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刚刚读大学的田杰因为服从调剂，读了自己不喜欢的英语专业。极不擅长英语的她每天都过得“水深火热”，把落后的成绩追赶上去的压力，几乎要将她吞没。而就在此时，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常常叮嘱她，弟弟正沉迷游戏，希望她能在学业之余多带带弟弟。

在父母眼里，作为家里第一位大学生，田杰是当时家里“最有能力”的人，能摆平弟弟的事。责任心重又要强的田杰，也很自然地接过这份担子，一面继续与学业压力抗争，一面经常与弟弟通话，开导、劝诫他。有时候，学业的不顺和弟弟的逆反一同袭来，“整个人是真的不好了”。

在多重压力的夹缝中，田杰把学业读到了博士，如今成为中南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作为农村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她似乎完成了世俗意义上的“破茧而出”。不过，从儿时起帮扶弟弟的种种苦乐交织的经历，依然时常冲刷着她的心。在兼顾学业之外，如何处理好家庭的责任？当家庭给自己过高的期待，该如何调适心情？可惜的是，尽管国外有关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之间教育互动的研究早已受到关注，相关的本土研究依然较为稀缺。

带着这些困惑，田杰找到许多出身背景相似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交流，逐步走进这个数量极为庞大，却遭到忽视的群体的心灵深处。访谈中，一位名叫莉莉的女孩给田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莉莉出生在一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家庭，具有典型农家子弟勤奋、踏实、自我要求严苛的特点，对于弟弟妹妹的辅导，莉莉倾尽全力，甚至在弟妹高考前夕，请假“陪考”，她对田杰说：“希望弟弟妹妹比我过得更好。”在她的影响下，弟弟成功从“差生”蜕变为“优等生”。

莉莉的行为可能会令很多人惊讶。同为家中长姐，田杰也感慨莉莉的付出有些超出一名姐姐的责任。不过，在一个提倡“尊重他人命运”的年代，也还有更多的第一代大学生越来越在家庭和个人发展的夹缝中，感到挣扎和彷徨。身为“全村的希望”，他们一方面在大学中目睹了自身能力与出身更优渥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倍感落差，另一方面，出于回馈家庭的使命感，他们对自己提出种种近乎苛刻的要求，这反过来也影响着个人能力的提高。

在《助力弟弟妹妹上大学》一书中，田杰提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这种代内教育帮扶，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家庭伦理式团结互助”，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众多家庭。一定程度上，它让教育的文化资本实现了某种代际内的传递，也深刻形塑了第一代大学生自身独特的性格和能力，但这种帮扶也绝不是浪漫的行动，除了作为帮扶者的兄姐与弟妹之间的“相爱相杀”，家里人对待子女的“偏心”、把养育责任丢给姐姐或者哥哥的“甩锅”等等，都让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行为具有极其复杂的效应。

难以割舍家庭的责任，却也为家庭的种种羁绊而烦恼。第一代大学生的困惑，呼应着近年来有关“原生家庭”的诸多讨论。如同《“读书的料”》的作者、教育学学者程猛所说：第一代大学生“帮扶的边界，指向即是自我和家庭的边界”。当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式互助，遭遇越来越多的现代个体主义文化的冲刷，第一代大学生的这份困惑，究竟该如何安放？

以下是本刊记者与田杰的对话：

田杰，河南项城人，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为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

“看家管事儿”的童年

新京报：你的这份研究源自自身的经历，作为自己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你提到在自身成长和后续帮扶弟弟妹妹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可否展开谈一谈？你觉得这些具体的经历，对后续研究过程的展开、结论分析，有怎样的影响？

田杰：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第一代大学生对弟弟妹妹们的帮扶包括很多个方面，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面。除了学习上的辅导、未来发展的规划，为人处世的引导也很重要。

以我自己为例，我大一的时候，做家教挣的第一份钱，其实就是给我弟弟去筹钱。他当时为了打游戏，私自去借了几百块钱，又不敢告诉我爸妈，他知道我爸妈肯定知道了会很难过，他就会跟我说。我当时虽然说了他，但还是努力去做了家教。这也是我第一次做家教，一定程度上，也让我有勇气走出学校，去接触更多兼职的可能。但从此，游戏，就成了我和我弟弟之间绕不过去的坎。我弟弟当时还是比较沉迷游戏，会给游戏充钱、买装备。

