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前身）为配合市区建设，在陕西西安梁家庄的工地上发现了隋代李静训墓。该墓保存完好。其中，除石棺保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其余大多数文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展览以李静训墓出土文物为切口，通过“芝兰天挺”“青白交辉”“丝路琉光”“区宇宁一”四个部分，将近年来南北朝至隋代重要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一并展出，系统勾勒出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绚丽图景。

因此，本期书评周刊特别策划了《她和他的时代》这一封面专题，通过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隋代女孩李静训的生平经历与作为现代以隋代为历史背景的漫画《镖人》中的主角刀马，展现历史与传奇中的隋时代。

她叫李静训。

她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一部史书上，像那个时代的万千生灵，被尘土掩埋，被岁月遗忘。

直到1957年的那场考古发掘，让她从幽深的地下世界，重回人间。揭开那镌刻着“开者即死”铭文的石棺盖板，人们看到了她，一个卧在珠玉锦绣中的九岁小女孩，她的头饰，她的衣着，她的东西，那些伴随着她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陪葬品，却蕴含着一个短促又辉煌的王朝的符码——隋朝，一个终结了南北朝分裂的一统王朝，一个史书中繁盛富庶的王朝，却在仅仅38年后，便走到了它的尽头。它终结了分裂，却在乱世中崩溃，它未能延续自己的辉煌，却开启了大唐的光辉篇章。

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段，但这个过渡段本身也写得足够精彩，在后世的故事传说中，隋朝是个英雄辈出的传奇时代，雄猜而自负的隋炀帝以他的暴戾和狂想创造出了一个精彩的乱世，他竟能聚集起如此多的英雄豪杰来反抗他的统治，每一个英雄豪杰都各具特性，令人难忘。他们的名字也因那个时代而流传百世。

他叫刀马。

他出生在现代，但却与她一样，都是隋朝人。他不曾存在于那个真实的隋朝，却于《镖人》漫画中在隋朝的乱世里驰骋纵横——现实投射于历史，过去也因此重生于现代。考古与漫画，真实与创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重逢，共同造就出她和他的时代。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15日专题《她和他的时代》的B0405版。

李静训墓志

这套文物是佐证墓主人身份的墓志，出土时放置在石棺的南侧。墓志配有盖，其上刻九宫格阳文篆书：隋左光禄大夫女墓志。志盖仅标注墓主父亲的官职“光禄大夫”，未标注墓主名讳，是隋代贵族女性墓志的常规形制。

墓志分为序文（叙事）与铭文（颂悼）两部分。全文骈散结合，序文叙事清晰、层层递进，铭文韵脚工整、用典丰富，既符合隋代墓志文的规范，又满含家人对早夭女童的真挚痛惜，情感饱满动人。

其中极具史料价值的部分，是说李静训被安葬于“万善道场”，即万善尼寺，这是北周至隋代的皇家尼寺，位于长安城西的休祥里，是皇后、公主、嫔妃出家修行的场所。按古代礼制，贵族女子去世应葬入家族墓园，而杨丽华将外孙女葬入皇家尼寺，是完全破格的安排，目的是让她永远伴于佛前，得佛法护佑。考古发掘证实，李静训墓上方确实有建筑基址，与墓志记载的“坟上构造重阁”吻合。这样做既可以供奉佛像、为她祈福，也能保护墓葬不受侵扰。

另外，这一葬制是佛教的瘗埋方式，而非中国传统的世俗墓葬，也是墓志文中“迹异吴坟”所指的情况。志文结尾化用佛教“人生如泡影”的思想，意为：世人都知人生本就虚幻无常，又何必为寿命的长短而悲叹呢？这既是对杨丽华的安慰，也是对李静训早夭的释怀——哪怕她只活了9岁，但若能归佛法、得善果，便胜过世俗的长寿。

李静训去世时，其外祖母杨丽华47岁，其父李敏31岁，隋炀帝杨广39岁，李渊42岁，李世民约10岁。李静训去世的第二年，杨丽华便病逝，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食邑、财产都留给了女儿宇文娥英与女婿李敏，只求隋炀帝护他们周全。但仅仅6年后的大业十年（614年），因民间“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隋炀帝对陇西李氏举起屠刀，李敏全族被诛杀，整个家族满门覆灭。9岁夭折的李静训，反而躲过了这场灭门之祸；而杨丽华将她葬在皇家尼寺、坟上建重阁的安排，让她的墓葬在乱世中完好保存了1300多年，1957年出土时，石棺、随葬品均完好无损，成为隋代考古重大发现。

