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香港海事博物馆

梦想东方：踏上远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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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酷爱喝茶。但英国既垄断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又征收茶叶税，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船只，将价值1.8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及后纽约、新泽西等地亦相继发生倾茶事件，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线。

美国独立战争是北美殖民地商人反抗英国殖民地经济策略的结果。战事从1775年至1783年持续8年，以英国宣告放弃北美殖民地告终，英美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此场胜利，使美国人摆脱了英国长期以来的殖民统治，为日后的自由经济扫清障碍。独立战争后，美国经济一片萧条，海外贸易成为振兴经济的出路。对远东贸易和财富的渴望，驱使美国商人带着致富的梦想飘洋过海，启程远航中国。

年轻的美国在寻求机遇和财富的浪潮中，“中国皇后号”率先启航。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航，开赴广州，正式开启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此商船由费城富商罗伯特·莫里斯出资，富有航海经验的约翰·格林任船长，山茂召少校任船货总监。山茂召在日记中写道：

“战争结束后不久，一些纽约和费城的商人们开始迫切希望与中国广州开辟贸易，他们买了一艘船（即‘中国皇后号’），满载花旗参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当地产品。我的朋友，丹尼尔·帕克邀我前行，并让我担任船货管理员。我和我的朋友兰德尔决定一起去探险淘金。”

美国商人对中国市场作了充分了解，“中国皇后号”载着花旗参（西洋参）、毛皮、羽纱、棉花、铅和胡椒等货物扬帆远航，途经佛得角群岛，绕过好望角，跨过印度洋，再经其他海峡抵达广州黄埔港。美国人顺利地把货物出售，再购入大批商品回国。1785年5月11日，满载茶叶、棉布、丝绸和瓷器的“中国皇后号”循原来航道返抵纽约港。船上货品大受欢迎，旋即被抢购一空。这次首航获利甚丰，成为美国商贸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受“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激发，更多美国商人投资或冒险举帆远航，对华“贸易热”兴起，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港口城市，包括波士顿、费城、纽约和塞勒姆等。贸易热也刺激资本主义发展，财务专家开始向投资商出售股份，为长途贸易远航提供资金。

1786年，获费城商人资助，山茂召受聘为“希望号”（Hope）的船货总监，再次踏上前往广州的航程。1787年，波士顿商人派遣“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夫人号”两艘船只，绕过合恩角，前往北美洲西北海岸采购毛皮，再横渡太平洋，运往广州销售。1790年，满载中国货的“哥伦比亚号”经好望角返回波士顿，成为第一艘完成环球航行的美国商船。

1790年代以后，在通往广州的航线上，美国商船络绎于途。当时的中美贸易总额已超过荷兰、丹麦和法国，跃居第二，仅次于有百余年对华贸易历史的英国。

口岸通商：中美贸易与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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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粤海关后，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统一口岸通商，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中国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行商。行商统称“公行”，他们拥有清政府认可的外贸专利权，从而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

18至19世纪，广州主要的行商有同文行潘启官、广利行卢茂官、怡和行伍秉鉴、义成行叶上林等，此四行商并称“粤东巨室”，财宏势厚。“官”不是指官衔，而是一种尊称。行商会聘请通事、买办等为洋商服务。

伍秉鉴与美国商人关系密切，曾在财政上支持约翰·福布斯在美国的铁路建设，使福布斯成为美国的铁路大王。此外，伍氏还投资美国的保险、证券交易等业务，眼光独到，在西方享有盛名。

美国各大港口城市都有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他们或独资、或合资经营。早期美国商人出资购买商船到广州贸易，并委任船货总监监管出售货物。这些来华的船货总监或船员，如山茂召、罗伯特·格雷等，在早期中美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费城、波士顿、纽约等美国沿海城市在对华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来自这些城市的一些商人，如斯蒂芬·吉拉德、约翰·雅各·阿斯特等，是对华贸易的先驱人物。对华贸易造就了首批美国百万富翁，并刺激美国的复兴和港口城市的发展。

