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魏景波

从早年“兼济天下”到晚年“独善其身”，白居易一生宦海沉浮，看遍世事沧桑却不减“兼济”之心。他将自己平生所感如实记于诗词之中，尤其是在三十年跌宕起伏的“京漂”时期，于长安创作大量传颂至今的诗文，既有充满政治理想的凌云壮志，强调讽喻，也尚通俗，蕴含着日常生活的人间烟火，更饱含着“长安居，大不易”的人生体验。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太原，曾祖白温徙籍华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生于河南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父白季庚、祖白锽与外祖陈润皆明经出身，在家风上“世敦儒业”。身历代宗至武宗八朝，享年七十五岁。他的《白氏文集》存诗2800余首，散文800余篇，诗作数量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可谓“高产”“高寿”“高影响力”集于一身。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双子星座”李白、杜甫鼎足而立，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他一生“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是中唐时期进士出身官僚士大夫的典型代表。

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28岁，始以宣州乡贡身份赴长安应礼部进士试，至大和三年（829年）58岁时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前后跨越三十年整。三十年“京漂”期间，既有一举成名的无上荣光，也有贬官江州的蹭蹬坎坷，还有外放苏杭的失意落寞。白居易在长安期间创作的大量诗文，不仅体现充满政治理想的凌云壮志，而且蕴含着日常生活的人间烟火，更饱含着“长安居，大不易”的人生体验。

慈 恩 题 名 最 少 年 

白居易年少时期遭遇时局动荡，中原战乱频仍，曾随父亲宦辙寄居符离，也曾避乱越中、旅居苏杭，经历了一段辗转流离、寄人篱下的岁月。

在给好朋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他痛陈“革命家史”，说自己襁褓之中已“略识之无”，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把自己刻画成一个早慧的儿童和刻苦的“学霸”形象。

由于“家贫多故”，白居易应科举的年龄比同辈士人稍晚。其《送侯权秀才序》云：“贞元十五年秋，予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时年他已28岁，方在族叔溧水县令白季康的帮助下应宣州试。同年冬，由宣州贡于京师应礼部进士试，从而踏上了艰辛的科举仕宦之途，也开启了曲折的长安之旅。

贞元十六年（800年）二月十四日，他以第四名的成绩一举登第，曾自豪地宣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贞元十九年（803年）应吏部书判拔萃科选试，授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周至尉。

唐代科举以进士与明经两科最盛，进士科的竞争尤为激烈。白居易在进士试中一举成名，在后来的“文场苦战”中连战连捷，一跃成为轰动京师的科场明星。当时科场有所谓“行卷”的风习，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显贵，投献诗文，求得汲引，谓之“行卷”。白居易向唐朝大臣、诗人顾况行卷的轶事，最早见载于晚唐张固的《幽闲鼓吹》。

宦 海 浮 沉 三 十 载 

在首尾跨越三十年的长安仕宦生涯中，白居易先后在秘书省、翰林学士院、门下省、京兆府、东宫、礼部、中书省、刑部等官府任职，从正九品上的校书郎做到了从三品的秘书监，其间也经历了贬官江州、外放苏杭的政治坎坷。

如前所述，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后不久，又于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又称“兰台”，既是藏书校书之司，亦为国家储才之所。

元和元年四月，元稹、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登科，授周至尉。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地位卑微而事务繁剧，所以白居易一再说“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酬李少府曹长官舍见赠》）“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周至县北楼望山》），但周至隶属京兆府，是所谓畿县，作尉畿县是文士晋身的美职。

元和二年（807年）秋冬之际，白居易很快等来了升迁的机会，先是充京兆府试官，事毕为集贤校理，十一月五日“对策高第，擢入翰林”，三者皆为差遣兼职，此时白居易的职事官仍为周至尉。

至元和三年（808年）四月拜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左拾遗属于门下省，品阶从八品上，秩卑而位尊，属于谏官系列的职事官。翰林学士则供奉于内廷，掌重要制诏的起草，代天子立言，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与顾问，“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文献通考》卷五十四），地位非常尊崇。白居易《论制科人状》云：“职为学士，官是拾遗”，对此两职颇为自矜。对于拾遗一职，白居易更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此期的白居易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和答诗十首·和阳城驿》），他的大量政治讽谕诗也作于此时。

元和五年（810年）五月，拾遗秩满，依例可迁补阙一职，白居易因供养老母，选择了俸禄更高的京兆府户曹参军，但也因此脱离“清望官”的政治轨道。元和六年（811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邽。

元和九年（814年）冬还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本是一个闲职，但在武元衡（758年-815年，唐代大臣、诗人）遇刺事件中，白居易因为直言上书，被加上越职言事的罪名而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四年（819年）量移忠州刺史。次年夏，穆宗即位，白居易被召还朝，拜司门员外郎，年末转主客郎中、知制诰。经过数年的宦海浮沉，得以回归长安。

