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麻建雄  撰文/罗时汉

“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如果说汉口是汉水冲来，整座江城则是长江浮起。我们的城市称其为大，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因果，也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造化。

武汉三镇的“和而不同”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武汉素称江城，是亚洲最大河流与其最大支流的交汇处，充满了行云流水的灵动之气，恰有龟蛇二山夹岸而峙，构成无与伦比的山川形胜。

武汉城市之根若以商周南土黄陂盘龙城计有3500年。武汉三镇最早的却月城大约始筑于2160年前，地点在古汉阳；而汉阳城筑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武昌始筑夏口城在东吴黄武二年（223年）。武汉“双城对峙”越千年，直到明末清初汉口崛起才形成“三镇鼎立”。汉口在三镇中历史最短，汉口堡筑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呈半月形，不具备汉阳、武昌的古典城市格局。

武汉三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各自风流。明末清初，“湖广会城”武昌仍为地域政治中心，汉阳为府县二级治所，地位都十分重要，兵家必争，战祸连年。汉口作为后起之秀，居全国“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是中国中部经济中心。

文武昌盛——武昌 

“以武而昌”的武昌，历史原点是蛇山上的郢州城，黄鹤楼最早是军事瞭望点。魏晋六朝时期为军事城堡，隋唐始为“东南巨镇”，宋代“参差十万人家”。陆游曾在《入蜀记》中这样描述武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明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增修“湖广会城”武昌，使武昌城比原来增大数倍，城垣周长约20里。

武昌城有山南山北之说，它不仅包下蛇山及诸多湖泊，还有城中之城——楚王府，即朱桢就藩武昌传世九代的楚王府邸，在蛇山之南占地约4平方公里。楚王府周围环置着三司、府、县衙署，街道民居无不以楚王府为中心。

城中老地名的官府色彩浓厚，类似南京。如察院坡、巡道岭、都司湖、抚院街、都府堤、粮道街、学道村、司门口、王府口、后宰门、楚望台、梳妆台等。由于军事单位较多，也留下中营、工程营、斗级营、辎重营、恺字营等地名。

城中阅马场的红楼美丽庄重，原为清末省咨议局，武昌起义后成为鄂军都督府，再后来一直是省政府机关，门前广场为集会活动中心。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省政府才移到城外水果湖。

武昌的格局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老城范围。城南白沙洲一带明清之际为竹木市场，人丁兴旺。民国元年《江夏东乡及汉阳南乡图》显示：武昌白沙洲上游有杨泗庙、吴王庙、白关，有上新矶、中新洲、下新矶，还有吉祥会馆、祁阳会馆、税捐局、丁公庙等。

武昌保存较好的是花园山下昙华林，这条古街及周围，华洋杂处，建筑各异，有文华书院、仁济医院、瑞典教区、修女会礼拜堂及名人别墅等，作为历史街区保护后整旧如旧，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这里是近代教育和民主思想的发祥地，也是辛亥革命的摇篮，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就酝酿于此。首义之城武昌，清末民初的遗迹除了红楼，还有首义公园、起义门、三烈亭、烈士祠等，是它宝贵的文化名片。

武昌还有条名气较大的小吃街叫户部巷，它从汉阳门民主路进去，在司门口一带，保留了老城从清末民初延续至今的市井风貌。

九省通衢——汉阳 

武汉虽然雄称三镇鼎立，但三足长短不一，汉阳是最小的，在某些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汉阳的地名却是最早的，从隋朝大业二年（606年）由汉津改为汉阳后一直沿用至今。就筑城历史来说，汉阳也是最早的，东汉末年戴监军筑军事城堡却月城，时间在孙权于武昌蛇山东北隅筑夏口城之前。

唐武德四年（621年）汉阳城始建于龟山南麓，它的城域面积较小，宋代被称为“凤凰山下汉阳城”。唐初城建格局对以后影响深远，明清之季汉阳城的兴建仍然沿袭。明洪武初（1368～1373年）重修汉阳城，城垣周长756丈，单砖砌筑，设城门四座：东朝宗、西凤山、南南纪、北朝元。城内两条主干道形成“十”字轴线，通达四门，将城中格局划分四个板块。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十”字相交处北段轴线上修建汉阳府署建筑群，堵塞府署后山上的朝元门，城内通衢由“十”字形变成“丁”字形。一直以显正街为东西轴线，其东端人们习惯称东门、鼓楼东，两厢则称南城、北城，基本遵循传统的中国封建城池方形棋盘式街巷布局的原则。一些地名如北城路、南城巷、鼓楼街的存在，显示老城曾经的格局。至今还保存的明代共勉街牌坊和清代敬节堂牌坊散件等等，是汉阳古老的见证。

汉阳城内商贾云集，街市商贸活跃。显正街南侧棉花街，就是当年商贩们专营棉花、布匹的街道。近代的显正街沿袭古商贾道，老字号不少，如街口孙家药房、共和茶馆、彭家烘糕店、机器压面作坊、煤球店、广货店等。下江人开的百年老锦春酱园铺，享有盛名的晒制酱油、豆瓣酱、蓑衣萝卜、豆腐乳等特色风味产品，一直留传在老百姓的口碑中。顺仁堂糟坊日产数百斤南酒，是东门高大店堂，后来成为“汉阳第一粮店”。