当时，他和我爸妈一起在北京这边打工，我爸妈觉得完全“管不住”他了，就希望我来管我弟，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理所应当会在各个方面懂得更多一些。为此，我和我弟弟吵过很多架，几乎都是因为游戏。也因为这个经历，我成为一个从不碰游戏的人。

其实我和我弟的关系，总体是挺好的。小时候，我们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我们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由我来照顾我弟。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之间是“相依为命”的关系。虽然有烦恼，但我弟弟也一直很关心我。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弟弟用了他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至今还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我是一边忙着自己的学业，另一边要忙着去“拯救”我弟，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每天都要在学业外抽时间去给我弟打电话，一遍遍去劝说他。后面他也会非常不耐烦，一打电话就不接了。我自己也觉得没啥办法。沮丧的情绪也会让自己很内耗。

这一连串的事情，虽然是我自身的困惑，但我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其实很多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困惑。这方面的研究，国外有一些，国内确实关注得还比较少。博士期间，我很自然地就开始研究这个话题。

《助力弟弟妹妹上大学：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研究》

作者：田杰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年9月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帮扶的经历，对你后来的性格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你提到留守的经历，它会对你帮扶的行为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吗？并不是所有的第一代大学生都有过这种经历。

田杰：我的帮扶经历，充满了内心的矛盾、痛苦、挣扎，但也有姐姐和弟弟之间深厚的手足之情。做这个研究，我在访谈了很多有相似经历的同学，我在倾听他们的倾诉，也在被他们安慰。但其实，直到做完这个研究，我都不认为我完全和过去的那种纠结达成了和解。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一边急着赶工一篇很重要的论文，一边还去带我弟弟的小孩，给他辅导作业，还是会有烦恼。对很多农村出身的第一代大学生来说，这可能是很长久的自我课题。

很多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孩子都有留守的经历，日后成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往往也是当时家里“看家管事儿”的，责任感会更强烈，父母不在身边，不管自己实际上能不能，意识上都觉得自己要撑起家。如果是父母一直都在身边，父母管得比较多，可能这些第一代大学生不一定会有那么强的帮扶弟弟妹妹的意识，和弟弟妹妹之间的边界也许会更清晰一点，更会认同彼此是独立的个体。

苦乐交织的“懂事”

新京报：你提到过一个细节：起初你大学考进了自己极为不擅长的专业，学业很不顺利，这反过来给你帮扶弟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可以展开谈谈这种学业和帮扶压力的交织吗？

田杰：我是河南的高考考生，当时我们的听力分数不被计入外语总分，再加上我是农村出来的学生，大学之前我基本上就是学的“哑巴英语”，只会书面，口语和听力很差。但很不幸，我恰好被调剂到英语专业，读起来非常非常吃力。可能因为从小带我弟弟，加上留守的经历，我性格上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就觉得自己的学业不能这样，想往自己擅长的方向转专业。但通常转专业对成绩的要求又很高，这就成了一个死结。所以我基本上除了周六周日出去做家教、偶尔打打工之外，我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学习，拼命去补短板，但却感觉怎么也补不上。

当时就是有一个念头，希望能读出一个好结果，回报家庭，爸爸妈妈能不必那么辛苦。当然，还有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希望能给我的弟弟做一个表率，让他也能学着独当一面，扛起更多家庭的责任，不要沉迷于游戏。但回想起来，当时我的学业情况让我的压力本身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份为弟弟做表率的责任心，其实给了我更大的压力。这个过程，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情感劳动”，很消耗人。尤其是，我也是比较感性、比较“轴”的人，越是觉得他听不进我的话，有时候越是要去做。

疫情期间，我和我弟因为都在家里，就因为游戏的事情大吵过一架，那次之后他确实是改观了很多。我后来回想，我很努力地去劝导他，好像并没有对他能改抱特别大的希望（笑）。但即使他不改，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一遍遍地去带他。这段经历，首先是让我的责任感变得非常强，无论是对家庭，还是现在做老师，对待我的学生、我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念头，做什么事都要抱着做好的态度，努力去做，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再就是，要坚持去尝试，一条路不通就换一条，就比如现在去投论文、带着学生做课题，多试试，说不定哪条就灵了。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段深刻的帮扶经历，让我确实成了一个更细腻的人。现在年轻人喜欢提“情绪价值”，我觉得可能我算特别能给学生情绪价值的老师吧。有类似经历的第一代大学生，其实确实眼里也更有别人、更会关心别人一些。

