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法怎么了？我们为此推出专题《“歪打正着”的实验》，希望通过对这三场经典实验的回顾，反思社会科学实验法的某些困境。

其中，本篇回顾的是“罗伯斯洞穴实验”。

“罗伯斯洞穴实验”的志愿者。图片来自“美国心理学史档案”网站。

1954年，22个男孩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罗伯斯洞穴州立公园消磨夏日时光。他们游戏、比赛，为争得胜利和奖品爆发了一些争吵和摩擦。这些小事被一一记录在案，用以证明一个残酷的猜想：资源竞争必然会将人类带入偏见与暴力冲突的旋涡。这群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不知不觉间，化身为人类、国家、族群与意识形态的缩影……

这就是罗伯斯洞穴实验（以下简称洞穴实验），它由土耳其裔社会心理学家穆扎法尔·谢里夫及其同事设计、实施。实验大获成功，并成为社会心理学群际关系研究的基础。

2010年，澳大利亚心理学家、作家吉娜·佩里（Gina Perry）偶然接触到该实验的原始档案，并结识了谢里夫当年的助手O.J.哈维（O.J. Harvey）。在对比了原始档案、论文和助手口述后，她得出了惊人结论：洞穴实验被人为操纵了，其本质是一部按既定剧本演出的大戏。2018年，她出版了《消失的男孩：揭秘穆扎法尔·谢里夫的罗伯斯洞穴实验》（暂无中译本）一书，从科学和伦理层面对洞穴实验发出质疑。

佩里的质疑足以推翻这一实验吗？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围绕洞穴实验的争议，反映出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重重困境。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3日专题《“歪打正着”的实验》B04-05版。

撰文丨刘丹亭

冲突的舞台

冲突与战争，贯穿了穆扎法尔·谢里夫的前半生。他历经“一战”、希土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又见证了“二战”爆发。“二战”后，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38000美元资助，因而得以在1949年、1953年、1954年进行了三次关于人类群体结构和群际关系的实验。他执着于解开一个困惑——人类为何总是陷入野蛮争斗？

在探索谢里夫的实验前，我们先要明确一个概念——群体。群体是由两个或更多人组成的，他们在较长时间内互动并互相影响，将彼此视为“自己人”。在人类社会中，群体无处不在，个体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群体也是个体自我存在的根基。人们偏爱“我们”（内群体），而对有别于“我们”的“他们”（外群体）怀有刻板印象及偏见。谢里夫认为，当人类身处严酷环境中，资源竞争会令群体间的冲突一触即发，战争由此而来。

为验证这一观点，谢里夫循序渐进开展了三次实验，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洞穴实验。1954年6月，研究团队建起一座“夏令营”，他们扮作工作人员、辅导员，以便时刻关注被试的行为。被拣选的男孩们业已就位，冲突的舞台也搭建完成。

“罗伯斯洞穴实验”现场。

实验共21天，分三阶段，每阶段约为期一周。阶段一，考察群内结构的形成。22个男孩被平分为两组，送往两个营地，彼此不知晓对方的存在。通过集体合作，组员关系日益密切，组内的等级结构也初见端倪。男孩们为小组起了名字（响尾蛇、老鹰），绘制了标识，并形成一套行为模式。这验证了谢里夫的第一个观点：群体内部会产生等级结构和群体规范。

阶段二，考察群际冲突的爆发。两组男孩获悉对方的存在，急于互相挑战。研究人员安排了一系列比赛，并向男孩们展示了奖章、刀具等奖品。求胜心切的男孩们在比赛之初就爆发了冲突，谩骂、贬损、斗殴愈演愈烈，后来还烧毁了彼此的旗帜。

老鹰组有两位成员因想家而离开，该组在比赛中处于劣势，研究人员设法令他们胜出，响尾蛇组出于愤怒劫掠了他们的营地……这证明了谢里夫的第二个观点：竞争是群际敌意和贬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它催生冲突，冲突又会加强人们对内群体的忠诚及对外群体的仇视、偏见。

阶段三，考察群际合作的实现。此时两组剑拔弩张，多次在餐厅互相攻击。实验到了关键环节：如何化解冲突，促成和解？研究人员频繁安排两组共同进行非竞争性的娱乐活动，但敌意无法消除。轮到“超级目标”登场了。这是一种能将两个群体都动员起来，通过合作完成的目标。某天，研究者破坏了供水系统，口渴难耐的男孩们选择合作，一起恢复了供水。另一天，男孩们去野营，卡车半路“抛锚”，他们联手拖拽车子，使其启动。自此，双方关系大为改善，夏令营结束时，他们耳鬓厮磨、依依惜别。这证明了谢里夫的第三个观点：群际合作可有效消解群际偏见与冲突。

