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新京智库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了《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察报告2026》。报告显示，不仅老年人仍是旅居康养的重要群体，越来越多青年也开始通过短期旅居寻求“治愈”“慢生活”和“换个城市住一阵”。同程旅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6月与2026年1月—6月，该平台康养度假订单量同比增长10.4%，康养度假人群年均出游2.3次。其中，在旅居式度假这一新兴细分领域，18岁至35岁的年轻客群占比达到53.4%，已成为市场增量的重要来源。

需求扩大，也让越来越多城市把旅居康养视为文旅发展的新方向。森林、温泉、山地、海滨、气候……各种资源被重新梳理，康养小镇、旅居社区、度假民宿等项目也不断出现。但不同城市的自然条件、公共服务能力和目标客群差异很大，并不是挂上“康养”招牌，就能成为旅居目的地。

重庆市涪陵区武陵山镇因海拔较高，绿化覆盖率高成为重庆及周边居民的避暑目的地之一。图为2026年7月23日19点半左右，外地游客在武陵山镇一处湿地公园活动。摄/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文化和旅游部-山东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黄潇婷教授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是每座城市都适合做全品类旅居康养，有的适合短周期疗愈，有的适合长期旅居，有的可以聚焦银发人群，有的更适合中青年市场。“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容量，比盲目追风更可持续。”

那么，不同类型的城市应该怎样选择旅居康养赛道？资源禀赋突出的城市如何把山水气候转化为好的旅居产品？医疗和公共服务条件较好的城市如何形成专业优势？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研究专家。

不是每座城市都要做“全品类”

旅居康养的客群正在扩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座城市要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黄潇婷认为，健康不是有或无的二元状态，而是从健康、亚健康、亚临床、临床治疗、康复到临终关怀的连续谱系，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康养需求。健康人群可能更看重慢生活、情绪调节和文化体验；长期久坐、睡眠障碍或承受职场焦虑的亚健康人群，可能需要森林浴、温泉疗愈和冥想静修；处于术后恢复和慢病管理阶段的人群，则更关注医疗衔接、康复服务和安全保障。

“过去旅居康养的核心产品逻辑是‘因病而养’，围绕特定疾病人群提供功能性服务；现在正在转向‘因人而养’，围绕不同人群在不同健康阶段的需求，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黄潇婷说，旅居康养的内涵正在从养身扩展到“养身+养心”，停留方式也从长期定居拓展为长居与短居并存、高频与灵活并重。

因而不同城市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要不要做康养”，而是自身条件最适合服务哪一类人群。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中心城市或近郊区域，可以重点发展慢病管理、术后康复和专业颐养；生活成本较低、社区环境安静的中小城市，可以承接长周期旅居；交通便利、文化和休闲资源丰富的城市，则更适合发展面向年轻人的短周期疗愈和生活方式旅居。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教授将年轻客群高频、短停、多点轮换的旅居方式概括为“蜂鸟式旅居”。她向新京报记者解释，主打青年市场的城市不能简单复制长期旅居产品，应提供介于长租公寓与酒店之间的“服务式短住”，并以社区商业满足买菜、通勤、运动和社交等日常需求。相比增加打卡项目，便利而有生活感的短期居住环境更为重要。

四川旅游学院教授任宣羽也主张把大而泛的康养概念拆分成更专业的小赛道。比如，森林资源较好的地方，可以围绕青少年压力调节、自然教育和森林康养设计产品；医疗资源集中的地方，可以面向活力老人、半失能老人等不同群体，配置相应的康复、照护和文化服务。目标客群越明确，城市越容易判断需要建设什么设施、提供什么服务，以及形成怎样的收费模式。

任宣羽以成都温江的颐养项目为例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当地可以依托成都医疗资源，面向有更高医疗和照护需求的老年群体发展专业服务。这样的项目未必追求最大客流，而是通过明确服务对象，将医疗、康复、居住和照护形成相对完整的产品组合。

对于缺少新增建设资金、却拥有较多闲置公共资产的县城和乡镇，路径又有所不同。任宣羽正在关注闲置学校、搬迁工厂生活区以及其他存量房产的再利用。他认为，这些地方可以在安全评估和适老化改造的基础上，将闲置资产转化为价格相对可负担的旅居康养空间，既降低新建项目的土地和资金成本，也为人口流出地区盘活存量资源、增加服务消费提供可能。

不过，盘活闲置资产不是简单等同于把旧楼改成客房。医疗是否可达、日常生活是否便利、服务人员从哪里来，都是项目能否成立的前提。黄潇婷认为，差异化定位不仅要看城市“有什么”，也要判断城市“能支撑什么”。如果服务能力跟不上，越是面向健康风险较高的人群，项目面临的运营和安全压力越大。

资源型城市不能只卖气候和山水

对于拥有森林、温泉、海滨、山地或舒适气候的城市，自然禀赋无疑是进入旅居康养市场的重要条件。但当越来越多地方都在宣传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和温泉资源时，类似卖点也容易趋于同质化。

“旅居康养的竞争力正在经历从资源依赖到能力构建的转型。”黄潇婷认为，在基础条件达标之后，真正区分城市竞争力的，是资源转化能力：能不能把自然禀赋转化为具体的产品体验，能不能在生态底色之上叠加文化与服务价值。

她举例说，同样一座山、一眼泉，不同的开发理念和运营能力，决定了它只是一个景点，还是一个康养目的地。自然资源仍然重要，但在整个竞争力结构中，文化叙事、服务运营和社区营造的权重正在上升。资源型城市要做的，不是继续重复“空气好、环境美”，而是回答旅居者来了以后住在哪里、每天做什么、怎样获得身体调适和精神放松的问题。