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剧照。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请假陪考的莉莉的案例，应该来说，她作为长姐为弟弟付出的努力可能超过了我们很多人对第一代大学生应承担责任的认知。她为何会如此坚定且有些“过度”地承担“托举者”的角色？

田杰：不同的性格，肯定对帮扶的行为、选择有影响。像莉莉这样特别感性的人，真的会有一种“飞蛾扑火”一样的热情去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当时帮扶我弟其实也是，特点就是不怎么计较后果，能不能帮成功。

莉莉当时确实跟我聊了很多，她和我以前也很像，也是很小就开始当家。她爸爸妈妈早上5点就出去卖瓜，很晚才会回家。她在家照顾弟弟妹妹的饮食，还会给他们洗衣服。这样一个过程，让她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小大人”的意识，很自然地就把弟弟妹妹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甚至很多时候，会揽过很多父母才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书里提到，她大学时候请假去给弟弟陪考，这个责任的边界确实对第一代大学生来说是弹性的。

关于这种从小树立的“让父母省心”“小大人当家”的意识，我深有体会。我之前提到我大学时候帮弟弟还钱，虽然钱不多，但我当时就是很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因为我下意识觉得，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会有心理负担、会难过。我本能地就不想让他们去看到这些事，宁可自己去解决。

新京报：你在探讨这个案例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在教育社会学中被讨论的词汇“懂事”，“懂事”的话语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的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说实话，我身边很多年轻人，很讨厌被大人夸“懂事”，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隐形的“道德绑架”。

田杰：就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夸我懂事，我会很开心（笑）。但我完全理解你说的这种情况。现在更年轻的00后、05后大学生，可能成长环境整体上也不同了，受个体主义的文化影响比较深，会认为“懂事”是一种类似道德训诫的话语，好像长辈随时可以用“你不能不懂事”来要求自己承担家庭的责任。有时候，它确实令人困扰。因为作为哥哥姐姐，好像懂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只因为自己是老大，就天然背负了责任和压力。

但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褒义词，它更多意味着一种成熟。在我理解，成熟不是单方面地为家里付出，而是逐渐掌握好帮扶家庭和个人发展的一个平衡，既不是说做舆论里说的“樊胜美”，也不是直接就“断亲”、和家里一刀两断。虽然我承认，这个平衡，非常困难，但于情于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第一代大学生，一直都不会放弃去寻找这个平衡。

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

作为第一代大学生，

哥哥和姐姐有什么不同？

新京报：你的研究发现，教育帮扶给女性第一代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可不可以展开具体谈一谈？

田杰：可能最直接的，就是大多数女生心思和情感还是更细腻，面对弟弟妹妹，有更多不忍，会想帮更多，也就由此有更多的烦恼。在帮扶不起效果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自我攻击，容易受到伤害。除此之外，就我自己的调研感觉，中国家庭最传统的培养方式也有比较大的影响。男生往往被教导就是“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一时成绩不好没关系，不代表以后不好，不代表走别的路不好。对教育女生，就是觉得要求稳、保守，这隐含的要求就是“不要犯错”。这种教育方式，在农村的多子女家庭还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女生在各个方面，可能都想得更多一些，也对自己更严苛。

我采访的很多女生，读大学时候看到自己弟弟没考好，都觉得天要塌了，但好像她们的弟弟觉得没啥事儿。我以前其实也是这样。此外，可能女孩子也被从小更多地教导要去照顾他人的感受，自然长大了之后，也会关心别人的事情多一点。

新京报：除此之外，应该还有特别多影响因素，比如学生的专业（比如文科如今被认为不太挣钱、未来前景堪忧）、家庭经济状况（具体有多贫困）这些会如何影响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情况？

田杰：学科确实有影响，像你提到的，如果是一些不太挣钱的文科专业，未来的生存压力，可能会让第一代大学生们的帮扶压力更大一些。但从我自己调研的情况来看，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关键的影响因素。拿我自己来说，我家里以前是属于农村家庭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所以“往上读，往上走”的意愿和压力——包括帮扶弟弟妹妹、让他们也往上走、撑起家——的行动力都会比较强。

