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永康 赵云  供图/云南省博物馆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因佛教的盛行，被古人誉为“妙香佛国”。而由于“观音立国”的神话所加持，更使得“拜观音”成为整个大理佛教信仰的标志。

苍洱之间的妙香城

《维摩诘经》记载，娑婆世界之极上处，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一个名叫众香国的地方，至今还在。那里的楼阁与道路都是用香制成的，其香气远远超过十方诸佛世界。明清时期，这个传说中的佛国被认为是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的都城——大理。明代李元阳的《大理府志》记载“苍洱之间，妙香城也”。清代陈鼎的《滇黔纪游》称“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

初唐时期，在云南大理地区出现了以六诏为代表的地方部族。所谓“诏”，意即“王或大首领”。其中最南面的蒙舍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于公元738年最终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鼎盛时期的南诏，东南到达越南，西北连接西藏，南面和泰国接界，西南和缅甸曼德勒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

公元903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南诏灭亡。公元938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大理国几乎全盘继承了南诏确立的疆域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公元1253年，蒙古灭大理国。南诏大理国在历史上存在了500多年，时间跨度约同步于中原的唐、宋阶段。这一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并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成为一个以佛教立国、全民信佛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

多数人对南诏大理国的印象来自于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其中大理国段氏的故事与神功名传天下。事实上，由于偏居一隅且不善修史，我们对南诏大理国的认识极其有限。要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面貌，一般有三个途径：

一是唐代梁建方的《西洱河风土记》、唐代樊绰的《蛮书》、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元代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等历史文献，但内容很简略；

二是当地流传后世的各种传说，如《白古通记》《南诏野史》《三迤随笔》等，传说也可以看作是经过加工的口述历史；

三是南诏大理国遗留下的各类文物，它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剑川县石窟、大理崇圣寺三塔、大理太和城、昆明地藏寺经幢为代表的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一种是南诏大理国遗址出土或传世的佛像、法器、经卷等可移动文物。有趣的是，目前南诏大理国所流传下来的文物基本以佛教文物为主，这也从实物角度印证了史料所称“妙香佛国”的文化内涵。

举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人的崇佛风俗。宋代范成大在其笔记《桂海虞衡志》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往事：“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邕人得其《大悲经》,称为坦绰赵般若宗祈禳目疾而书，坦绰、酋望、清平官皆其官名也。”

宋朝政府常年对北方的辽金作战，对战马的需求量随之增加，由于出产良马的西北地区被敌方控制，宋朝只有寻求西南地区的蛮马，故而在广西南宁附近的横山寨设立了和大理国交易的马市。《桂海虞衡志》中这则史料的背景大致如此，有趣的是文中提到大理国人名采用“姓+佛号+名”的特殊结构，例如“张（姓）+般若（佛语“大智慧”）+师（名）”，如此命名既表示对佛教的尊崇，也是为了得到神明的庇佑。此外，这23名在广西卖马的大理人还给了当地人一部本国坦绰（类似中原王朝的宰相）得眼病时所书写的《大悲经》，佛教在大理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蒙古灭大理国后，西台御史郭松年来到大理地区，崇佛遗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大理行记》中他这样写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苍山洱海之间的妙香城中，寺庙林立，家家皆拜佛，人人皆数珠诵佛，一年之中持斋戒的时间竟有半年。

建 国 圣 源 的 故 事

苍洱之间的妙香城有如此的崇佛风俗，肯定离不开当地统治者的提倡。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统治者往往利用佛教来宣扬王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所谓“人王乃佛王也”。南诏大理国的国王们也成功照搬了这样的统治套路。

现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是我们了解南诏王权与佛教关系的重要文物。虽然只是一幅带有文字的画卷，但其中的政治寓意却颇为深刻。这里需要强调下，唐代存世的人物图卷中，多数的内容都具备很强的政治表达性，例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就表明了中央王朝和吐蕃的政治关系。

关于南诏的建立，有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开始——梵僧点化细奴逻。这个故事在《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一千三百多年前，一个叫细奴逻的农夫自哀牢国避难，举家迁至大理巍山地区。一日，有位美髯梵僧，头戴赤莲冠，披袈裟，持钵到细奴逻家乞食。当时细奴逻与其子逻盛在巍山之下耕种，而细奴逻的妻子浔弥脚和儿媳梦讳正准备去送饭，见到梵僧乞食，便把饭食供养给了梵僧。第二天，浔弥脚和梦讳去送饭时，再次遇到梵僧乞食，浔弥脚和梦讳依然把做好的饭食供养给了梵僧，随后返回家中重新做饭。

