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撰写的书评，她在读完《犯罪人格》后想厘清那些困住我们的疑惑：精神病抗辩的边界在哪里？未成年人的自由意志如何认定？爱和惩戒，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犯罪人格》

作者：（英）邓肯·哈丁

译者：赵晓曦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6年1月

阅读《犯罪⼈格》之前，需要给⼤家做⼀些解释。刑法学是为了打击犯罪，保障⼈权；⽽医学是为了研究疾病，治疗疾病。因此，司法精神病鉴定成为⼀门交叉学科，刑法中的责任能⼒认定很⼤程度上要依据精神病鉴定的意见。⽽在鉴定对象⾥，未成年⼈犯罪⼜和成年⼈犯罪不⼀样。⼈们对⼉童杀⼈犯总是有⼀种误解，要么认为⽣来如此，⽆可救药；要么认为犯罪的不是这个孩⼦，⽽是他的疾病，因此只需要给他治病就⾏了。对于孩⼦，⼈们更难准确识别中间状态，常在严苛与纵容之间进退失据。

本书的作者邓肯·哈丁是英国资深⻘少年司法精神病学家。他专注于涉嫌严重罪⾏的未成年⼈，评估、诊断他们案发的精神状态与⼼理动机，探讨应当如何处遇。以往我们有种误解，以为英国出于⼉童福利和修复性司法的⽬的，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惩罚过度轻缓。但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英国的最低刑责年龄为 10 岁，⽐我国的恶意补⾜年龄制度还低两岁；⽽且精神病抗辩的门槛很⾼，即便减责也要进⾏强制治疗；在不少案例中，精神病专家的意见⽆法左右法庭，⼀些不该被贴上标签的⼈贴上标签，⼀些该承担责任的⼈被从轻发落，邓肯也着实⽆奈。他的导师只好劝他：“喝⼀杯吧，别把案件带到酒吧。”

本书是⼀部⾮虚构作品，披露的真实案件令⼈震惊，这印证了18世纪英国绅⼠塞缪尔·约翰⽣那句话，原始⼈和孩⼦根本没有同情⼼，甚⾄相当⽆情。但三百年过去了，社会已经⾛向⽂明，应该如何对待实施暴⼒⾏径的⼉童？法律如何实现对于⼉童的双向保护？如何既保护受害⼉童，也矫治罪错⼉童？近些年我国也在探索罪错⼉童的刑事责任和⾏为成因，⾃2023年邯郸少年杀⼈案之后提出了“惩治也是挽救”，所以，本书也为我国的⼉童司法研究提供了⼀个重要参照和镜鉴。

法律的基本设定

法律为什么从宽对待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患的⾔⾏，很⼤程度上不受其意志⽀配，不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在此背景下，刑罚的威慑⼒⽆法发挥作⽤。他们也不理解⾃⼰为何被抓、被判、被杀，改造⽆从谈起。

我国刑事⽴法明确采取医学标准与法学标准相结合的混合标准认定精神病⼈的责任能⼒，既要依据医学判断——罹患精神病，同时⼜要参考法学标准——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能⼒。如果两种标准同时有利于⾏为⼈，才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如果⼀个⼈虽是医学上的精神病⼈，但辨认、控制能⼒并未受到病情的影响，他就具有完全责任能⼒。⽐如，本书中提到的反社会⼈格、边缘型⼈格障碍都可能智⼒正常，辨认能⼒和控制能⼒均与常⼈⽆异。所以，不要把精神病⼈和⽆刑事责任画上等号，这种病⼈不管在中国还是英国，是可以定罪量刑的。

法律⼜为什么从宽对待未成年⼈呢？⼀是基于神经科学，未成年⼈的⼤脑额叶发育不充分，本⾝就容易冲动；⼆是从实证数据看，对他们的宽缓处遇也有利于回归社会和长期的公共安全。因此，世界各国都规定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主要集中在12-14岁。对于我国来说这并⾮舶来品，唐律中就明确⼗岁以下⼉童与痴哑、癫狂之⼈归为同⼀类特殊犯罪主体，适⽤减轻处罚。现阶段我国的恶意补⾜年龄制度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确定为12岁。

