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董晓波

《道德经》这部古老的道家经典，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独特的智慧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读者的关注与研究。它所倡导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理念，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原创思想和精神追求，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

老子诞生在中国，但他的文化与思想却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道德经》不仅哺育和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也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翻译、介绍、传播到世界各地，历久弥新。

老子与《道德经》

根据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记载：老子是春秋时陈国人，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沟人氏。

有一种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他的，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后追谥为聃。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儋或老莱子。

《道德经》创作于春秋末期，正值周朝衰落、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老子，作为一位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在周朝守藏室为吏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经验。面对当时社会的混乱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崩溃，老子深感忧虑，决定出关西去，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在函谷关，他遇到了关令尹喜，受其请求，老子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的深入研究，写下了《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言》）。

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老子对当时社会动荡的深刻反思，也体现了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并提出新的道德观念。在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下，老子的道家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哲学财富。

应关令尹喜之求，老子作五千文字，称《道德经》。《道德经》分上下两篇，至汉代获经书地位，始称《道德经》或《德道经》，共81章，前37章为卷上，后44章为卷下（有的版本卷上题为《道经》，卷下题为《德经》）。全书以“道”“德”“自然”“无为”为核心概念，阐述了宇宙形成、万物本源、国家治理、生态保护、个人修身等一系列重大哲学、经济和政治相关问题，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之经典语录，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经典之一。

《道德经》语言艺术性强，具有音韵旋律之美，多用修辞手法，文字精炼，多章节的语句已成为格言成语，具有独特的文学特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篇幅如此短小的《道德经》，却是中国历史上被注释、注解最多的经典之一，如今它又成为世界上翻译语种最多的经典之一，称得上是“众经之首”。

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认为，《道德经》之所以备受世界关注，在于其哲学智慧的深度和高度。第一，《道德经》拥有极高明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比如“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等。第二，拥有独特的复杂性思维和言说方式，比如“正言若反”“柔弱胜刚强”等。第三，拥有高明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原理，如“治大国若烹小鲜”“清静为天下正”等。第四，具有深度的伦理学、价值观和修炼术，如“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第五，拥有深刻的文明反思、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比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道废，有仁义”等。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乱不安，老子作为周朝典籍守藏室官史，饱读经书，相传孔子曾到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中国教育家、历史学家林汉达等编著《上下五千年》记载了老子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

老子谦逊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

孔子道：“是的，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

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微笑，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

“没有了。”孔子回答说。

“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在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您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老子说。

“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孔子说。

“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

在这段对话里，孔子向老子表达困惑：他精通六经，但游说诸侯却无人采纳，对学问的现实应用产生疑问。老子谦逊回应，指出孔子学问可能“不合时宜”。孔子反思并提出变化的观点，认为不投入变化就无法变化别人。老子则通过无牙而舌存的事实，传达硬易落、软常存的道理，强调柔软顺应的重要性。最后，孔子敬佩老子学问，询问其为何不更有作为。老子回应道不同，指出孔子主张有为而治，而他主张无为而治，体现了他们对于学问、治世之道以及个人修养的深刻思考和不同见解。

这些思考和见解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传统文化、思考人生哲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道德经》的译介与传播  

《道德经》的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早在唐朝时，中国与现在的印度东北部邦国阿萨姆就有交往，该邦国王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和道家文化。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选择了通晓梵文的玄奘和懂道教的成玄英、蔡晃共同负责翻译《道德经》。

16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频繁访华，《道德经》西方译介的序幕由此拉开。据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考证，《道德经》最早的西方译本为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截至2020年5月，《道德经》英语译本553种，法语译本91种，俄语译本69种，德语译本298种，西班牙语译本95种。

《道德经》的翻译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沉浮史。《道德经》在西方译介的第一次高潮是在明末清初，其译介特色是以宗教为导向，从事译介活动的主要是欧洲的传教士。该阶段的英译传播主体和译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群体，他们翻译和解读《道德经》时，常站在基督教的立场，用宗教术语翻译道家核心文化概念，试图证明老子的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一致性。