“罗伯斯洞穴实验”第三阶段现场。

通过实验，谢里夫得出了一个关于群际行为的完整模型，但吉娜·佩里发现，该模型并非无懈可击。颠覆它的有力证据，正是谢里夫于前一年（1953年）在纽约州米德格罗夫地区进行的实验。

那次实验的目的基本与洞穴实验相同，不过它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24个男孩一同到达夏令营，彼此熟悉，结为朋友。此后，他们被划为两组（好友都被分开）。按照预想，后面三阶段所发生的应与洞穴实验的情形一致，事实却远非如此。对此，谢里夫写道：“在群际关系阶段，由于各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包括对实验方向的错误判断，该实验被终止。”他隐去的真相是：1953年实验中，冲突从未发生，男孩们拒绝争斗……如果洞穴实验揭示了必然的社会规律，1953年实验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问题出在哪儿？

1953年实验的问题出在哪儿？谢里夫将失败归因于友谊。据佩里考证，研究人员为了离间两组男孩的友情，偷走双方的衣服，割坏某一组的旗帜，丢掉其行李，毁坏其帐篷……但男孩们自有主张：其中一方起誓，破坏行径绝非自己所为，另一方选择了信任。他们判断，问题出在“工作人员”身上，“也许你们就想看看我们有什么反应吧？”

谢里夫在洞穴实验中取消了交友环节，然而，情感和友谊真的足以消除暴力冲突吗？美国历史学家杨·T.格罗斯在《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中追述了一场暴行：1941年，一座波兰小镇的居民集体虐杀了一千六百余名犹太人，死者是其邻居、同事、朋友……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也在《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中，记录了一个个普通人手举屠刀砍杀亲朋爱侣的情景……情感和友谊的力量似乎并没有那么强大。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

作者：[法] 让·哈茨菲尔德

译者：龙云 孙旋

版本：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 2022年3月

而据佩里分析，谢里夫的实验设想本就不能成立；看似成功的洞穴实验，只是一出结局早已写就的舞台剧。她指出，研究团队不仅在论文撰写时对原始资料做了大规模加工，更在实验期间进行了诸多有违科学精神和伦理的操作。

佩里的质疑之一，是被试的人选问题。她认为，谢里夫选择孩子参与实验，是因为他们更好操控（谢里夫也承认，成人参与实验会更具说服力）。1953年实验失败后，研究团队在选择被试时更具倾向性，他们刻意挑出运动能力强的男孩，认定这类孩子更有竞争意识，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佩里的质疑之二，是实验对被试的欺瞒。男孩从未被告知参与了一场实验（他们还为夏令营付费了）。谢里夫认为，这可使被试的行为“在天然、生活化的情境下生发”。其实孩子们也并非浑然不觉。早在1949年，就有男孩怀疑过研究者的身份。1953年，一个男孩在餐厅发现了麦克风，另一个找到了一本研究笔记，这撕开了那次实验的伪装。

电视剧《鱿鱼游戏》第一季（2021）剧照。

佩里的质疑之三，是研究团队操控、引导了被试的行为。1953年实验期间，除了种种破坏行径，研究者在比赛中的不公正裁判也引发了孩子们的不满。某次赛后，胜利者向对手致意，“辅导员”竟指责他们太软弱。到了1954年，研究经费几乎耗尽，谢里夫急于完成实验，不公平判罚、挑起争端的行动比比皆是（将刀具作为比赛奖品，也颇耐人寻味）。佩里推测，男孩烧毁旗帜的火柴，也是研究者提供的……洞穴实验仅21天，却须经历环环相扣的三阶段——没有竞争便没有冲突，更没有和解。如无人为干预，实难预估冲突会不会爆发，何时爆发……最终，孩子们被仇恨所裹挟，但那些被记录在案的愤怒、冲突、暴力，真是自发的吗？

佩里的质疑之四，是谢里夫对被试心理感受的漠视。洞穴实验在无数著作中被反复提及，在这些叙事中，两组男孩表现出无我的一致性，如同蚁群或蜂群。但个体的感受和判断去哪儿了？即便读完《群际冲突与合作：罗伯斯洞穴实验》，依然找不出答案。一个个男孩消融在他们被强制编入的群体中，标示其独特性的尺度只剩下了等级地位。而他们理应受到的关切和尊重被抽空了。谢里夫多次谈到，为了“不干扰”被试的行为，研究人员会有意缺席——面对欺侮、辱骂、斗殴、纵火、餐厅混战……他们都缺席了。可以想象，孩子在目睹成人对恶行的放任、纵容后，内心遭受了多大冲击，眼前的世界陷入了无序、失范的境地……据记载，孩子们曾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心理问题：想家、焦虑、尿床、试图逃走……