“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汉阳不啻城内富庶商徒云集，买卖兴隆，市井繁荣，而“无限风光在城外”，城外更为繁华。明代中期至清代，汉阳百货、农产品交易随汉水改道移至集家嘴及汉阳城东门沿江一带，南纪门外刘公洲上的鱼市、柴市、菜市是著名的水上集贸市场。河泊所设税收机关，它的繁华后来才被汉口取代。

嘉庆、道光年间，汉阳进入鼎盛时期，各方商贾云集，高公街、西大街是有名的商街，鹦鹉洲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竹木市场，远近闻名、百年不衰，竹木供应西达陕西，北至京津，东抵上海等地。清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武备学堂头班优等毕业生补用知县徐秉书测绘的《汉阳府城附近最新图》显示：夹河拦江堤外鹦鹉洲有宝庆会馆、三槐学堂，城内有敬节堂，城外有衡州会馆，江边民宅分布，码头至南岸嘴有十八个。

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

武汉简称“汉”，是以汉口为代表的。汉口的国内外知名度远大于武昌和汉阳。“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的俗语，说明汉口之大。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大”的地方，只有“大上海”和“大汉口”。

“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因明代中期汉水郭茨口裁弯取直龟山北流水量加大，从汉阳析出的汉口渐次繁荣，成为三镇的后起之秀。至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为全国四大名镇，且居首。

清康熙年间的刘献庭曾写道：“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江西之货物，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的影响力既是区域性的，上下游有超过十个地方被称为“小汉口”；也是全国性的，远在东北的长春市也有“汉口路”。

汉口有“土洋”之别，那就是“高头”的华界与“底下”的租界。“高头”和“底下”是汉口人特有的方向感措词，以汉水长江的流向为参照，上游为高头，下游为底下。

“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条约》规定汉口为全国十大通商口岸之一。汉口门户洞开，发生一系列嬗变，最初的汉口两端“从硚口到花楼”格局不再，开始在江汉路以下形成“洋汉口”，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建立，西洋建筑林立，洋教堂、洋行、洋工厂、洋码头大量兴起，洋行最多时达259家。

“内河航行权”使长江航运走向国际化，“上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口为起点。”西风东渐，华洋杂处，汉口带着屈辱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相当迅速地从深处堂奥的内地重镇演变为国际性都会，外邦远人将其比拟为北美工商名城魁北克，或称之为“东洋芝加哥”。

美国学者罗·威廉记述道，“汉口的拥挤在中国的城市中达到了独一无二的水平”，“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很可能汉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有了“高头”的原先兴旺，加上“底下”的新兴繁荣，汉口在其传统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成功地完成向近现代的转型，被称为“汉口模式”。

“上街路少下街稠，卧帚一枝水面浮。”汉口城市格局呈扫帚形，沿汉水长江分布，硚口为高头，往六渡桥、江汉路过去的沿长江一带为底下。底下街道尤其密集，商铺、酒楼、茶社、会馆、钱庄等充塞着大街小巷。汉口地名的水文化色彩浓厚。如桥名多，有六渡桥、广益桥、多福桥、九如桥等，唯保寿桥保存至今。而散布在城外后湖一带以聚族而居的姓氏地名较多，如“王家墩”“贺家墩”“天门墩”“鄂城墩”等，共有80多处。

“闭着眼睛朝上走，闻到臭气是硚口。”从城市品质来说，汉口的高头比较荒凉、落后，多棚户区，日伪统治时期划为难民营。底下则繁华、洋气，居民素质也相对较高。其中有方言差异和衣食住行方面的种种不同，非本地居民不能感知。以汉正街、长堤街为代表的高头，以六渡桥、江汉路为代表的底下，大致可认为是汉口的特色和骄傲。

天下第一街——汉正街 

汉口兴盛于明末，至清初便呈现“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景象。有记载乾隆年间的湖北市镇，“其最大者莫如汉镇”“上自硚口，下至接官厅，计一十五里，五方之人杂居，灶突重沓，嘈杂喧呶之声，夜分未靖”，说的主要就是汉正街。

汉正街是汉口的摇篮，初时只有沿河码头和河街，后来有正街、内街、夹街及里巷。正街也叫官街，1926年汉口建市后改名为汉正街。狭义的汉正街，是指西起小硚口、东到集家嘴的这条3公里左右的老街，分段由玉带门、杨家河、石码头、五彩、永宁巷、沈家庙等正街组成。具体而言，汉正街杨家河至五彩巷之间有河街，大通巷以下有后街，升基巷以下有夹街，夹街以下至集家嘴之间又有夹街。

