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颖竹 马清林 李延祥  

供图、支持／故宫博物院 

“香之为用从上古”。香从最初的祭祀酬神之用逐渐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成为“礼”的一个重要载体。依此而生的香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至今不绝。

先秦：

名物渐多，犹未取于遐裔

01

“《诗》、《书》言香不过黍稷萧脂，故香之为字从黍作甘。古者从黍稷之外，可焫者萧，可佩者兰，可鬯者郁，名为香草者无几……《楚辞》所录，名物渐多，犹未取于遐裔也。”从宋人陈敬《新纂香谱》的开篇可见中国古代香文化的历史脉络。

远古时期并无文字记载，但是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这些中华文明早期发源地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的用香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约5000年前。

自商出现甲骨文，从甲骨文中的“香”字可看出，最早的香是指谷物之香。《说文解字》有言：“香，芳也，从黍作甘。”古人多用香来彰显德行，如《尚书·君陈》云：“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从谷物之香开始，香的范围和用途不断扩大，范围大致可分为嗅觉和味觉两类，用途则为祭祀和世俗的礼用两方面。先秦时期的香料基本上为中国本土的香草香木，使用方法于祀神以外，还包括佩戴、煮汤、熬膏、制酒，奠定了后世礼用香料的基本范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香料最早的用途在祭祀。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的“鬯”是以郁金和黑黍酿造的香酒（郁金是一种芳香草本植物，属姜科姜黄属植物，黑黍是当时的一种珍贵谷物），香气浓郁，品格贵重。鬯不仅用于社交宴饮，更用于祭祀丧葬。鬯酒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祭品之一，西周还设有“郁人”和“鬯人”，专职用鬯之事。

除了鬯酒以外，与祭祀有关的香料还有“萧”。萧是一种蒿草，有清香气。《周礼》中记载的是萧作为贡品以祀神祖；《礼记》中记载的则是将萧加脂和黍稷一起点燃，从而散发出焦香气。人们认为香料燃烧产生的袅袅青烟可以通神，燃烧后的氤氲之气也能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

《诗经》中的香料种类更为丰富，涉及的香料有蘩、蘋、茅（荑：茅草芽）、蒲、艾、萧、兰、椒、蓍、蒿、蒌、鬯共计12余种。

《楚辞》是一部文学作品，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香草’、‘美人’意象群。”正是这种象征手法，使得楚辞得以包罗丰富的香料：一方面是以香草香木象征高洁；一方面诗人或美人佩戴香草以示美好。仅《离骚》一篇就多次出现诗人或美人佩戴香草的形象。

《楚辞》中的香料也有用于祭祀的。《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据学者林家骊解释，“椒糈”是以椒香拌和的精米，类似粽子。《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这里更清晰地记录了香料与祭祀的关系。

秦朝留下的极少数文献中，均不见有关香料的记载。不过，咸阳博物馆馆藏有一件铜熏炉，座上阴刻篆字“大吉”二字，其年代大致为秦。目前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都没有表明秦朝就有外来香料，由此推测，秦朝的用香品种和范围与先秦类似。先秦至秦的香料品种多为本土香草，单一香使用多于合香；用香范围也多在祭祀领域，日用并不常见。大规模的“生活用香，迟至西汉才开始”。

汉唐以来，

言香者，必取南海之产

02

西汉时期，随着陆海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和南海诸地的香料开始输入中国。《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史记·集解》引韦昭曰：“果为龙眼、离支之属。”韩怀准指出，果布应为马来语Kapur的对音，即龙脑。

《后汉书·李恂列传》记载：“西域殷富，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与此类似的记载还有《后汉书·贾琮传》：“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从这些文献史料的记述中，可以得到汉代异域香料传入中国的信息，其中南海诸地为主要输出地。

“汉唐以来，言香者，必取南海之产。”从广州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共出熏炉112件，而在洛阳烧沟发掘的220余座汉墓中，仅出熏炉3件，由此可以推断，不仅香料的来源地主要为南方，熏香之风也是由南向北逐步流传的。

