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节选自《数字鸿沟》，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数字鸿沟》

作者：[荷]简·梵·迪克

译者：杨江华 张梦竹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5月

什么是数字鸿沟？

截至2020年，数字鸿沟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已有25年历史。1995年，“数字鸿沟”一词最早见于一些美国报纸报道，其内容主要援引了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发布的《互联网中的落伍者》报告，该报告探讨了互联网“拥有者”与“未拥有者”之间的问题。很快，这一概念就传播到了欧洲乃至全世界，到了千禧年，数字鸿沟概念及其产生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

但是，数字鸿沟概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由于围绕这一概念的定义、争议和误解林林总总，一些学者使用几年后就支持摒弃这一概念。数字鸿沟最常见的一个定义是：那些接入和使用数字媒体的人群与那些未接入和未使用人群之间的区分。一开始，“接入”问题是研究的重心；后来，讨论的焦点则转移到了“使用”问题上。

笼统来讲，数字媒体的一个常见同义词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接入可以理解为相关设备、连接或应用程序，最初的接入设备是一台单机电脑或台式电脑，之后则是各式各样的数字媒体，包括移动设备（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和数字化模拟媒体（电视、收音机、照相机和游戏设备）。这里所提到的连接是指同时具有窄播和广播能力的互联网、移动电话和数字广播。最后则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各类应用程序，如电子邮件、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电子银行和社交网站。

《挽救计划》（2026）剧照。

在数字鸿沟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学界也在用很多其他术语来概括这一社会现象，如信息不平等、知识沟、信息社会参与等，这些术语主要与信息社会和（不）平等概念有关。接入和使用问题与数字技能或数字素养、动机（“是否愿意”）等密不可分，都是民主参与鸿沟和经济机会鸿沟的结果体现。

该描述性框架由希尔伯特提出，他通过对四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来定义何谓数字鸿沟。我将针对数字媒体接入和使用的四个阶段（动机、物理接入、技能和使用）提出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解释数字鸿沟概念。

通过这一框架，我们可以看到数字鸿沟研究的重点，首先是微观个体层面的鸿沟问题，其次则是宏观层面上不同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问题。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和国家的国情特征（富裕/发达国家或贫穷/发展中国家）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下文将通过对数字鸿沟研究的概要回顾，来说明研究重点是“如何”从物理接入转向数字技能和使用。最后，就技术类型对数字鸿沟的影响而言，学界的关注点已从台式电脑、拨号上网或窄带网络转向了笔记本电脑、移动设备和宽带网络。

数字鸿沟揭示了

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分裂现象

“数字鸿沟”是一个隐喻词。作为一种生动的比喻，隐喻指将一个词或短语应用于字面上并不适用的事物。在英语中，“divide”既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条分割线，是一个用来表示地理分界线（如分水岭）的特定术语。在其他语言中，人们也经常使用隐喻的修辞手法来定义数字鸿沟，如空隙（brecha，西班牙语）、峡谷（Kluft，德语）或断层（fracture numérique，法语）。因此，数字鸿沟揭示了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分裂现象，它与社会融入或社会排斥之间的区别具有关联性。

使用隐喻修辞手法来概括数字鸿沟现象会引起一些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数字鸿沟只是对两个显著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一种简单划分。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差异，所以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横跨所有人群（从完全未接入和未使用数字设备的人群到那些每天都接入和使用多种数字应用程序的人群）的社会性问题。如果一定要对其做一个概括，那么三元社会可能要比二元社会更合适：一端是信息精英群体，另一端是数字文盲或被完全排除在数字领域之外的群体，而在这两者之间还有那些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某种数字技术接入方式并能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这些数字技术。

第二个误解是：数字鸿沟无法缩小并会导致结构性或持续性不平等。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已经跨越了数字技术的物理接入问题。与接入相比，弥合技能和使用机会的差距似乎要更难。这些差距可以因合理的政府政策、商业活动、教育机构、消费者或公民参与等力量的介入而得到缓解和改善。

《挽救计划》（2026）剧照。

第三个误解是：假定数字鸿沟是一种绝对不平等，并常会以社会“融入”或“排斥”的概念来刻画这一不平等。事实上，这里讨论的各类数字技术接入方式之间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接入方式、数字技能和使用机会，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不同使用结果和差异化的社会支持程度，所以我们将会采用关系性和网络化的视角来讨论不平等问题。

这一隐喻导致的第四个误解是，仅仅关注了数字鸿沟这一问题。事实上，数字不平等问题的真实情况远比这复杂，它与现实社会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分化息息相关。

最后，“数字”一词还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即数字鸿沟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在本质上它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数字媒体的技术特征对于接入和使用固然重要（复杂的或相对简单的），但（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则是社会性的。当每个人都拥有并掌握相关技术时，数字鸿沟也不会消失。我认为，即便上述问题都克服了，数字鸿沟仍将继续存在。

