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万字深耕之作,10余载沉心凝思
从书斋里数千昼夜的推敲打磨
到田野间千门万户的信仰脉动
这是一部行李箱里改了又改的厚重书稿
更是一幅生机盎然、姿态万千的信仰画卷
30多年前
面对楼宇烈先生“是否愿意转换研究方向”的询问
李四龙几乎没有犹豫
只答了一句
“我可以”
这一句“我可以”
成了他此后三十多年学术成长的起点
30多年后
这句回答有了回响——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四龙撰写的
《人文宗教引论: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
获得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它承载着新一代中国宗教研究者
孜孜不倦的思考与探寻


《人文宗教引论》书影,作者李四龙教授
一个“偶然”的起点
从哲学到佛教研究
1987年,当18岁的李四龙走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课堂时,他大概不会想到,数十年后的自己会成为中国宗教学界的一张名片。
彼时的李四龙,骨子里还是个“理科生”,虽大学就读于哲学系,但长期养成的数理思维习惯,在他身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记。追求系统性认识与实证研究的种子,由此埋下。本科毕业后,继续研读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人文思想的念头,始终萦绕在李四龙心头。1993年,终于下定决心的李四龙,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希望跟随楼宇烈先生研究儒家思想或魏晋玄学。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与楼先生的第一次会面。彼时,刚通过笔试选拔,李四龙怀着满腔热忱拜访导师,迎来的却是一盆温柔的冷水:“我今年只想招收研究佛教的学生,你是否愿意转换研究方向?”这位年轻的学子几乎没有犹豫,便说出了“我可以”。就这样,原本心心念念要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李四龙,一脚迈入了佛学的汪洋大海。此后数十年,在这片水域倾注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心力。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生涯,李四龙不无感慨:“儒释道三家里面,最需要老师指导的就是佛教,因为概念太多,需要体验的内容太多。”而学富五车的楼宇烈先生,恰是李四龙走上佛学、宗教学研究之路最好的引路人。在楼先生的悉心培养下,博士毕业后的李四龙留校任教,在哲学系教研室的不断重组中,他辗转于中国哲学、宗教学、东方哲学等不同而相关的学科里。
在外人看来,李四龙的学术轨迹似乎周折反复,但对李四龙而言,这正是一个问题视野逐渐廓清、显现的过程。历经对佛学、宗教学相关问题的长期思考,执着于“系统完整地认识一个现象”的李四龙,立志要摸清国际佛学研究的全貌。为此,他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写出《欧美佛教学术史》,系统梳理了欧美学者两百年来研究佛教的学术历程。这部书让李四龙对世界学术格局有了清晰的坐标。
但这不是终点,李四龙所希望的,是写出一部真正有分量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学著作。这个念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如同深深扎根的种子,在田野与书斋的交错中缓慢生长。
讲台授业,田野成文
从一门课到一部书
“我希望大家不要一看到‘宗教’这个词,就按西方religion来理解。我们在中国讨论宗教问题,要扎根中国实际。中国人对神、对宗教的理解跟西方人真的不一样。”
2005年,恰逢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成立十周年。刚刚接任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的李四龙,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那时候总是想着,作为新上任的系领导,总得为宗教学系做点什么事,最终我决定:那就开一门课吧!”于是,北大有了这门“中国宗教史”课程。
开一门新课,这看起来是一桩平常事,实则意味深长。李四龙将“中国宗教史”的开课目的锚定在更为宏观的维度:“这门课的定位,是希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宗教的特点。”对于李四龙的这一设想,楼宇烈先生尤为支持。早在1994年宗教学系筹建之初,楼先生便希望深入探索“中国宗教”的特点,提炼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学理论。而李四龙的这堂课,恰如接过了这支薪火。这门课一开便是二十年,成为无数北大学子科学认识中国宗教的起点。

2019年,李四龙在北大主讲讲座
2009年,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成立,担任副院长的李四龙需要处理这个科研机构众多直接与社会现实关联的组织性工作。这些事务“逼迫”他走出个人学术构想的象牙塔,深入了解并思索国家层面的宗教状况与治理课题。
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信仰不再只是李四龙所专长的佛教理论,甚至不再是抽象思辨的思想翻飞,而是切实的言行举止、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乃至社会治理。
李四龙开始深入田野:从港澳台到大西北、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中原大地到雪域高原,他和学界同仁一起踩点调查、走访信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关心的不是民众在信什么,而是信仰如何影响并塑造着当地的社会生活。”书本所无法囊括的鲜活图景,在一次次田野中徐徐绘就,每一笔都在李四龙心中刻下一道印记。

2025年7月,李四龙在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调研

2025年8月,李四龙与北大古典语文学项目同学在敦煌举办“敦煌学与古典文明”学术研讨会
然而,将课堂与田野的思索,凝为一本沉甸甸的中国宗教专著,还将花费更漫长的时间。事实上,早在2010年,李四龙便创办并主编学术集刊《人文宗教研究》,试图在更广阔的学术共同体中打磨“人文宗教”这一概念。 2016年,他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有关“人文宗教”的论文,整体思路已然清晰。但一篇论文与一本前后贯通的著作“完全是两个概念”,“在我看来,十篇论文都顶不上一部优秀的著作。”此后数年,李四龙一边教学,一边调研,一边积累,却一直没能有机会将思考落实至笔尖。

