甚至要价75万元。

记者获取的多份中介的代孕合同显示，从签约到取卵、移植、胎儿着床，每一环节都明码标价，每进入一个阶段，客户都要按合同支付相应的报酬。有中介在合同中写道：运营11年，为1.8万个家庭实现求子梦。

事实上，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就曾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术。

除此之外，办法还提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必须在经过审批的医疗机构中实施。而要获取审批，不仅要看人员、技术、设备的情况，还须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初审、国家卫生部批准。

一名代孕中介称，胚胎移植是代孕中最关键的环节，有代孕机构通过关系，在医院内进行手术，但随着代孕人数的增多，一些机构会设立“地下手术室”，专门为代孕“操刀”。

新京报记者暗访中了解到，这些所谓的手术实验室，并不具备相关资质。有孕妈告诉记者，其做胚胎移植时，被带往一栋没有任何标示的写字楼内，事后难再找到。另有媒体探访发现，有的实验室藏在别墅区，内部仅有一些简单的设备仪器。

有代孕中介称，因不具备资质又投资较大，所以中介对实验室的地址都会保密，甚至有中介在带孕妈到实验室时，还会蒙住孕妈的眼睛，以防地点泄漏。

一家代孕中介在黑板上介绍代孕的价格、流程等。  新京报记者程亚龙 摄

“代妈”

怀孕后就失去自由，“困”在房间10个月

江华（化名）自称是北京最大的“代孕公司”的中介，“公司已运营一二十年，现在分为几个小公司，共用一个实验室做试管。”

他在招募代孕妈妈（以下简称代妈）的帖子中写道：“精子卵子都是小孩父母的，无身体接触，20万，双胞胎加4万，剖腹产加一万五。”记者以想要代孕为由询问时，他又称“只有20到30岁的代妈才是20万，31到40岁18万，年龄大了合格率低。”

按照江华的说法，代妈在做检查的第一天，就失去了自由。身份证和银行卡都要上交，成功怀孕后，统一安排到河北的别墅居住。两个代妈住一个房间，不能离开房子外出，不能和外人见面。

他给记者发来的视频中，代妈房间里摆着两张单人床，铺着同样颜色的床单，一扇窄窗，一个衣柜，栏杆上晾着孕妇的衣服。

对此，江华解释说，“之前发生过外出流产的情况，客户投入的几十万上百万就白花了。这里包吃包住，有人打扫房间，能跟家人聊天。很多代妈都跟家人谎称出国打工或者在外地打工，暂时不能回家，十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另一家代孕机构的要求更为严格。孕妈在妊娠期间，不能随意下楼走动，也不能相互加微信，更不允许加客户微信与客户私下沟通。代孕期间，她们就待在中介租下的出租屋里，只能与房间内的代妈聊天。

一位曾为某机构代孕的女子向新京报记者透露，代孕的一年中，她只见过一次客户，时间不超过10分钟，甚至不知道客户的身份。“是哪里人，向中介缴了多少钱，为什么要代孕。我们就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要养好胎，其他事儿不会让你知道。”

面对代妈的疑虑，代孕机构会承诺，从事代孕从手术到分娩没有任何风险。 “生了孩子就给钱，孩子出什么问题，与代妈无关，公司处理。”

但记者检索发现，地下代孕出现纠纷甚至安全问题的情况并不少。今年7月，郑州一位女士为还贷款去做代妈，结果手术失败，其不仅未能如约拿到报酬，还引发卵巢囊肿等问题。另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一位代妈怀上双胞胎，但早产被送入急救室，客户、中介均拒绝支付医疗费，导致无法出院。

卵妹被选中后，经中介牵线，通过视频向客户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  手机截图

“卵妹”

捐卵广告贴到大学宿舍，出租屋里做体检

除了代妈，卵妹是代孕产业中另一个不可缺少的群体。

1月20日，新京报记者在河南郑州走访发现，除了社交网站，“代孕”、“供卵”的小广告，贴到了医院和商场的厕所里。郑州某高校的女生介绍称，这类小广告在高校宿舍和厕所里也比比皆是，小广告上印者“供卵、代孕、包生男女”的字样，下面留着联系电话和微信。

新京报记者与其中一位中介取得联系，得知记者“没有结婚”后，对方推荐做“捐卵”，“这个来钱快，10天左右收入过万。”如果长相、身高、学历都比较突出，价格还可以涨。看到记者的照片后，中介称可以提供两万元的补偿金，如果愿意与客户见面的话，还可以再加钱。

