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高红清  供图/福建省博物馆  支持/首都博物馆

《清明上河图》中高耸的城郭、林立的店铺、杂陈的百肆，是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梁；“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是诗人陆游眼中的临安。细究历史我们发现，宋代的都市化似乎应归因于对商业的重视与宽容。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影响，宋代延续了唐代的国际化传统，但在规模与成就上更加突出和辉煌。

官阙参差海上开，吐吞波浪起风雷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对陆路贸易的补充。《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与外界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共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五条为陆路，只有两条为海路。

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根本转变。政权割据与战火连绵使陆上的交通受到阻塞，而且，全国经济中心向南迁移，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往的最主要通道。

宋代海路主要包括：从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通往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从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发，通往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地的东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改变了宋代社会，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须臾满眼贾胡船，万顷一碧波黏天

海上贸易的繁盛需要强大的造船业与先进的航海术支撑。宋代造船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其中，北宋官营船场发达，主要生产纲船（漕运船）、座船（官员客船）、战船、马船（运兵船）等。官营船场的产量也很惊人。以纲船为例，北宋真宗末年，纲船年产量达到2916艘。与北宋时期不同，南宋官营船场不太发达，私营造船场却因能生产出当时世界一流的船只而生意兴隆。

宋代的商船体大坚固。在造船时，他们使用“料”这一词汇。“料”的原意是指材料、物料，后来转用为载重计量单位，大概与船舶设计有关。当时设计船舶主要以载重多少石为准，确定载重量后，再依据实际需要，计算长度、宽度等等数据，画成“船样”图纸。估算用料、人工、造价，方便购买者支付钱款。一料载重量约合110市斤。《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也就是说，一般大船载重约250多吨。

当然，这一载重量不是宋代大船的极限。北宋神宗时，荆湖地区有一艘内河“万石船”，其载重约660吨。宋徽宗时为出使高丽，在明州造了两艘大海船，号为“神舟”，船的长度在110米以上，载重超过1100吨。如此巨大的船只行走水上，“巍然如山，浮动波上”。使船到达高丽后，高丽人“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在海上往来的商船分“福船”、“广船”等。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带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出土一艘南宋末年海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残深1.98米，船内有12道隔舱板，将船分成13舱。经专家考证，该船属于福船，是泉州建造往来于东南亚的三桅帆船。

广船是大型尖底船，头尖体长，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船体的横向结构用紧密的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向依靠龙骨支撑。广船多采用荔枝木、铁梨木、樟木等高强度木料制作，结构坚固，有较好的适航性和续航能力。宋代船只的尖底造型与龙骨结构、水密隔舱、多重船底板、用于操纵尾舵升降的绞车等，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技术的水平。

与强大的造船业相配套，宋代海员有完整的航海术。他们已经熟练地掌握洋流季风的规律，利用它来出海或返航。例如去南海诸国，是“北风航海南风回”；去朝鲜乘夏至后南风，“北风方回”；去日本利用初夏的西南季节风，回舶则利用春季的东北季节风。在茫茫海上，宋人主要依靠指南针，辅助以牵星术辨别方向与船只位置。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述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正是凭借着坚固而巨大的舟船和娴熟的航海技术，商人们打开了异域之门，带回了远方的奇珍。

千帆总约秋风至，应助关征额外钱

两宋时期，朝廷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首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这是沿袭唐制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以后朝廷又陆续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该机构存在期间屡有废置，名称也有所改易。

北宋中期以前，各处市舶机构皆称为市舶司。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而将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称市舶务。南宋前期，两浙、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通称“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罢两浙路市舶司后，原属两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机构只称“场”或“务”。福建、广南东路市舶司设在泉州、广州，下设场务。

除了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阅实”回港船舶﹔主持祈风祭海这些事务外，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贸易货物实行“抽分”与“博买”。

抽分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十分之一）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关税。博买是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这实际是官府的低价采购与优先购买权。尽管两者都有随意性，但是，比较明确的贸易规则，阻止了来自于官方的其他无理干涉，仍然极大便利了商业活动，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有学者估计南宋初年财政收入不到一千万缗，外贸收入约一百五十万缗，占总收入15%；绍兴末年财政收入约四千五百万缗，外贸收入也提高到二百万缗，约占总收入的4%。虽然比例下降，但是绝对数额仍有所增长。

飓风不作三农喜，舶客初来百物新

从专门记录海外情况的著作《诸蕃图》、《岭外代答》等书中可以看出，宋代进出口贸易规模大、物品种类多，王公贵族与寻常百姓都成为舶来品的消费者。《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初年通过海道进口的货物有400余种。这些舶来品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区。

宋与日本地区的贸易分两个阶段。在北宋时期，日本藤原时代的全盛时期，日本政府采取消极政策，禁止日商到中国贸易。南宋时期，贸易渐渐增多，明州（宁波）和泉州成为双方主要的贸易门户。从中国的港口出发到日本，顺利的话往返全程只需七天。