2018年10月,李四龙组织主办“《人文宗教研究》出版座谈会”
直到2020年初,长时间的居家闭关,为李四龙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写作契机。在隔离防控最紧张的几个月里,他心无旁骛地持续写作,历经数月的勉力攻坚,《人文宗教引论》一书的核心章节终于得以问世。
“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以“人文宗教”为著作立魂
“一本著作完成了初稿,可能还只是肢体发育完整,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持续的修补打磨中,赋予一部书稿灵魂。”
初稿完成后,在后续一年多的内容打磨期里,李四龙的修改方式近乎痴迷。“那段时间我无论出门去往哪里,箱子里面都一定带着这部书稿。” 他回忆道:
“到最后修改阶段,我会仔细推敲写下的每句话,务必让每句话都读起来顺口。因为我觉得,话不顺的背后其实就是没想透。如果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读不懂我的书,那一定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著者思想表达上的问题。”
书名的取舍关乎能否点出问题视野,更需讲究。副标题早就定了,“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而主标题起初名曰《中国宗教论纲》,朋友们觉得略显生硬;改成《中国宗教论稿》,又嫌太软。2021年底,远赴深圳讲课的李四龙,心念此事、时时琢磨。一日,在深圳前海的一家酒店里,他早起冥思,片刻间灵光闪现:“就叫《人文宗教引论》吧!”回北京后,这一书名得到了北大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和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人文宗教引论》封面
在李四龙看来,每本著作都该有一个“灵魂”。而《人文宗教引论》一书的灵魂,正是书名中“人文宗教”这一极具理论雄心的概念。在书中,李四龙将“人文宗教”的理论内涵概括为八个字:“人文立本,感应为体”。“人文立本”,是楼宇烈先生的概括,强调中国宗教以人文教化为根本;“感应为体”,则是李四龙自己补充的,旨在尊重中国人宗教生活中的神秘体验。感应,源于古代中国人对天人关系、宇宙演化、社会交往的理解。这种直观思维深入到中国人的宗教生活里,成为接受外来宗教信仰的深层习惯。人文、感应,这两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了中国宗教区别于西方宗教的核心特征。
不同于西方宗教往往将“神”看做创造一切的至上存在,在中国社会,神是五花八门的,甚至“神就是我生命的主体”,古人把身心关系称为“形”与“神”,动不动就讲“精气神”,现已简化为“精神”。在书中,李四龙梳理了“宗教”一词的翻译史:“religion”传入东亚时,日本学者提出了两个翻译选项——“宗教”与“神道”。前者强调教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后者则侧重背后的神秘力量。最终学界选择了“宗教”。而在中国社会,宗教最为主要的作用就是劝善,或者说社会教育。荀子的话为此作了最好的脚注:“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君子很清楚这是礼乐教化的方式,而百姓或许真以为有风神雨神。“可‘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如果大家都依赖背后的神秘力量而放弃自身努力,社会就危险了。”
自此,作为整部著作的灵魂所在、让中国宗教研究冲出西方“religion”藩篱的“突破点”,“人文宗教”正式且系统地出现了。这一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深入剖析和解读,更是回应西方宗教理论,提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解释框架。它让人们真正认识并理解民众的信仰与宗教的意义,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走向世界的中国宗教学
以世界眼光,立中国宗教学
“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大国、理论大国、思想大国。中国宗教学者也要有意识地去了解全世界的宗教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个国家更好地理解世界作贡献。”
2001年至2002年,李四龙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这趟访学经历,让他很早便深切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宗教学者必须具备世界眼光。而这一认知,始终贯穿于他此后的学术思考。

2019年,李四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哈佛燕京学社青年学者国际研修班”与来自海内外17所大学的学员合影
在《人文宗教引论》一书完稿后,李四龙并未止步。在他看来,“引论”之后还有更多更为深入的工作。而首要之事,正是将那份早已萌发的世界眼光落到实处。打磨好中国宗教史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是局限于本国内部事务来讨论宗教学理论,同样可能存在偏颇,因此,“当我们依托‘人文宗教’理论,将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的中国宗教学建设得具体、丰满后,还需要以世界眼光,为中国宗教学取得说服力。”立足于此,下一步,李四龙计划用世界宗教史的大视野,更深层次地探讨中国宗教的独特之处,以持续丰富中国宗教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和北大的同事们、研究生讨论当前世界宗教格局,希望能借此反观当前中国社会的宗教关系。

2019年,李四龙主持“唐代思想与信仰——开放时代的中外宗教关系研讨会”
“写一本书也好,在一个具体学科提出新观点也好,我们学者的很多具体实践,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换言之,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形成能‘走出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这句话,李四龙说得平静却坚定。
三十年前,一个年轻人因对哲学研究的兴趣走入专业学术之路;三十年后,他为中国宗教研究留下了一部重要著作。《人文宗教引论:中国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份关于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的文化答卷。
书册已然展开,故事还在续写。中国宗教学走向世界舞台的新篇章,正等待李四龙和新一代研究者们共同铺陈,尽管前路道阻且长,但他们已然在路上。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采写 | 颜一澄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排版 | 顾馨月
责编 | 戴璐瑶、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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