佩里联系到多位洞穴实验被试，他们大都认为自己被那次“夏令营”影响了。某位被试痛苦地回忆道：“我做了一件不符合自己个性的事……”他从小热爱音乐，却跟其他组员一起砸毁了一架钢琴。这令人想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爆发的大规模劫掠事件。参与掠夺的多是普通人，事后他们也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指出，这是典型的去个体化现象，即个体不再对自己的行为判断、负责，而将其归为群体所为。让·哈茨菲尔德发现，卢旺达大屠杀的凶手在描述杀戮时，从不提“我”，只说“我们”。“我”一旦藏身于“我们”之后，便能恣意作恶：砸毁钢琴，大肆劫掠，疯狂屠戮……

洞穴实验最令人不安的是，它以理性之名，剥夺了孩子们的自我和感受，将他们引向丧失主体感与理性的境地。那么，我们是否应推翻这一实验，全盘否定其价值呢？

矛盾与希望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多部社会心理学著作，其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第12版）中对洞穴实验的论述引人注目。他明确提到研究者对被试施加的影响：他们设计了一些恶劣情况，迫使两组陷入冲突。那么，阿伦森为何没有因此质疑实验的科学价值及合理性呢？

《社会性动物》

作者：[美] 乔舒亚·阿伦森 [美]艾略特·阿伦森

译者：邢占军 等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

吉娜·佩里认为，洞穴实验的成功建立于对被试的筛选、操控和欺骗之上。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解释为控制变量、影响和伪装——阿伦森指出，这些是社会心理学实验的常见手段。洞穴实验最大限度控制了被试在态度、价值观、能力、个性、经历方面的差异，以佐证这些变量不是冲突形成的关键。而影响意味着让被试把实验“当真”，并反映在行为层面上。阿伦森举出一例：洞穴实验中，两组男孩被安排先后到达一场美食稀缺的聚会，这影响了其心理和行为，他们为夺食而争斗……（我们不得不承认，影响和操纵、引导的界限其实难于分辨）再来谈谈伪装的重要性：被试如果了解到实验的真正目的，其表现总会失真——或无意识地演出更好的一面，或不自觉地顺从研究者的意图。洞穴实验被伪装成夏令营，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尽管如此，洞穴实验还是呈现出难以自洽的矛盾性：其一，它对某些变量控制严格，对另一些却漠然置之。谢里夫强调，所有被试有着共同的文化经济背景，体质、年龄相似，他们没有精神创伤和出格行为，都是不会惹乱子的人。然而，他又隐去了自己的倾向性——他有意挑选更具竞争意识的男孩。其二，实验对被试的行为严密监控，却未对研究者的干预加以审视。英国学者迈克尔·毕利希曾提出，该实验事实上涉及了三个群体。研究团队是隐形的第三群体，其作用却很少被纳入考察中。另一问题是，影响、伪装虽可作为实验手段，但不应突破伦理底线。为引发冲突，研究团队做出一系列有损被试尊严和生命安全的行为。阿伦森也曾提出，如果以伪装、欺骗作为手段，应在实验后安排疏解环节，告知被试实验的真实目的，帮其理解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洞穴实验并未设置该环节。

此外，实验如机械降神般抛出的“超级目标”带来了合作与和解，但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沃切尔及其同事通过另一实验证明：一旦超级目标无法达成，和解便不复存在，人们会互相推卸责任，加剧形势恶化……

好消息是，阿伦森运用“超级目标”理论进行过一次创新探索，其成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希望。20世纪7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甫一取消，不同族群的孩子一同进入学校学习，他们互怀成见，争执不休。阿伦森团队为此设计了名为“拼图课堂”的合作方法。研究者将学生们分为多个6人小组（每组成员的种族、成绩水平各异），再将一个课题划分成6个小课题，小组成员分别负责其一。各成员分头去学习自己的小课题，再返回小组把所学教给同伴。每个成员掌握着一片“拼图”，为了拼出完整的知识图景（一个超级目标），人人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倾听同伴的意见。该方法施行数月后，阿伦森发现，不同背景的学生们已融合在一起……

拼图课堂为洞穴实验续写了一个富于人情味的尾声。阿伦森所做的，是用倾听与合作取代人为制造的冲突，将洞穴实验从个体那里拿走的东西交还回去。他把身份、个性、声音、自我还给了孩子，孩子们得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弥合世界的裂痕和创伤。