当然，经济的困窘，会给这些第一代大学生带来压力，也有一些别的影响。美国的教育社会学者安妮特·拉鲁就发现，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关系反而总体不是特别好，甚至有敌对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底层的家庭里，兄弟姐妹关系相对亲密，有更多的互帮互助。国内的文献也有类似的发现，在中国农村的落后地区，也有很多“大学生成窝”的现象，就是农村多子女家庭出了大学生之后，会出一家子大学生。有时候不一定是第一代大学生亲身的帮扶行为，可能单纯这个大学生的存在、她/他的奋斗故事，都会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所以相对来说，经济情况比较宽裕的多子女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可能不会像经济比较困难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那么地视兄弟姐妹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更会认为学习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

“优绩主义”下的第一代大学生

新京报：你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发现：如果第一代大学生在帮扶弟妹的过程中遭遇挫折，常常会将其归咎于自身“没用”，因为他们更笃信“努力可以改变一切”。而这种自我攻击，最终会导致一种自我污名化的再生产：即让“第一代大学生”这个身份在同伴中更成为“弱势”“能力不足”的标签。诸多学者都关注到目前高校中弥漫的“优绩主义”理念，在这样的氛围里，这种自我归责会对第一代大学生带来哪些额外的负担？

田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讨论。如今大学里流行的优绩主义理念，确实容易进一步强化第一代大学生的心理负担。我访谈过程中其实也发现，虽然他们没有用优绩主义这个词（可能当时还没那么流行），但你能很明显感觉到，“帮扶不力”这件事，本来确实就有个体和结构的双重因素在。但这些学生，和我当时一样，并没办法去区分这个界限，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背负别人的人生。尤其是某些特定专业，比如我访谈的很多师范专业的女生，本来就是读的定向的免费师范生，以后是要去教别人，结果自己的弟弟妹妹都教不好，再加上这种自我归责，形成的打击甚至构成对自身职业认同的冲击。

新京报：你还发现，这种帮扶不力之后的挫败感，甚至会让第一代大学生形成某种身份耻感，进而进一步强化这种弱势身份的认同。这种耻感是什么？你觉得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田杰：我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其实他们都很乐意去和我聊、吐槽自己和弟弟妹妹们“相爱相杀”的故事，但平时，他们不会轻易跟别人去讲。除了觉得这是自家的私事之外，这也是一种“自我归责”的体现，不论是长期形成的独立和“懂事”意识也好，还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想法也好，他们会觉得这完全应该是自己的事。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传递的一些观念，也有很大影响，比如我从小就养成的一个意识是“报喜不报忧”，比较喜欢跟人分享成功的事、好事、开心事，至于说挫败、脆弱等，觉得难以启齿。另外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本身没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解就是：每个人的家庭情况都不一样，你跟人分享完之后，能解决吗？不能解决，那就别分享了。

这直接导致了很多第一代大学生遇到的这些情感压力，对老师和同学是隐形的，情感支持相当匮乏。我写了这本书之后，不觉得自己能给第一代大学生们什么系统的指导手册，但我想，如果你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迈出社交的第一步，主动寻找同类，相互倾诉和安慰，是非常重要的。

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

再思底层家庭的“文化资本”

新京报：你研究的一个结论是，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本，不仅在代际间传递，也在代际内传递。第一代大学生在代内传递文化资本的同时，自身也在积累文化资本。但是，这个帮扶的过程如您所说，是“喜忧参半”的。这种通过帮扶在兄弟姐妹代际内传递的“资本”具体是什么？是否可以被称作“资本”？（比如有学者提出过“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也引起过很多讨论）。

田杰：关于文化资本，其实布尔迪厄自己可能也没有给出特别明晰的定义。与之相关的概念，如今也持续在引发争论。我自己通过研究，会认为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行为，确实有让一些能被称得上文化资本的东西在代内传递。道德品质、学业生涯规划的指导、责任心的表率，这些对弟弟妹妹的影响，都是切实存在的。甚至，在传递这种文化资本的过程里，第一代大学生也在辛苦和负担中，收获着一些文化资本。比如我自己的性格、能力，都被这个过程塑造，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文化资本的一种再生产。但这种传递过程，确实也给第一代大学生带来切实的压力和困扰，甚至如我们前面讨论的，这种传递过程本身也不都是温情脉脉的。我们不能简化地去定性第一代大学生帮扶的过程，更多的是要全面地看待这个过程如何塑造了第一代大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

新京报：弟弟妹妹不配合，乃至抵触或者反抗，是令第一代大学生极为痛苦的事。不过，事情可能也有另外一面，比如，兄弟姐妹可能自身擅长的方面不同，所以不一定都选提高学历这条路，可能出去自己打拼。甚至日后，当年叛逆、没读书的弟弟妹妹“混”得比读了书的哥哥姐姐更有出息。这些情况会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行为及家庭氛围产生什么影响？