理雅各、亚历山大、翟林奈、戈达德的译本都属于此阶段的代表作。例如，1868年，英国布道会传教士湛约翰出版第一本《道德经》英译本《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他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与解读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直接将《老子》中的“帝”翻译为基督教的“God”，将《老子》中的“神”翻译为基督教的“Spirit”，以基督教词汇对译《老子》。

1895年，由亚历山大翻译的《道德经》英译本《老子,伟大的思想家:关于上帝的本质和表现的思想》出版。他也直接将原文的“道”翻译成了“God”或“Creator”，还以“his”这个第三人称代词来做翻译指涉。这样一来，《道德经》被翻译成了与基督教教义相关的文本，语言更为通俗易懂，深受西方国家读者的欢迎。

保罗·卡鲁斯的译本《老子〈道德经〉》于1898年出版，这是第一个由美国人翻译的《道德经》译本。该书详细介绍了老子以及《道德经》，并将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逐字对照，还对每个汉字做了注音。保罗·卡鲁斯的译本在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众多美国学者研究老学和翻译《道德经》的范本。

第二次高峰是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此时期全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都开始对西方文化的优势进行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价值渐渐得到体现。老子所主张的“万物和谐”“无为而治”“以德治国”思想与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西方社会的反战情绪产生共鸣。老子著作与思想对于现代文明的启示意义，被发掘和凸显出来。

以亚瑟·韦利、梅维恒、安乐哲等为代表的东方学家、哲学家，采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对《道德经》进行解析。如1934年，亚瑟·韦利出版了《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潮中的地位》。此译本注重对《道德经》原文、原意的探讨，致力于传递文本中的思想内核。他指出译介《道德经》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细节的准确性给出源文本的意思”。

同时，华裔学者如林语堂、吴经熊、刘殿爵、冯家福和简等也加入《道德经》的翻译传播工作，共同为英语世界贡献了一批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译本。在此背景下，译者希望通过吸取《道德经》的智慧来拯救西方文明，因此将其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来译介，很多译本在文本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对老子文化的阐释，《道德经》的西方之旅慢慢走进中西方文化共生的阶段。

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后，社会急需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哲学指导，而老子思想恰好为德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这一时期，德国兴起了第一次“道家热”和“老子热”，大量《道德经》的德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老子思想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在翻译方面，德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道德经》译者，如波莱恩克那教士、史陶斯、卫礼贤等。其中，卫礼贤的译本尤为著名，他借用歌德《浮士德》中的术语来翻译老子的“道”和“德”，巧妙地将基督教神学典籍、德国名著与中国古典哲学联结起来，使得译本更易于德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此外，译者们还对《老子》中丰富的汉语意象进行了灵活处理，如将“众妙之门”的“门”译成“怀孕女性的腹部”，将“万物之母”的“母”译作“起源”等，这些入乡随俗的翻译策略解决了两种文化背景之下语义不对等的问题，使得译本更加贴近德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

其次，在德国学术界，老子思想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崇。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尤为赞赏，他曾尝试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道德经》，并在多部哲学著作以及书信和演讲稿中直接引用《老子》章句原文，对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无”“道”等章句和概念做出自己的阐释。

海德格尔认为老子的“道”指的是“开出新的道路”，这是一种深刻意义上的道路，它的含义要比西方人讲的理性、精神、意义等更原本。海德格尔对“无”的内涵的论述与老子也相似，他在其著作中更是多次直接引用老子的名言。与“人类中心主义论”有别，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人神”合一的概念，这一理念与老子的“天地合一”思想更是不谋而合。

此外，德国小说家、散文家德布林的中国小说《王伦三跳》以老子的“无为”思想贯穿全文，推动主人公王伦命运的三次跳跃，体现了他对老子“无为”思想辩证性的深刻认识。德国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也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老子思想，如诗歌《为格林树晨祷》描写树因顺从而生存于风暴之中，诗歌《铁》以飓风中铁支架的“坚而毁灭”反衬木支架的“曲而幸存”，这些都与西方文学中树和木一贯的隐喻意义大不相同，而是运用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思。