谢里夫的焦虑

“他们开始四处杀人。（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开始对人类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感到疑惑……我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或者任何别的专业手段，来理解群体之间的野蛮行为是如何产生的。”1919年，希腊军队入侵土耳其，十三岁的谢里夫目睹了种种暴行，这在他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在洞穴实验中，他对这段经历进行了再现与重构，其目的不是勾画出人类的冲突图景，而是证明冲突能够被确定有效的方式化解。

电视剧《鱿鱼游戏》第一季（2021）剧照。

此外，谢里夫还想阐明一点：人们的想法、行动会被社会情境和群体结构所塑造；个体的个性、善恶取向则难以在群体行为中发生效用。确有一些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研究：当社会影响较微弱时，个体的行为、选择与其个性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但当人们处于某些社会情境中（如面临压力或强硬命令），个性差异常常难以发挥作用。我们总倾向于与群体保持一致，害怕唱反调，害怕被否定，会因为他人去改变行为、信念。群体的凝聚力越强，成员受影响越深，越难避免从众。甚至，人们会抛弃道德，忘却个人身份，顺从群体规范，将个体行为看作群体所为。那一个个在洞穴实验中面目模糊的男孩，或许就经历着去个体化，他们在群体中丧失了自我感，不受良心谴责地将对手非人化，向其施暴、宣泄仇恨。而这又令群体更团结，进一步将暴行合理化。

谢里夫发现了人性在社会情境中的“失灵”现象，但他也曾提出，人会被社会塑造，却也是塑造社会的积极因素。备受争议的米尔格拉姆实验曾造出一个难以违抗、压力巨大的社会情境，绝大多数被试会服从，但服从程度各不相同；还有少数人，选择质疑、拒绝。另一些实验证实，一旦少数派坚决抵制社会压力，以言行打破群体一致性，其他个体的从众行为会明显减少。人们会重新思考立场、展开讨论，进而改变群体行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乐观地表示：“毫无疑问，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

然而，不从众，且一直不从众，无疑会带来巨大痛苦，会有人甘愿受苦吗？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十二万日裔侨民送入了拘留营。华盛顿《班布里奇岛日报》的编辑伍德沃茨（Wood⁃wards）持续撰文反对，这为他招来无数谩骂，但他的立场从未动摇。

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多位胡图族义士因不肯成为帮凶而被杀害。一位胡图族女士冒死从医院救出一个图西族幼儿。一位拒绝杀戮的胡图族商人缴纳了巨额罚款，几近破产。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中，有三人拒绝同流合污：一位上尉制止了虐囚行为并进行上报；一位驯狗员拒绝参与“不合适的询问”；一位专家公开了虐囚证据。他们都曾面临军事审判的威胁。

……

上述种种义举，证实了人性并不总在社会情境中缺席。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总有人不计代价地坚守自我的价值和判断。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人性远超测度的深邃。人类世界由无数个体组成，个体又结成一个个群体。然而，所有“我们”和“他们”，都属于同一个群体，人类。有时人们会发现自己面临抉择：是顺从“我们”，还是忠诚于人类及人道主义良心？指引其做出决定的，往往是人性的因素。

“罗伯斯洞穴实验”的志愿者。

我们至今无法确知，参与1953年实验的孩子为何选择坚守友谊。唯一的解释是，人性总会超乎预期，个体的自由选择中包孕着无限可能。物理学中有一条测不准原理：在量子尺度上，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确知，粒子运动在微观世界中不遵循经典力学的规律，因而不可探测。从宏观看，“测不准”带来的不确定性太过微小，可忽略不计；但世界的无穷变化恰恰诞生在这微末之间。个体对社会的影响亦如此，看似微弱，却葆有无尽的可能性，人类世界的希望正孕育于此。而这，远远超越了理性能够考量的范畴。

当谢里夫执着于以理性解释早年经历时，他并未意识到这行为背后的非理性冲动。在洞穴实验中，他通过对现象的剪裁、拼合、阐释，构建了一套“冲突—救赎”的世界观架构，得以将自己挥之不去的创痛和焦虑安放其中。对此，佩里犀利地评价道：“科学面具的背后，是叙述的艺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叙述被想象和修辞所驱动，正如其被逻辑和理性驱动一样。”这也揭示出社会科学研究难以逾越的困境：任谁都无法跨过阐释去直接呈现事实和真理，人们唯有尽全力向它们趋近。本文提到的种种理论、实验，提供了各式各样认识、解释世界的途径，但无论撰写多少著作、进行多少实验，我们永远无法把繁芜丛杂的现实和人心完全而整饬地纳入理性框架。那些不能被规律和秩序驯服的幽微留白，给了人性和自由生发的空间。

而人性和自由，是变革与希望的所在。

作者/刘丹亭

编辑/西西、何安安、张婷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