因温泉而出名的江西宜春温汤镇已成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游客旅居康养的目的地之一，一部分游客已经在镇上购置了房产定期前往旅居。图为游客在温汤镇一座古桥上拍照留念。摄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任宣羽认为，温度、湿度、海拔和植被等条件会直接影响人的身体感受，城市应当先弄清自身环境适宜哪些季节、哪些人群，再设计旅居产品。以攀枝花米易为例，当地冬季温暖，阳光和河谷气候构成吸引避寒人群的基础；但真正让旅居者住下来的，还有整洁的城市环境、口袋公园、社区活动和较为便利的日常生活。旅居者不可能每天待在房间里，仅有适宜气候而缺少文化活动和交往空间，仍会感到无聊。

重庆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地理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周刚在西南地区调研时也发现，自然资源更像旅居康养的基础门槛，而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阿勒泰吸引一部分旅居者，不只是因为山地、森林和清凉气候，还在于小村庄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文化以及远离城市喧嚣的松弛感；景德镇的吸引力，则与陶瓷文化、创意社群和可以持续参与的手工艺生活密切相关。

“不应该只拼山水、拼气候，还要拼文化、拼体验、拼氛围、拼生活方式。”周刚对新京报记者说，资源型城市尤其要避免照搬网红项目，适合做小而精、本土化、生活化的业态，将地方饮食、民俗、中医药文化和自然生态结合起来。对旅居者而言，能参与的日常比只能观看的景观更容易形成黏性。

黄潇婷将这类产品大致归纳为几种不同路径：温泉资源突出的城市，可以把泡汤与地方文化、住宿和休闲仪式结合，使其超越一次性功能消费；生态条件稀缺、环境承载力有限的地区，更适合保持低密度开发，发展运动康复、主动健康等高品质产品；传统村落和县域目的地，则可以通过共享空间和社区活动，让旅居者进入当地生活，而不是另造一个与本地割裂的“康养飞地”。

在黄潇婷看来，资源转化并非在山水之上堆叠更多项目，而是让自然、文化和服务共同形成可感知的体验。山水可以吸引人第一次到来，城市能否把居住变得有内容，才决定人们是否愿意留下并再次回来。

热门旅居城市，要从“引流”转向经营承载力

有的城市还在为缺少旅居客源发愁，有的城市已经面对旺季房租上涨、道路拥挤、医疗资源紧张和本地生活空间被挤压的情况。对后者而言，发展重点已不应是继续扩大流量，而要转向管理承载力。

黄潇婷认为，一座城市能够承接多少旅居人口，取决于交通、医疗、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多重条件。超过承载上限，牺牲的是所有人的体验：旅居者感到拥挤和不便，本地居民的生活空间也受到挤压。因此，热门旅居城市需要科学测算承载能力，在必要时实行预约、分流和总量调控。“这不是限制发展，而是让发展可持续。”

医疗是最容易暴露的短板。黄潇婷发现，一些城市仍按照本地常住人口配置医疗资源，没有充分考虑季节性旅居人口带来的增量需求，结果出现社区诊疗站点不足、慢病健康档案难以衔接、紧急转运和救治能力不够等问题。对以老年人和康复人群为主要客群的城市来说，这些问题甚至会成为选择目的地时的“一票否决项”。

蒋依依则将影响旅居选择的因素分为三类：医疗是“否决项”，住房成本是“筛选项”，公共服务和社区生活是“隐形项”。她认为，游客不需要菜市场、公交月票、图书馆和社区活动中心，但旅居者需要。对希望把游客转化为旅居者的城市，社区医院、便民市场、公共交通和运动空间，往往更能决定人们是否愿意再次回来。

周刚建议，面对季节性形成的“潮汐需求”，公共服务不必完全依靠大规模新建，可以在本地原有医疗、市场、交通和休闲设施的基础上弹性扩容。旺季增加临时诊疗、交通接驳、市场摊位和活动空间，平季继续服务本地居民，既能控制投入，也能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

季节性经营本身也需要调整。周刚在一些避暑型旅居地调研发现，当地经营者一年往往只有几个月忙碌，淡季缺少收入和工作安排。城市可以结合农业、林下经济、采摘、研学和地方产品销售延伸产业链，使旅居者与目的地在非旺季仍保持联系，减少产业对单一季节客流的依赖。

住房和公共空间则关系到本地居民对旅居产业的态度。任宣羽认为，旅居人口持续进入后，房价、房租和物价可能上涨，居民日常空间也可能受到挤压。因而，相关城市管理者在规划旅居片区时，可以进行适度的空间分流，减少客流对居民安静生活的直接干扰，同时保留旅居者进入市场、商业和公共文化空间的通道，避免旅居社区与本地社会完全隔离。

蒋依依将解决思路概括为从“流量思维”转向“共生思维”：控制短租住房和热门片区密度，保障基本居住需求，让旅居产业收益更多留在当地社区，并保护公园、海滩、步道和菜市场等居民日常使用的公共空间。

黄潇婷尤其强调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旅居康养不应只是外来资本和运营商获得收益，本地居民承受房租上涨、社区拥挤等成本。城市可以通过就业、经营机会、物业利用和公共服务提升，让居民成为产业参与者和受益者。“当本地居民感受到的是发展红利而非生活挤占，社区共建才有可持续性。”

这也意味着，评价一座旅居康养城市，不能只看接待人数和项目投资，还要看住宿、餐饮、健康服务是否形成明确标准，公共服务是否随旅居人口增长而改善，本地文化和社区生活是否得到保护。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