田杰：如今，社会的出路肯定是更多元了。弟弟妹妹确实不一定都会走上第一代大学生们读书的路，即使他们不是“读书的料”，可能未必“混得”不如哥哥姐姐。“读书无用论”，确实也会被一些家庭里的父母提起。但总体上，尤其对于比较贫苦的家庭来说，读书还是相对稳妥和踏实的一条路。而且从我访谈的情况来说，中国的父母还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尤其农村多子女家庭的父母，往往有一个非常执着的信念，就是脑力劳动一定还是要比体力劳动“不吃苦”一点。

像我访谈的一些学生的父母，虽然也会调侃他们这些第一代大学生读出来工资也不高，但“坐办公室”总是要好一点。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父母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出身，曾经辛苦的经历，会让他们本能地这么想。像我爸妈，完全不懂我的工作，还总是不解地问我，每周好像也没几节课呀，为什么这么忙？我解释说因为有写不完的论文，他们就说，唉，好歹是在办公室里，有空调吹，冬天不会冷，夏天不会热（笑）。

电视剧《乔家的儿女》剧照。

在“家本位”与个体主义之间

新京报：你试图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代个体本位价值观和中国传统家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第一代大学生在这两者之间撕扯。如今，个体本位价值观的影响更大了。社交媒体上流行的观念也是“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第一代大学生往往需要处理一个边界问题，即帮到哪里合适？在你的调研中，有哪些协调这个边界协调得很成功的案例？

田杰：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个很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第一代大学生，其实在弟妹和父母之间充当一种润滑剂的作用，缓解了弟妹和父母之间的冲突。比如我访谈的一个我自己的师妹，当时她报志愿就想报文科，父母坚决不让，觉得文科不挣钱、没前途，而且她理科成绩又不错。但我师妹就非常有主见，两方僵持不下。后来是她读大学的姐姐出面，因为父母很信任姐姐，很快就被说服了。我师妹因此能选到自己想选的专业，至今都还是很感谢她姐姐。

现在可能受到整体社会舆论氛围的影响，谈到原生家庭，大家容易走极端，觉得自己读出来之后，和家庭的沟通是要争一个我对你错。其实，从我看到的很多第一代大学生和父母沟通的案例来看，还是有很多不直接冲突的沟通方法的，这种方法，确实各家不同，不好总结，但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去寻求一个折中的解法。

新京报：你的研究相对来说集中在第一代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过，在如今这个越来越“卷”的社会里，许多毕业后会面临的压力都前置了。比如，留在一线城市的买房、婚育压力。这些压力同样勾连着原生家庭的议题。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门当户对”的婚姻观正在回潮。相对来说，第一代大学生在这些方面，似乎都显得更弱势。你觉得这些新的社会现实的变化，会怎样影响他们？

田杰：家庭对第一代大学生来说，确实可能是一个一生的命题。我有时候觉得，对中国的学生来说，都是如此，因为我们的文化里，家，依然非常重要。就像你说的，现在社会在类似婚恋这些问题上，好像更讲“门当户对”了，这些压力都会传导到大学里。出身农村的第一代大学生，好像身兼多种劣势。我想，我的研究，包括我们刚刚的交流，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了很多压力和痛苦确实存在，另一方面，多少也能破除一些大家对这些“劣势”的刻板印象。帮扶的过程苦乐交织，有牺牲当然也有收获。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实然上，并不能和家分割。我们作为个体，身上的很多烙印，都是被家庭关系、被手足之情塑造，完全分割之后，我们的生活状态也不一定会更好。

我和我爱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就清楚我家里的情况。我们经历了八年爱情长跑，我帮扶我弟弟的事情，他都知道。但他很清楚，我慢慢在拿捏这个平衡，不是一味去付出，到后面，他甚至也会帮我出谋划策，帮我想办法。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有时候确实会延伸到学生生涯之后，这些可能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掂量掂量，然后保持和身边人的开放和沟通。我在书最后写，希望学校、家庭、社会都更多地关心第一代大学生面临的烦恼。但最后，如何在个人发展和家庭的互帮互助之间，把握好具体的平衡，还是具体到每个人需要去探索的实践智慧。

采写/刘亚光

编辑/刘亚光

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