当她们带着做好的饭食来到巍山时，看见梵僧盘坐在石头上，前有靑牛，左有白象，右有白马。天空云气翻涌，云中有两个童子，一个执铁杖站在左，一个执方金镜站在右。梵僧问她们有何愿望？二人不知怎么回答。于是梵僧便授记说：“鸟飞三月之限，树叶如针之峰，奕叶相承为汝臣属。”二人急忙呼喊细奴逻和逻盛，但等他们赶到时，只见一人持钵坐在五色云中，而盘石上余留下衣痕及牛、象、马的印迹。

之后在一次祭祀铜柱的大典上，柱顶雕铸的金鸟忽然变为五色神鸟飞了起来，并落在细奴逻（或说逻盛）的左肩，众人骇异，以为是天意，最终白子国酋长张乐进求禅位于细奴逻，取得政权的细奴逻在巍山建立了蒙舍诏。

后来的蒙舍诏逐渐吞并了大理附近的六诏，最终发展成实力强大的南诏。《南诏中兴二年画卷》还继续表现了“梵僧七化”的故事，大致内容就是所谓的“梵僧”其实就是“阿嵯耶观音”的化身，他来到本地施展各种神迹降伏了土著和外道，不仅传播了佛法，更护持了王权。

画卷文字部分结尾处，有段南诏最后一位王，自称“中兴皇帝”的舜化贞的敕文，内容点明了绘制图传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南诏王权的“君权神授”——“图像流形今世后身，除灾致福……布告天下，咸使知闻。”《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还明确记录了阿嵯耶观音是南诏王权神圣的来源，并尊其为“建国圣源”。

之后的大理国，全盘继承了南诏的疆域、政治和文化，更加推崇佛教治国的思想。胡蔚本《南诏野史》称：“帝（段思平，大理国的建立者）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据统计，大理国22代国王中，有9位出家为僧。除了政治斗争因素外，“帝僧现象”反映出佛教立国的思想。

1956年由费孝通等学者在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董氏宗祠发现的大理国一些佛教经典与科仪文本，内容多与大理国统治者有关。其中《大灌顶仪》更是清楚规范了大理国王的宗教性身份，国王除了经历“沐浴坛”“洁净坛”“发菩提心坛”“火瓮坛”“根本坛”“受法坛”等仪轨外，还必须在灌顶国师(阿左梨，梵语“上师”之意)的引导下立坛修法祭拜阿嵯耶观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国王尚且如此崇拜阿嵯耶观音，老百姓更是趋之若鹜。户户有佛堂，家家皆念佛，大理民间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和观音有关的传说，例如观音开鹤拓、观音伏罗刹、观音负石等。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仍称拜佛为“拜观音”。

云南福星——阿嵯耶观音

观音本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与文殊、普贤、地藏同列。但因其司职化度众生，与民生相近，因此远比其他菩萨深得信众。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传说起因是“天降观音及六字真言”。这与云南观音降伏罗刹、观音点化细奴逻的故事相似，观音成为佛教开辟新疆域的先锋。或许当年来到云南和西藏的印度僧人，就是只身携带观音造像而来，由此给观音罩上了一层更为神奇的光环。

作为最早传入云南的神祇，观音在云南佛教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现在大理古城附近有大石庵，传说是古时有敌来犯，大理已无抵抗之力，观音便化作一名老妇，背负千钧巨石在此等候。敌军见到非常吃惊，把她抓来一问，说城中强壮者都在备战，只有她这样的老弱妇孺来准备守城的物资。敌军一看，妇孺上有此勇力，自度不是对手，便撤兵而去。

这样的故事在大理地区多不胜数，崇拜的观音也多种多样，仅《张胜温画梵像卷》中绘制的观音像就有20余种。目前发现的云南佛像中的观音造像有阿嵯耶观音、杨枝观音、甘露观音、持荷观音、四臂观音和水月观音等。