墓志结尾那句“共知泡幻，何嗟寿夭”，终成整个家族命运的注脚。

参考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墓志卷》，王古今《重读李静训墓——以其早夭为中心》等

闹蛾扑花金钗

李静训墓中最具吸引力的文物无疑是11件金器，其中包括长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的项链、手镯、高足杯等，均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此次展览中的这件金头饰则为首次展出，为墓主贴身陪葬首饰，出土时六瓣花已有部分脱落，后修复成目前状态。它由背板、银鎏金花束、飞蛾等多部分组成，是当时贵族女性的奢华饰物。

关于其名称，考古发掘简报称为“头饰金花”，沈从文先生称之为“闹蛾儿扑花首饰”。又有学者认为“闹蛾”一词出现于南宋后，不应以此命名隋代文物。后有观点认为其属于“步摇花”，并认为其与魏晋南北朝步摇花的系连方式相去不远。另有观点认为，这件文物上承魏晋步摇之形，下启隋唐花钗之制，可称之为“金银珠花头钗”。也有学者笼统称为“金冠饰”。国博此次展览命名为“闹蛾金钗”，应是延续了沈从文先生命名的“闹蛾”，并且更倾向于其具有钗的属性。

整件头饰耗费大量黄金、天然珍珠，采用的累丝、颤枝工艺均为隋代皇家专属，是李静训高等级贵族身份的直接体现，也反映了隋代上层社会奢华的首饰风尚。因为蛾类具有多产的特性，常被古人赋予多子多福、男女爱慕的寓意。这件首饰，也许暗含了家人对李静训未来人生、婚姻美满的期许，只是这份期许随着她的早夭，一同埋入了地下。

参考资料：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魏秋萍《万善尼寺中的金枝玉叶——关于隋代李静训墓的几个问题》，扬之水《步摇花与步摇冠》，欧佳《“首饰”与“花钗”：唐代后妃命妇礼服首饰称名及礼制新研》等

“光正随人”十二生肖铜镜

这件“光正随人”十二生肖铜镜也是李静训的随葬器。考古发掘记录显示，此镜出土时被妥善放置于铜洗之中，下方垫有五层黄纸，足见其在墓主生前与身后的被珍视程度，是贵族少女的贴身梳妆用器，也是承载家人祈愿的陪葬珍品。

铜镜整体为圆形，直径16厘米，缘厚0.7厘米，镜面宽大、器身厚重，摆脱了南北朝铜镜粗简薄小的风格，是隋代铜镜鼎盛风貌的典型样本。镜背采用圈层式对称布局，由内至外清晰分为四大功能区，纹饰繁缛工整、疏密有致，铸造工艺极为精湛。

镜铭“光正随人，长命宜新”八字，兼具实用隐喻、吉祥祈愿、时代特征与情感寄托。十二生肖则是这件铜镜的主要纹饰。据学者研究，当十二生肖动物形象真正在北朝发展成熟后，很快就和铜镜结合起来，可能被人们认为能够拥有趋吉避邪的神秘法力。

参考资料：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后晓荣《十二生肖铜镜初论》，陈根远《隋纪年墓出土铜镜的制作年代与历史价值》等

镶金边白玉杯

这件李静训墓出土的镶金边白玉杯，高约4厘米，口径约5.6厘米，尺寸小巧，适配9岁孩童手持，可能是李静训生前饮水或淡茶、酪浆等饮品的杯具，反映出隋代玉器已不像之前那样普遍具有繁复纹饰与宗法功能，而是转变为写实、实用的生活器皿。

有观点认为，玉杯镶金边有“金玉满堂”美好寓意。“金玉满堂”出自《道德经》，原文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原本是讲物极必反道理的，但隋唐时期可能已经成为独立的吉祥语，据研究，唐代已出现带有“金玉满堂”字样的吉祥钱。因此，这件镶金边白玉杯可能具有类似寓意。

一般认为，这件杯子的主体造型、核心工艺与文化内涵均源自中国本土传统，尤其是杯口沿的金边装饰，很可能延续自中国古代工艺中的“金扣（或釦）”，早在汉代已广泛应用于漆器、玉器中，主要作用是加固器物最易磕碰受损的口沿，同时提升器物等级与华贵感，并非外来传入的工艺。