汉正街分上段、下段或西段、东段。从硚口到崇仁路、武圣路可分为上段，相对清寂；武圣路到利济路以下可算下段，店铺众多。据《汉口丛谈》等史料记载，在盐、茶、粮、油、药材、什货、棉花、牛皮等八大交易行遍布的汉口镇，汉正街市场上段以粮、棉、油、什业商铺为主，下段以药材、参燕、金银、海味、纸张等商铺居多，由西至东形成以武圣庙、沈家庙为集合点的两个中心市场。而居民的聚集也有特点，上段多为本省商民，下段多为外省商贾。

人们说到汉正街市场，通常是指下段，小商品市场最为密集的利济路至集家嘴一段。这里因靠近江汉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店铺众多，往往是前店后厂、楼上居家的格局。

广义的汉正街，是指汉口城市早期兴盛的那些大街小巷，是指汉正街市场经营范围往东往北的拓展。由汉正街开始，往东衍生出黄陂街、夹街、花楼街等，往北到长堤街内侧，街与街之间形成里巷。在正街和堤街之间逐渐兴起铁器、竹器、木器、铜器、染坊、纺纱、织布、刺绣等众多手工作坊，形成“上八行，下八坊”的格局。众多的小街小巷以汉正街为主脉，纵横连接，组成了汉口沿河商业区。

道光年间，这片形如卧帚的商业闹市，称之为街的有32条，称之为巷的有64条。就连原来留作防火通道的空间也发展成为大火路、小火路、新火路等街巷。

各具经营特色的老字号分布在汉正街上。“谦祥益的招牌——一言堂。”谦祥益（衡记）绸布店所经营的三种蓝布畅销武汉三镇和江汉平原；位于关帝庙魁北巷口的苏恒泰伞店，远近闻名，有口皆碑。灯笼巷口的汪玉霞，糕点脍炙人口，芳香四溢；黄志成拆货店，是远近闻名的杂货海味批发店。此外，还有生计布店、福顺和、万鹤龄、戴春林、罗天源、牛同兴、洪太和……无不生意兴隆，人头攒动。

商铺林立的同时，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相继设立，总数约有160个；1933年，汉口组建的商会分会和同业公会共154个，大多分布在汉正街及周边市场。汉正街下段鲍家巷至打扣巷沿线分布钱庄、票号和典当行，成为汉口金融业的中心。光绪六年（1880年）汉口票号曾达33家，还有钱庄无数，钱店100余家。

汉正街市场向周边省份及近郊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将各类商品向北输送到山西、陕西、河北一线，往南辐射到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成为内陆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中心。到汉正街打货，成为百年商俗，“包袱客”和“扁担商”是维系汉正街市场与乡镇农户消费群最活跃的成分。

汉正街是商业圈，是汉口经济最为活跃的街区。汉正街也是文化圈，有着数百年的文化积淀，集汉水文化之大成，约定俗成，代代相传。在交易习俗上有牙行中介、“抛盘”期货交易，形形色色的招牌、各种度量衡、算盘、计数，行帮规矩、拜师纳徒等等。

在生活方式上更丰富多彩，如坐茶馆，仅大火路上就有17家大小茶馆，被称为“干不死的大火路”。看戏，有汉戏、楚戏、花鼓戏，“各帮台戏早标红”。听戏者“打围鼓”是一种消闲。还有灯会、文艺、园艺、演唱等自娱自乐方式。雅俗共赏，市井逍遥。范锴《汉口丛谈》和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以及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等，对汉正街的风情有较多描绘。汉正街的历史遗存众多，有绍兴会馆（后来的文化电影院）、宝庆会馆、药王庙、西关帝庙等。

有民谣唱道：“饿不死的升基巷，干不死的大火路。”升基巷有老大兴园鱼馆、张汉记牛肉煨汤馆等七八家，展示鄂菜风味，故有“玩在新市场，吃在升基巷”之说。大火路与小火路是铁匠作坊集中之地，红炉当街，火光终日，极易发生火灾，故为卖水挑夫必经之路，地面总有水迹，路两边的茶馆也不少。此外，“大通巷馓子，狗肉巷豆丝，祖师殿汤圆……”也非常有名。而长堤街关帝庙的热干面，更是脍炙人口。

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计划经济时期的汉正街市场个体工商户几乎销声匿迹，汉正街也由石条路面改成了柏油路。1978年后，汉正街在全国率先恢复小商品流通市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它把14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企业生产者和武汉周围农村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一条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农村的小商品流通渠道。”（《人民日报》社论）渐而赢得“天下第一街”的美称，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对内搞活的典范，中外瞩目。曾经有个流行说法：“对外开放看深圳，拉动内需看汉正。”

2011年，武汉市政府出台老旧城区搬迁改造方案，一座闹市核心区的传统批发市场渐行渐远。将位于中心城区的批发市场外迁，这是城市功能升级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拆迁并不代表遗忘。光影把草根市民世代生活的平淡和传奇根植在老街巷，延续着城市的文脉和精神。从城邦初筑到商市蔚然都以街衢巷陌为根，滋生人文故事，任岁月刻上历史的年轮。城邑文明暨市井文化根深叶茂，即使历经风摧雷殛，仍不失森林般深邃隽永，永远令人顶礼膜拜，怀敬畏之心，行呵护之举。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9.03月刊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