从汉代香具制作工艺和数量来看，熏香之风在汉代益盛。《汉官仪》记载：“女侍史挈被服，执香炉烧熏。”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香薰，就是用来熏香衣服被褥的物品。此墓出土的香料和香具，其中香料包括花椒、佩兰、茅香、辛夷、高良姜、姜、杜衡、蒿本、桂等香料，香具则包括香奁、香枕、香囊、熏炉。墓中出土的香料和香具数量多、品种齐全，说明香料的使用在汉初已经趋于成俗。而且汉代人已经意识到单品香的局限，转而使用多种香料配伍而成的合香。

魏晋时期是异域香料的正式输入阶段，中国本土香料有逐渐退居其次的趋势。西晋代魏以后，一改曹操时俭朴的作风，皇族门阀阶层开始流行奢侈的生活，刺激着西域胡商的东行。从史实来看，这一时期有品种繁多的香料输入中国，见于记载的香料有鸡舌香、沉香、檀香、乳香、藿香、苏合香、迷迭香、龙脑香、甘松香、泽兰香等。

汉代出现的合香配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曾将不同香料的不同特性类比当时的朝士，这说明他对这些香料的特性了然于心。这一时期合香配方的种类大为增长，用香风气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从王公贵族扩大到文人中间。如果说汉代香文化的整体风格是高贵与雅洁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香文化则变得奢华和靡丽。祭祀用香仍然以营造庄严肃穆氛围和通神娱神为主，而世俗生活中的用香则由实用性、礼节性的香身净室演变为认同性的竞奢炫富。

隋唐：

万国朝贡  香溢九州

03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更加通达的交通为中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外使和外商进入中国朝贡、经商，香料输入随之大兴。

隋唐时期，香料输入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庞大。据统计，葱岭以西地中海以东广大的西域地区输入唐代中国的香料有：旃檀香、郁金香、胡椒、荜拨、诃黎勒、豆蔻、阿魏、贝甘草、苏合香、安息香、龙脑香、龙涎香、乳香、没药等。《新唐书》里有洛郡望土、利州益昌郡、凤州河池郡、嶲州越嶲郡入贡麝香，台州临海郡贡干姜、甲香，永州零陵郡贡零陵香，广州南海郡贡沉香、甲香、詹糖香的记载。

宗教的兴盛对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隋唐时期焚香之盛与宗教兴盛息息相关。道教斋蘸用香颇为讲究，蘸坛焚百合香、降真香等，不得烧檀香、安息香、乳香。道士使用的念珠也是用混合香料制成的。不止道教，佛教同样也有丰富的用香内涵。《旧唐书·懿宗本纪》记载：“上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沉香高座。”1987年，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香料和香器，其中香料有乳香、檀香、丁香、沉香等，香器有香囊、香炉、香盒、香案以及手炉等。

隋唐时期，香文化开始有了一种从贵族文化向大众文化普及的趋势，而且也开始由较低层次的精神性追求（竞奢炫富）向较高层次的精神性需求（时尚审美）转变。经过大唐盛世的充分发展，香文化即将迎来它的鼎盛时期。

宋元：

香 风 熏 得 世 人 醉

04

宋代是香料通过贸易传入我国的顶峰时期。宋代进贡的外来香料规模十分庞大。《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了泉州陈洪进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吴越国王进郊祀礼金银、珠器、犀象、香药皆万计”。