数字鸿沟是否具有特殊性？

有人可能会质疑数字鸿沟是否是一个新现象或特殊现象，毕竟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给社会带来负面问题的技术使用现象。例如，相对于读写能力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强制化普及来说，数字媒体的应用究竟有何不同？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回答：第一，可以从创新的角度来探讨不同个体和社会对新技术的接受和发展情况；第二，可以从（不）平等的角度来分析为何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接受和使用新技术；第三，可以从参与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的应用给个体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在哪些方面技术让人更好地实现了社会融入，而在哪些领域则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排斥。

从技术的创新、接受和发展来说，信息通信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迅速普及，大约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数字革命”。这场“革命”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很快就使用到了一些现代信息媒体和技术应用。发明于1993年的万维网只用了15年，就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得到广泛使用。而从2004年开始，社交媒体则成为有史以来普及速度最快的大众媒体，不到20年时间，世界上就有约20亿人成为脸书用户。“数字革命”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都难以跟上步伐，因此出现数字鸿沟现象并不足为奇。

《挽救计划》（2026）剧照。

数字鸿沟问题主要是放在（不）平等的概念框架下来进行研究。学界关心的问题是：与以往的技术或媒体相比，数字技术或媒体带来的不平等是否具有特殊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是从哪些方面去考虑（不）平等问题，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追问：“什么的平等？”是机会、人生际遇、资本、资源、地位、能力等方面的（不）平等吗？遗憾的是，大多数关于数字鸿沟的书籍和文章对此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从（不）平等的角度来看，与以往的技术相比，数字鸿沟的一个特征是它几乎涉及社会所有领域。而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就是，数字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是无所不入，相对而言，读书看报或看电视只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活动。

数字鸿沟研究的第二个视角是能力或技能上的不平等，其内涵常与“素养”概念相关。通常我们会在数字素养和传统的读写素养之间进行比较，来看两者究竟有何不同。虽然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各自所需的技能还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数字媒体简化了信息搜寻过程，例如使用搜索引擎看起来比查询图书馆的目录或索引卡要更便捷；而另一方面，数字媒体更为复杂，比如使用搜索引擎时需要具备新的或特定的搜索技能。

数字鸿沟研究的第三个视角是社会参与，即数字技术的使用是否会对个体的工作、教育、市场交易、社区生活、公民身份、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产生社会包容或社会排斥效应。相对于印刷媒体、电视、广播和电话等媒体而言，数字媒体的接入与使用是否对人们在这些领域中的社会参与具有更重要的影响？我的答案是，它们的确要更加重要。传统技术对于人们的知识获取、娱乐休闲或信息交流依然重要，但作为一种通用型技术，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今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目的和需求。不论是工人、企业家、学生、消费者或公民，还是当今社会中的其他任何角色，接入和使用数字媒体的需求都在与日俱增。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字鸿沟具有特殊性。

数字鸿沟是一个社会问题吗？

数字鸿沟研究首先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使用数字技术，人们在当今社会还能正常工作和生活吗？很显然，在很多领域，印刷媒体、电视、广播和电话等依然扮演着令人满意的媒介角色。然而我们将会看到，接入和使用数字媒体至少对人们获取社会红利越来越必要。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都会期望公民拥有电子邮箱并学会上网，且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都需要特定水平的数字技能。如果不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人们就无法享受在线教育带来的好处；如果不使用社交网站，人们可能会失去朋友或联系人、错过聚会邀请等。因此，数字鸿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我们同样从三个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种视角侧重于国家创新与经济增长。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将数字鸿沟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们的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的互联网连接数量、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情况，与该国的发展、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见世界银行2016年报告摘要，该报告使用了吸人眼球的“数字红利”一词作为标题）。

从该视角来看，政府和国际经济体及技术机构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主要将数字鸿沟视为经济政策和国际竞争问题。在发达国家，由于一部分人无法跟上数字技术变迁的脚步，数字鸿沟也就成为限制某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而在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则阻碍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和跟上发达国家步伐的能力。

《挽救计划》（2026）剧照。

第二种视角是社会性维度，流行于社会科学和传播科学领域，主要聚焦于（不）平等、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其核心关注问题是：数字鸿沟是原有不平等的副产品，还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数字鸿沟是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还是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常见观点认为，在信息或网络社会情境下，不平等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或者是在全球平等发展方面，鼓励平等和社会融入都是一个重要的规范性指标。从这一视角出发，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采取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政策。

第三种视角经常被人们所忽视，即数字鸿沟对社会安全的重要影响。其实早在数字鸿沟问题提出之初，就有人公开呼吁让所有美国人都使用电子邮箱。他们的理由是，那些不使用电子邮箱的人可能会成为社会安全的隐患，因此政府应该保障所有人都能用上电子邮箱，这不仅是为了方便与民众沟通交流，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观察民情动向。例如，一个只通过面对面方式密谋并使用炸弹、卡车、刀具和枪支等传统技术方式来杀人的恐怖组织，对一个国家的安全部门来说绝对是一个噩梦。事实上，现在制定每项安全政策时都必然会将第三种视角纳入考量，因为让所有人都连接起来远比不连接要更好。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数字鸿沟》。

原文作者/[荷]简·梵·迪克

摘编/何也

编辑/商重明 张婷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