长庆元年（821年）十月，白居易拜中书舍人，这是“词臣”系列的最高职位，号称“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通典》卷二十一）。

在中书舍人任上，白居易勤于王事，正色立朝，亦在新昌卜宅，似有长住长安之意。然而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即在长庆二年（822年）七月外放为杭州刺史。史载：“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皇帝昏聩，朝臣纷争，白居易刚刚燃起的政治热情又被昏暗的政局浇灭。其后购置东都履道里宅，已是宦情日薄，意属洛阳。敬宗时自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出为苏州刺史，文宗时为秘书监、刑部侍郎，辞官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离长安。

长 安 卜 居 大 不 易 

自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四月，白居易退居洛下，至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去世，凡十七年，一直定居洛阳履道坊。在宦游长安首尾三十载中，除去返乡、贬官、外任等，白居易实际在长安的时间约十二年，却频繁搬家，换了六处不同的住宅。白居易谒顾况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好事者杜撰的小说家言，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但“长安居、大不易”确为白居易京城漂泊、居无定所的真实写照。

随着职务的变动，白居易先后在街东常乐坊、永崇坊、新昌坊、宣平坊与昭国坊五处租房而居，年届知天命方才在新昌坊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宅第。长安俗称“西富东贵”，文人士大夫多在朱雀大街之东，白居易的六处居所也集中在街东中部地区。

新昌坊有青龙寺、崇真观等寺观，地势高畅，为登览胜地。崔群、牛僧孺、李绅、姚合等人先后于此卜宅，形成了一个文官聚集区。白居易宅虽非豪宅，面积不大，诗人却颇为欣慰，其《卜居》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折射出诗人一贯的知足常乐心态。

白居易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中说：“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野心惟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退居洛阳七年后，这处宅第终于在大和九年（835年）卖掉，从此白居易也完全放弃了对长安的牵念。

文 章 合 为 时 而 著 

长安既是唐代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也是文学创作与传播的中心。白居易任职长安的前期，从元和初到贬官江州的十年，可谓志在兼济的十年。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与《新乐府》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讽谕诗，践行传统的儒家诗教主张。

其《秦中吟十首》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与元九书》亦云：“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两序文字透露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视为其诗学思想的纲领。

通行观点认为，江州之贬是白居易文学与思想的分水岭。贬官江州之后，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使白居易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兼济天下”一变而为“独善其身”。其实，白居易的思想呈现为渐变的过程，兼济与独善是其思想谱系中此消彼长的两极，时有摆动。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对讽谕诗与闲适诗最为重视，代表了其思想中“兼济”与“独善”的两个侧面。

长安的为官经历赋予白居易作品特殊的意义，他因文而得官，也应官而作文。《旧唐书》本传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其间，他创作的那些震动朝野的讽谕之作，可谓对左拾遗这一政治职守的文学回应。

请 君 休 说 长 安 事 

唐代文人大多来过长安，多有深厚的“长安情结”。白居易的长安情结经历了从疏离到认同、又从留恋到淡然的嬗变。他的长安“初印象”是在孤独无依中开启的：“出门可怜唯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这是贞元十五年冬天初到长安时的印象。

当长安接纳了白居易，长安就成了其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贬官江州时恋阙望京成为此期诗歌一大主题。赴任江州途中就频频回首：“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江州的山川风物勾起诗人对长安的记忆：“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江州雪》），甚至做梦也想回长安：“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

白居易外放杭州离长安时就不再伤感无度了，《初出城留别》就表现得非常淡然：“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杭州时的《食饱》更有点乐不思归：“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

大和三年（830年）春末，白居易称病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永远离开长安。此时的诗人感慨系之，写下《长乐亭留别》：

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优诏幸分四皓秩，祖筵惭继二疏欢。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

白居易自贞元十五年赴京应举之后的三十年间，曾多次出入长安。从贬谪江州的恓惶无措到退居洛下的从容去官，从“昔时”的迁谪之感、怨恋交织，到“今日”的身外之闲、淡然处之，折射出诗人“长安情结”的悄然变化。

晚年退居洛下时期，白居易秉持“中隐”的人生态度。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在诗人心里渐行渐远，其《赠谈客》云：“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在心理上彻底告别了长安。

梳理白居易的长安仕宦与生活可以看出，从初盛唐到中晚唐，长安从承载文人凌云壮志的传奇都会，逐渐演变为充满生活气息的烟火人间。作品既是诗人的文学史与政治史，也蕴含着其生活史与心态史。考察白居易的长安仕宦和生活轨迹，可以还原文学创作的背景与环境，从而重建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0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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