《宋史·外国列传五》记录了建隆二年，占城国王贡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四、大食瓶二十；天禧二年，贡乳香50斤、丁香花80斤、豆蔻65斤、沉香百斤、笺香200斤。熙宁十年，注辇国王遣使贡乳香、瓶香、蔷薇水、木香、阿魏、丁香、龙脑。宋代入贡香料的品种和数量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宋香料的礼用范围也大致与前代相同，仍然是祭祀、宗教、葬礼以及宫用等方面。自唐宋始，宫廷生活中使用外来香料被作为礼制固定下来，在礼制规定的行为和场合中，必须使用香料，不能随意废弃。宋代百官赴景灵宫行香是朝廷的礼仪制度。《宋史·仪卫志二》记述宫中导从的仪仗队中就有“女冠二人，紫衣，执香炉、香盘”和“奉龙脑合二人，衣绯销金袍，并高脚幞头”等执事的介绍。

宋时海上贸易极为繁荣，北宋于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其中香料是市舶司的大宗贸易，也是朝廷经费的重要来源。《宋史·食货志下》云：“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政府抽买香料以获利，甚至以此充作军饷。《宋史·张运列传》有记载：“户部所储三佛齐国所贡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余万缗，请分送江、浙、荆湖漕司卖之，以籴军饷。”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外贸易的畅通，香料开始普及至市井细民的生活。“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关扑香囊、画扇、涎花、珠佩。”关扑是宋代市民的一种赌博游戏，香囊用于关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香囊已成为宋代市民的常用之物。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记载，临安市民嫁娶迎亲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中就有“香球”。这表明香文化已经走下神坛，大众化意味明显。

香文化已然渗透至宋人的日常生活，文人士大夫更是将用香、品香视为一件雅事，并开始出现了洪刍的《香谱》、陈敬的《新纂香谱》以及叶庭珪的《香录》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宋是中国古代香文化真正的成熟和鼎盛时期。

元代，我国实现了大一统，与南亚、中亚的贸易往来，为元朝运回了大量的香料。《元史》中记载的香料并不多，目前已发现的有龙脑香、沉香、檀香、降真香、龙涎香和茅香。这些香料名称主要出现在《祭祀志》中，可见元代庙堂祭祀使用香料之丰富。

明清：

上承宋元 余香袅袅

05

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个香料朝贡的高峰时期。洪武三年，爪哇国王昔里八达剌遣使来朝，贡物中的香料有胡椒、荜拨、蔷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龙脑、豆蔻、阿魏、没药、黄熟香、安息香共16种。洪武六年，三佛齐遣使贺正旦并贡方物，其中有肉豆蔻、胡椒诸香。洪武十年，淡巴国贡沉香、速香、檀香、胡椒。洪武十一年，百花国贡胡椒，彭亨国贡乳香、片脑、檀香、速香、胡椒。

如果说明太祖拉开了明代诸番朝贡的序幕，那么明成祖则将诸番朝贡推向了高潮。明成祖时诸番朝贡的繁盛与郑和下西洋是密切相关的。永乐三年至宣德五年，郑和先后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包括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旧称三佛齐）、浡泥、苏门答腊等三十余国。

跟随郑和出洋的马欢等人著书说，郑和船队所到达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诸国在历史上均是香料产地，香料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支柱，它们非常欢迎郑和船队到来与之进行贸易。诸番国随使来明朝朝贡时，往往几个外国官员携带一点物品来华朝贡，随行的会有更多的商人、翻译官带着几船香料等番货，准备在民间交易。实际上，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朝贡之外的民间贸易。

但是，中国在明清之际开始由开放走向封闭，这在香料贸易方面也有所反映。明朝“祖训：自占城以下，苏门答腊、西门、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诸国来朝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故沮之。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焉”，上述所禁的与东南亚诸地的贸易中，香料是相当重要的一种。

但事实上，洪武十二年并没有使香料的民间贸易“得止”，直到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还曾下达“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的禁令。民间香料贸易一直不曾禁绝，以致明后期朝廷不得不允许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进行小范围香料贸易，只是朝廷采取抽取重税的方式抑制它的发展，即“报官抽分”。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进一步确立，香料贸易也随之零落。而香料的使用范围仍然无出祭祀、宗教等礼用和日常使用之外，基本承前朝余绪。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4.03月刊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