这些捐卵者，在代孕圈子里，被称为“卵妹”。中介会把她们的资料发给客户挑选，除了个人的照片，还包含身高、学历等个人信息。中介向新京报记者发来多份卵妹资料，其中不乏高校毕业生和长相姣好的女性。

一名“卵妹”可以为中介带来数万元的收入。代孕中介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他们的代孕报价，不包含“卵子”价格，需要其他女性卵子代孕的，会另外加收至少8万元，长相好、学历高的费用更高。

在中介的描述中，捐卵过程十分轻松。捐卵前填一份个人情况的材料，体检结束后，等找人代孕的客户来挑人。“定下来后，例假第二天开始打针促排，十一二天左右，就可以手术取卵，十几天收入上万元。”

对于打针促排是否会损害身体，该中介称“没有任何伤害”。“女生每个月都会排卵，没结婚也没用，正好可以用来赚钱。这样捐卵，我们每年做两三百例。”

而事实上，记者查询发现，捐卵时用药物“促排卵”，药物使用不规范会引起“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一旦发生会出现腹痛腹泻，严重的出现腹水、血栓等状况。

1月21日，河南电视台在暗访郑州的捐卵、代孕机构时发现，做捐卵体检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同时有数名女孩在做捐卵体检。屋内环境杂乱，除了做检查，还被当作办公室用。

河南郑州一所医院的卫生间内被贴上代孕的小广告。  新京报记者程亚龙 摄

“灰色地带”

中介做起跨国代孕，客户退单弃婴或被贩卖

卵妹、代妈、手术室，在做了6年代孕产业的刘海（化名）口中，眼下，广州至少有3000家代孕中介公司，包括卵妹、孕妈及托管中介，行业越来越细化。”

日前，新京报记者前往刘海所在的代孕机构暗访发现，他们在一个小区内租了10多套房，每个房间都住了两三名代妈。

刘海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因国内禁止代孕，近两年很多代孕机构就做起跨国业务，“我们那时候带国内客户到泰国做手术，一天一二百号人。”除了国内的代妈，还有中介从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寻找代妈。“这些国家的女士代孕价格相对较低，有的人是以旅游签证进入中国，存在非法滞留的问题。”

在这条地下“流水线”上，代孕产下的婴儿同样命运难测。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有代孕机构在遭遇客户退单后，就寻找卖家，贩卖婴儿。

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介绍，代孕婴儿在生产时，有一些代孕机构会买通医院，让孕妈冒用客户的身份住院，以便客户顺利拿到孩子的出生证明。对于不愿提供身份证给孕妈住院的客户，中介则会将出生证卖给非法收养婴儿的家庭。“如此，卖掉出生证的中介，也成了拐卖儿童的帮凶。”

1月20日，广东一家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以16万元的价格，贩卖一名预产期在2月份的女婴。记者在中介的朋友圈中看到，其朋友圈中发布有大量的代孕、胚胎移植成功信息。

电话中，该中介介绍，代孕妈妈产期临近，但客户只要所怀龙凤胎中的男婴，只得卖掉另一个女婴。对方拒绝提供代妈信息，称可到广州面谈，和代妈一同到医院体检，保证婴儿健康。

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透露，去年11月，该中介就曾向其“推销”被代孕客户遗弃的婴儿，“带出生证一起22万。”

中介寻找买家，欲卖掉被客户退单的代孕女婴。 手机截图

针对代孕乱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晓农称，目前国内因为伦理争议和社会各界对代孕的认识不够统一，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迟迟未能出台。这意味着，代孕还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

专攻医疗案件的北京丁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丁国文表示，关于代孕国内还没有有效法律，现在依据的还是原国家卫生部的规章。“代孕本身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做。在法院判决中，往往会认为代孕违反公序良俗，否定代孕合同的有效性。此外，代孕还有一些法律风险，比如钱财诈骗、非法拘禁等罪名。”

新京报记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一桩涉及代孕的民事纠纷中提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代孕、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内容违反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并非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始无效。且我国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此外，2017年6月，广州白云区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少女卖卵致重伤”案。17岁少女梁某在代孕中介的安排下在一处无名别墅进行取卵手术。后经鉴定，梁双侧卵巢破裂须手术治疗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此案背后协助卖卵和代孕的两名中介团伙成员被判非法行医罪，分别获刑一年和十个月。

近日，“代孕”再次引爆舆论。中央政法委员会官方公众号“政法委长安剑”发文称，在我国代孕行为是禁止的。“把女性的子宫当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当作商品买卖，甚至随意丢弃，这条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打着法律的擦边球，不止损害女性健康、物化剥削女性，更是践踏公民权益、败坏人伦道德。”

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赵朋乐 薄其雨

编辑 李明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