1944年，美国学者Helen B.Chapin女士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季刊》第八卷发表《云南的观音像》一文，拉开了学术界对阿嵯耶观音研究的序幕，首次向世人揭示了从大理流散至美国的七尊阿嵯耶观音，同时首次公布了《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的黑白照片，Chapin在论文中还亲切地称阿嵯观音为“云南福星”。

1978年，云南省文物主管部门对大理三塔进行维修，从塔内清理了大批文物，其中就有两件金质、一件银质和一件木雕阿嵯耶观音像。近年来，阿嵯耶观音造像作为历史悠久、独特而且成熟的观音造像门类，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认可。结合目前越来越多的阿嵯耶观音实物资料的发现与公布，我们初步归纳了此种观音造像的形象学特征如下：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嵯耶造像主要以铜鎏金为主（少数为金、银质地），大多数为立像，少数为坐像。其形象从一开始即有成熟完善的标准：均为男性观音相。高发髻，用一根长而粗的丝织线束头发，织线两端编成连续小花瓣，分别垂于两肩，发髻中有化佛。双眉间点有“白毫”。脖颈上戴镶宝项圈，双臂戴钏，右手腕戴联珠形手钏。左手置于下腹前，微微抬起，右手弯曲至胸前，食指和拇指相拈，结妙音天印。肩宽腰细，上身袒露、下着薄裙，裙裾上阴刻“U”字形纹，双腿略显僵直。赤双足，足下方有方形榫头，便于插座（多数造像座均遗失，只有少数尚存铜质莲座）。另外，有的立像还带有舟形背光。

阿嵯耶观音的整个造型和装饰手法，既不同于同时代（唐宋时期）的内地观音造像，也不同于吐蕃的观音造像。有学者认为阿嵯耶观音的造像风格来自东南亚，有学者认为是从东印度经缅甸传入。从地理位置看，云南位于南亚、东南亚十字路口，北面西藏，西邻印度，东接中原。不同种类的佛教及其元素可以从内地、西藏、东南亚和印度直接汇聚于云南。所以，阿嵯耶观音带有外来风格的艺术形象也在情理之中。

宏观而言，至今云南仍然保留着藏传佛教（藏文系）、汉传大乘佛教（汉语系）、南传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等众多佛教流派和遗存，此现象在全国亦属罕见。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有多件珍贵的阿嵯耶观音像，其中有两件最为引人注目。一件是1978年大理千寻塔塔顶中心筒形基座内清理出的银质背光金身阿嵯耶观音立像，像高26厘米，纯金的身像，纯银的镂空背光，材质珍贵，工艺精湛，堪称一绝。此件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尊金身银光的阿嵯耶观音像，极为罕见。

另一件是1989年昆明铁路公安局查办“4·21”特大文物倒卖案，涉案文物多达1100多件，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定组在配合办案时，发现一尊极为珍贵的大理国时期铜鎏金嵯耶观音立像，像高49厘米，通体鎏金，面相和悦，纹饰精美。之后由政府移交给云南省博物馆收藏，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两尊阿嵯耶观音像是幸运的，因为它们留在了自己的故乡。由于历史原因，一批珍贵的南诏大理国阿嵯耶观音像流失到了海外。据统计，欧美一些大型博物馆或以收藏东方文物为主的博物馆，例如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旧金山艺术馆、美国圣地亚哥艺术馆、美国丹佛艺术馆、美国芝加哥艺术中心、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等，均收藏有阿嵯耶观音像以及南诏大理国的其他重要佛造像。

全球范围内，以云南省博物馆收藏阿嵯耶观音像最多。此外还有大理州博物馆、大理市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杭州市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也有收藏。

近年来，海内外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偶见阿嵯耶观音像，一旦出现必以高价成交。例如1998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就以552万港元高价拍卖了一尊38厘米高的铜鎏金半跏趺坐阿嵯耶；2007年纽约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一件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以194.5万美元成交；2015年6月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又以904万港元的价格拍卖了一尊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南诏大理国是祖国西南曾经存在过的地方政权，笃信佛教，故有“妙香佛国”的美誉。文献中记载苍山洱海之间的妙香城佛寺林立，家家拜佛。国王借用阿嵯耶观音来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所以观察存世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多是精品文物，也反映出当年铸佛技艺之高、崇佛之诚。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0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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