来华的美国商人中，以威廉·亨特较为人熟知。他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先后在中国生活数十年，出版了《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二书，记述他在中国的见闻轶事。

随着对华贸易的兴盛，美国商人开始在广州建立洋行，设立常驻代理商。到1820年代，船货总监的贸易地位被洋行取代。

普金斯洋行是其中一家最具规模的在华美国洋行，后来旗昌洋行、同孚洋行、魏特摩洋行和琼记洋行被称为“四大洋行”，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大多以家族企业形式参与对华贸易，至少由一个或多个家族组合而成，并通过股东加入、合并、姻亲关系等方式扩大公司的人脉、资源和规模。

虽然洋行之间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商贸网络，但各大洋行有着不同的特性和经营方式。除了在中美贸易初期经营毛皮、花旗参、鸦片、茶叶、生丝、檀香等商品的进出口代理业务外，他们后来还涉足银行、保险、造船、海运、铁路等业务，体现了对华贸易的多元化。

19世纪中期，鸦片走私的急剧增长引发了连番战事。在贩卖鸦片的立场上，虽然部分欧美商人有参与鸦片走私，但美国商人如内森、邓恩和同孚洋行及魏特摩洋行则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

1844年，美国特使顾盛来华，与清廷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又签署中美《天津条约》，1868年签订的《浦安臣条约》，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两国正式建立友好关系。

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协定关税”的规定，令美国对华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其中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邻近茶、丝产地，不但便于外商采购中国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也利于洋货转运至各地，故中美贸易的重心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

口岸开放带动了买办阶层的兴起和工业的发展。买办是中外贸易的联系人，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行商已设有买办为外商服务，但买办一职受清廷监管，中国人和外商不能任意充当及选雇。鸦片战争后，随着行商制度的撤销以及《望厦条约》规定中国官员不得干预雇觅买办、通事等，促进了买办阶层的兴起。如为旗昌洋行效力的吴天垣、受聘于琼记洋行的莫仕扬，均为当时著名的买办。这个独特的阶层在中外贸易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为了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商人在中国投资航运业、船舶修造业、采矿业、电报通讯业、铁路修筑业和银行业等，不仅令中国的经济、生产、交通、通讯等领域空前发展，而且商人赚取的巨大利润，也推动了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火船万里：贸易船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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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东方进行贸易的需求刺激了美国造船业的发展，塞勒姆、波士顿、纽约、费城等港口城市成为造船中心，航运业、船舶修造业随之而起。19世纪疾速帆船——飞剪船及蒸汽船的发明和普及，主导了中美间的贸易，旧式马尼拉商帆日渐被淘汰，见证了美国造船技术和造船厂的工业化发展。

1850年，美国商人汤马斯·肯特在广州黄埔成立了旗记船厂，并建有三座船坞，主要为琼记洋行装配船只。而上海、厦门、香港的商埠，使美资船舶修造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如1856年上海贝立斯船厂、包德船厂和1858年厦门船坞公司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兴起。

19世纪美国人发明了体型狭长、船头尖锐突出的飞剪船，主要用于运送茶叶和鸦片。与风力推进的帆船相比，飞剪船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加快了中美贸易的发展步伐。

1784年，360吨的“中国皇后号”从纽约航行到广州花了六个月时间。1845年，由纽约船舶设计师约翰·格利非斯设计的“彩虹号”，排水量757吨，首航从纽约到香港仅用了102天。这是继1833年下水的“安·麦金号”之后，最先得到公认的另一艘飞剪式帆船。波士顿另一知名的船舶设计师唐纳德·麦凯，其造船厂建造了多艘优秀的飞剪船，如“飞鱼号”“飞云号”“海上君王号”等，使美国在造船业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1765年，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给造船业带来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美国人约翰·菲奇最先将蒸汽动力应用在造船上，1787年诞生的“毅力号”，以蒸汽机驱动船桨运行。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敦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明轮蒸汽船“克莱蒙特号”，并在美国哈德逊河上试航成功，蒸汽动力被广泛应用在商用与军用船舶上。