起初，宋日贸易中，宋商占主体地位，宋商甚至在日本博多港建造了中国人居住的“唐房”（后人称为“大唐街”），直到12世纪中叶，日本商人才改变了这种被动局面。宋代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日本刀、日本扇、海产品、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等。

宋与朝鲜的高丽关系密切。海上路程从明州出发，乘南风，顺利的时候五天就可以到达。高丽输入宋的商品主要有高丽扇、高丽墨、高丽纸、高丽铜器等。

宋对越南一直采取绥怀政策。占城商人经过海路通到广州港。占城稻最初由海商贩运到福建，后来受到政府重视，在两浙、江淮一带推广。另外一种有特色的商品是沉水香。因为宋代香药煎汤饮用成为一种待客之道，沉水香受到广泛欢迎。

作为商品生产国和贸易的起点地，两宋时期外销的商品有六大类：一是纺织品，如锦缎、绢、帛等；二是陶瓷，如青白花碗、水坛、大瓮、小罐、盆、钵、水埕等；三是金属及其制品，如铁（铁条、铁块）、铁器（鼎、锅、碗）、金银器皿、铜器（鼎、锅）等；四是各种日常用品，如漆器、草席、雨伞、针、帘子、木梳、绢扇等；五是农产品、副食品，如粮食、酒、盐、茶、糖；六是药材，如大黄、川芎、白芷、樟脑等；此外还有染料（朱砂）、玩具、马匹、武器、书籍、文具、货币等。

瓷器是外销的大宗商品之一。宋朝陶瓷业蓬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著名的有柴、汝、官、哥、定五个窑，此外还有董窑、象窑、吉州窑、古定窑、古建窑、古龙泉窑等等。

宋代外销瓷涵盖范围非常广：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德化窑和磁灶窑、广东潮州窑、广州西村窑等都有产品销往海外。商人们还负责为海外客户定制商品，他们要求窑口烧制各种风格迥异的瓷器，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 

海东估客初登岸，云北山僧远入城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陆和各个岛屿上，商贸联系为宗教开辟着道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汇集，通过和平的长途商贸往来和僧侣们高超的布道能力，宗教赢得了广大皈依者。宋代无疑是个宽容的时代。

佛教传入中国有陆路和海陆两条途径，如今专家们仍在争论哪条路线最早。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到唐代的时候，半数的高僧从交趾、广州两地乘船出发西行求法，而且从海路为中国注入了小乘上部座佛教经典。汉传佛教后来从海路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

除了佛教，从宋代开始的“海上女神”——妈祖信仰流布开来。对妈祖的民间信仰大概始于北宋元祐年间，至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宋徽宗赐匾“顺济”予莆田圣墩庙，妈祖信仰得到官方承认，以后历代朝廷不断加封，直至被封为“天后”。“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桅樯一信风”，正是跟随着祈求顺风顺水的虔诚信徒，妈祖信仰也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

与中国佛教与妈祖信仰的传出相应，伊斯兰教也从海上传入中国。从公元7世纪开始，穆斯林武士、商人和移民连续向南亚次大陆涌来，在12和13世纪，穆斯林建立的各个王朝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印度海岸贸易也逐渐被穆斯林商人控制。定期访问东南亚的阿拉伯商人也将伊斯兰文化的各种因素传入该地区，这为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据明代史学家何乔远的《闽书》记载：“吗喊叭德（即穆罕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628年）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按照这一说法，伊斯兰教从海路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唐朝。不过，唐代伊斯兰教主要存在于侨民之中。

到宋代，穆斯林通过联姻、投充等方式，使得少数汉族人口加入了伊斯兰教信仰者队伍，并建立番学、参加科举，开始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的宗教之一。这一发展还表现宋代大量兴建伊斯兰教寺院。著名的有广州怀圣寺（俗称“狮子寺”）及光塔，创建人是蒲姓穆斯林；泉州清净寺（俗称“麒麟寺”），创建人是纳只卜·穆兹喜鲁丁；扬州清真寺，创建人是普哈丁。

他 山 之 石，可 以 攻 玉  

技术的传播是贸易的附带品，但是这并不能降低它的重要性。宋代实现了重要的技术突破，其中一些注定要改变世界。

火药在唐代被发明出来，但主要长期用来生产爆竹。到宋代后期，火药广泛地应用到帝国军队中。士兵们用弩炮将类似于手雷和炸弹的武器发射出去，以对付游牧民族。

在公元1世纪就被术士们使用的指南针应用到了航海；公元11世纪中叶，杰出的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其中，小小的指南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于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

虽然，宋朝最终粉碎在蒙古人战争机器之下，忽必烈称帝结束了中国历史长达700年的黄金时代。但是，宋代的成就也提醒我们，繁荣依赖于开放与宽容，依赖于与外界交流。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4.0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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