同时，德国心理学家荣格也将道家思想引入其“集体无意识”研究，为心理分析思想提供了佐证。他曾为卫礼贤翻译的《太乙金华宗旨》和《易经》作序，深受道家经文启发。在宣扬阴阳互补、与道合真的内丹之法中，荣格找到与自己心理分析方法的契合处，其中对无意识现象“同步原理”的认识，源于《易经》中星相学与卦象吻合关系之启悟。

其实，德国一批思想家早在18世纪就注意到了东方的老子及其哲学学说。最早接触老子学说的莱布尼茨在借鉴了老子《道德经》中的阴阳学说后便提出了二进制思想。18世纪中叶，老子及其学说在欧洲较大范围传播，康德、黑格尔等对《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表示肯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日渐多元，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得老子思想具备了文化优势，能够逐步向全世界进行传播，这一时期众多译者在《道德经》的译介中进一步追根溯源，对中华文明与历史事实加以发掘与介绍。该时期对《道德经》进行翻译研究的中国学者不断增多，传播老子学说的意识也不断增强，《道德经》翻译的文化效应也进一步彰显。

2011年6月21日，潘基文在其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就职演说中援引了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强调应将这种智慧应用到具体的工作中，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的统一性。

《道德经》的世界性  

《道德经》自问世以来的两千五百年间，人们对其思想意涵的阐释从未停止过，这些各不相同的解读极大丰富了道家思想的哲学体系。

美国学者J．J．克拉克说：“西方对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哲学及其实践的借鉴与挪用，是他们重新认识西方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有用工具，为他们提供了超越西方价值的东西，提供了不仅是逃避而更是获得政治解放的道路……已经给新时代运动注入了一整套观念和方法，涉及如个人成长、健康、心理以及生态等领域。”

可见，《道德经》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体现了“软实力”的作用与价值。“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即表明真正的文化自信应用“不言之教”的方式，通过强调共同点和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就自然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老子思想虽诞生于春秋晚期，却具有世界文化的普遍意义。

首先，老子思想中的“道”强调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整体和谐和发展。一是他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一样，是道的生命展现，世间万物都会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不可割断彼此的联系；二是老子认为人类在理性范围内的认识是局部的，但是他认为从时间上来说“无”是过去和未来，而“有”则是当下，在空间上来说，“无”代表虚，“有”代表实。老子强调人要打破自身的主观局限性，脱离孤立、片面的看法，从整体的不同的角度、维度和观念去观察和探究事物本质。

其次，老子所倡导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上善若水”等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是极具全球价值的。老子强调人要无私和开放，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他强调世间万物和人类生命的共生共存，有对天地万物的整体维护和关怀，而不是以人的利益标准对待自然和万物。他认为，世间万物没有等级之分，人应该有平等心，将心比心，从如何看待自己个人去关照、对待他人及自然万物，从而走出自我，走向他者，最后走向道。

再次，《道德经》主张以和为贵，共同发展，反对动辄发动战争。对于国与国的利益冲突，《道德经》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也。”《道德经》重视自然法，强调“无为而治”。 强调统治者要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平等地、顺其自然地对待所有百姓，反对滥用刑罚和使用暴力，反对执政者随意发起战争，否则必将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正如《道德经》所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以上这些思想为人类化解矛盾和纷争，反对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实现人类和平共处提供了思想智慧。

最后，老子强调人的自我反思和约束。

人类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欲望的膨胀给万类万物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危害。“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老子提出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不仅是人的道德、人类社会所需要遵循的原则，亦具有生态学的意义。个体、群体与人类都应自省、收敛，不能沉溺于声色犬马等物欲的追逐之中。“慈”是对宇宙存在的已知和未知的所有事物保持仁慈之心；“俭”是要求人类合理利用世间万物的资源，不能滥用，要学会知足。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人们为了自身发展需要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不断地发生改变，如今物种的急剧减少，水土资源的滥开发与污染，大气污染，给今人及子孙万代的栖息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令人触目惊心。

总之，《道德经》中以柔克刚、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反战和谐、为强不霸的政治理念，个人修养、立身处世的内在哲理等，在世界哲学和思想中既独特又深刻，具有跨越历史、连接现实、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恒久价值。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0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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