由于早期蒸汽船造价高昂，速度又无法与飞剪船竞争，因而未能广泛使用。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造船技术的改良，蒸汽船才逐渐普及，取代远洋帆船成为世界船舶的主流，并充当美国与亚洲之间贸易往来的主要运输工具。船舶推动从人力、风力，演变为现代化的机械动力，而船舶尺寸也愈趋大型化，以便运载更多货物。

西洋航海科技和造船技术的引进激发了近代中国造船业的发展。1865年，南京金陵机械制造厂在徐寿、华蘅芳主持下，建造出中国第一艘木壳蒸汽轮船“黄鹄号”。

居家收藏：外销品的异域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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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华的美国商人中，有不少是“中国迷”，他们收藏了大量中国的古董珍玩，并建立“中国博物馆”及花园，向美国公众开放。

东印度公司的美国商人在费城建有“中国幽居”，并于1796年在该处举办首次“中国艺术展览会”。1838年，费城商人唐纳森出资兴建“中国博物馆”，更出版展览图录《万唐人物》，历时三年的展览吸引超过十万人参观。1845年，约翰·彼得斯也在波士顿创办“中国博物馆”，为美国民众提供了解中国的机会。

1876年，适逢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一百周年，清政府应邀参与费城世界博览会，参展物品包括丝绸、瓷器、牙雕、珐琅器和景泰蓝等，不仅引起了西方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也见证了中国精湛的手工艺外销品踏上世界舞台的过程。

16世纪起，在订制瓷器上装饰徽章标记，成为西方社会一时的风尚。纹章瓷作为外销瓷的一种，由中国陶匠按照外商提供的纹样彩绘烧制而成，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工艺特点和西方的装饰风格。那些饰有美国船舶、国旗和家族标记的纹章瓷器，不仅迎合了美国市场的需求，而且承载着一个个贵族、富商豪绅、社团协会、公司和城市的历史故事。因此，一种针对顾客需求的手工行业在中国应运而生，根据海外顾客提供的图样，制作专供外销的手工艺品。

运往美国的外销器物包括特别订制的纹章瓷和漆器家具，上面饰以家族纹章或姓名花押。其中既有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和商人萨缪尔·豪威尔等美国中上层人士彰显其身份地位的订制；也有品质一般、价格低廉的压舱瓷器或普通产品，销路涵盖各阶层。

技术娴熟的广东外销画名手，包括钱纳利、史贝霖、关乔昌（啉呱）、关联昌（庭呱）兄弟等，画作题材广泛，既为外商和浩官（伍秉鉴）等行商绘制肖像画，又有口岸市景、风俗画等，向西方展示中国景物，供人购买纪念。

异乡生活：美国商人在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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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前，美国商人在华唯一允许的驻留之地，主要集中于广州十三行的美国馆（广源行），生活方式华洋混杂。美国人罗伯特·贝勒特记述他出席十三行商家宴，席间不仅使用精致的银匙、刀叉、玻璃杯等西式餐具，食物亦中西混搭。

此外，澳门也是美国来华商人、传教士、船员及其家属的暂栖之地，形成规模较大的外国人定居点。海军和船员之间流行赛艇、赛马等追求速度的运动，甚至成为小范围内西方人的赌博项目。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为商埠，美国人对华驻居地转移至此，旗昌洋行也将业务中心转移到上海，并于外滩设立分公司。1843年，美国圣公会上海首任主教文惠廉除在苏州河北岸租赁房屋外，也通过与上海道台（清代官名，又称道员，是省巡抚与州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协商，将虹口地区划作美商居留地，形成美租界上洋宅连片的社区。

商人以外，传教士是另一值得关注的重要群体。裨治文，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先后在广州、上海开办学塾，并担任知名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编辑；卫三畏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所著《中国总论》是权威的汉学著作；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引入西方医疗技术，医治病人无数，当中包括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

容闳是中国近代首位留美学生，他自幼即为留学作准备。在传教士勃朗的赞助下赴美学习，1854年毕业于耶鲁学院。学成归国后，他倡议及组织“幼童留美计划”，协助晚清幼童赴美留学，从中国走向世界。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9.0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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