参考资料：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等

传瓶

这两件传瓶一件来自李静训墓，是纪年墓葬中所发现时代最早的传瓶；一件由天津博物馆征集而来。两者均为单颈双腹并联、盘口、双龙柄对称分布、龙首探入盘口的造型，平底微内凹。后者底部墨书铭文称其为“传瓶”，解决了学界此前对这类器物“双身龙柄壶”“双龙柄尊”“双联瓶”等定名混乱的问题，直接为这类器物确立了“传瓶”的官方定名。据推测，传瓶与佛教丧葬文化相关，具有护佑墓主灵魂的宗教寓意，是隋唐时期的高等级随葬品。

两件传瓶都采用隋代北方白瓷的典型工艺，先施白色护胎釉再罩白釉，釉色白中泛黄，施釉均不及底，釉面有自然流釉痕迹，胎质坚硬细腻，工艺特征基本一致。李静训墓中共出土17件瓷器，青瓷、白瓷均有，结合河南安阳张盛墓等其他隋代墓葬出土的白瓷，反映出白瓷在隋代已经发展成熟，为此后“南青北白”的瓷器烧制地理格局奠定基础。

从时代演变来看，隋代传瓶大多双腹并联、有直形双龙柄，整体敦实厚重，保留北朝鸡首壶、盘口壶的形制遗风，颈部多带凸弦纹，双腹分档清晰，是传瓶的原始形态。隋末唐初，其双腹逐渐融合，盘口从高变低，颈部从短粗变修长，龙柄从直柄向曲柄演变，腹部开始出现堆贴、胡人纹样等西域装饰。唐代前期，传瓶转变为单体盘口双龙柄壶，造型从颀长秀丽转向浑圆饱满，契合唐代雄浑大气的审美。盛唐之后，随着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传瓶逐渐消亡。

参考资料：杨君谊《“传瓶”初考》，张秉午《天津发现的隋代白瓷和元明青花》等

石棺

除李静训墓出土文物外，本次展览还展出国内其他南北朝到隋代墓葬的代表性文物，其中体量最大的当数这件石棺（李静训展览中盖为原件，其他部分均为复制品）以及同墓出土的壁画。它们出土于陕西省潼关县高桥乡税村，该墓2005年因盗墓被发现，专家随即开展抢救性发掘，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252件（组），大多数为陶俑。

该墓自墓道至墓室全壁面均绘制壁画，其中墓道东西两壁对称绘制的“出行仪仗图”保存较完好，过洞、天井壁画多有脱落，甬道壁画残存局部，墓室四壁壁画基本脱落，仅顶部星象图完整保存。

该墓室内置一具青石函匣式石棺，青灰色石灰岩质地，由盖板、挡板、帮板、底板等六部分组成，复原后通高1.42米、长2.90米，总重量超3吨，是北魏至唐初体量最大的同类石棺。历经古今多次盗掘，石棺已被解体，墓志、石门及贵重随葬品被盗，仅残留零星人骨，经鉴定为35-55岁的男性个体。

学者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风格、壁画与石棺艺术特征，明确该墓下葬年代为隋代仁寿末年至大业初年（604-606年），属隋中期偏晚。另根据壁画中18杆列戟的等级（隋唐制度一脉相承，唐代《唐六典》明确规定东宫太子诸门施18戟），结合人骨年龄、隋代历史背景，推断墓主人为隋文帝杨坚长子、隋朝废太子杨勇。

石棺通体采用浅减地阴线刻技法雕刻，所有画像表面均涂墨，减地与细阴线外的区域全部为黑色，线条流畅，布局缜密，体现了隋代石刻艺术的高水平。关于石棺的艺术风格，有观点认为是中古墓葬艺术“复古”浪潮的典型代表，复兴了北魏灭亡后消失近一个世纪的升仙题材函匣式石棺，回归汉魏古风；也有观点认为，函匣式石棺、升仙图像按照东汉-北魏-北周-隋传承有序、从未中断，该石棺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之作，而非中断后的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入唐之后，这种函匣式升仙题材石棺迅速被殿堂式石椁取代，丧葬美术的主题从“亡灵升仙”转向“事死如事生”的现世生活模拟。税村石棺因此成为北朝系统函匣式画像石棺的登峰造极与收关之作，在中古墓葬美术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

总体看，该墓墓葬壁画、石棺画像融合了南朝、北朝、佛教、祆教、萨珊波斯等多元文化元素，直观展现了隋代大一统背景下，南北文化融合、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面貌。

参考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线刻石棺》《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杨效俊《潼关税村隋墓石棺与隋代的正统建设》，邵小莉《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研究——兼论隋唐墓葬艺术源流》《隋唐墓葬艺术渊源新探——以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为中心》等。

撰文/看展小分队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翟永军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