《混沌少年时》剧照。

如果⾏为⼈既有年龄问题又有精神问题怎么办？本书展示的就是英国的司法实践如何处理这个⻛险叠加问题。对于未成年⼈涉刑且涉精神病抗辩的，英国有⼀整套司法流程。2025年的英剧《混沌少年时》，就以13岁少年杰⽶涉嫌杀害同校⼥⽣凯蒂为线，⾼度写实还原了英国涉刑未成年⼈精神病鉴定的相关环节。

杰⽶被监控拍到连捅凯蒂七⼑，在被警⽅逮捕后即刻被带往警局。按英国法规定未成年受讯必须有合适成年⼈在场，他选择了⽗亲全程陪同，律师同步介⼊保障其权利，审讯流程严格合规。因案件⽆明确动机、杰⽶⾏为存在异常，警⽅依法启动专业⼼理评估。

在《混沌少年时》中，第三集以⼀镜到底的形式，完整呈现⼼理专家与杰⽶在安全训练中⼼的对话。随着对话深⼊，⼼理专家了解到杰⽶⾏凶的导⽕索。在⼆⼈的对峙中，杰⽶多次情绪失控，展现出挑衅、恐吓，最后还情绪失控地告⽩。

这⼀集对于⼉童犯罪⼼理挖掘的惊悚感远远超越了⼀般的恐怖⽚，令⼈深感不适，但这就是⼉童精神病评估的常态，也是《犯罪⼈格》⼀书讲述的主要内容。即便此刻稍作剧透，也绝不会降低各位阅读时的震撼体验。

我们很难接受⼀个孩⼦会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出这样的事。如果他不是病了，还会是什么？⼼理专家做出了评估报告，这为后续庭审提供了专业依据。若精神病抗辩成⽴，杰⽶的结局将指向强制医疗或降罪后的矫治性处置，若抗辩不成⽴，则按普通未成年犯罪定罪量刑。

这似乎就是法治社会追求的⼀种不那么坏的结果。他杀了⼈，需要为⾃⼰的⾏为负责。但导致他犯罪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他个⼈应当承担其中的多⼤⽐例呢？他才13岁，在犯罪发⽣之前的每⼀天他都是个好孩⼦，⽽在这⼀天之后他 就变成了恶⼈，所以，给他贴上恶的标签，把他关进监狱就解决问题了吗？法律⽆法回答得那么清楚。

⼏年前我还读过另⼀本书《深渊回响》，这是在⼀位澳⼤利亚法医精神科医⽣的⼯作⼿记，作者研究的是成年精神病犯罪⼈。他提醒我们，法律代表的是⼤多数⼈的意志，这意味着对待罪犯的⽅式是从保护多数⼈的⽴场出发的。因此，威慑和惩罚必不可少。可是，当少数⼈本⾝⼗分脆弱，⽽⽀持系统⼜不那么完善的时候，它会带来道德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我对此深有同感，尤其⾯对⼉童犯罪。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预防和惩治未成年⼈犯罪？⼀定是有的。要理解未成年⼈犯罪需要有极⼤的想象⼒，要矫治和改变就更加困难。在《混沌少年时》中，杰⽶没有原⽣家庭问题，他是凶⼿，也是校园霸凌、⽹络极端思想的受害⼈，是扭曲的认知将他推向了犯罪。恰恰在这样弥散性因素导致的案件⾥，法律作为单⼀的⼯具格外吃⼒，除了惩戒，还需要复杂的社会系统提供⽀持。

这是⼀条正确但艰难的路。只有坚定地相信每⼀个⼼灵改变的可能性，我们才能坚持。这是我⼀直关注⼉童犯罪和⼉童⼼理的原因，也是推荐本书的原因。

经验的灵验与失灵

“⼈们对⾃⼰总是知之甚少”，这个李尔王的⼥⼉对李尔王的论断放到司法精神病学上也⼗分准确。不能假定有⼈就是天⽣恶⼈，也不能把所有极端⾏为都简单归咎于疾病或创伤。⼈性远⽐这要复杂得多，⽣活很少⾮⿊即⽩。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的，就是避免将真正患病、丧失辨认控制能⼒的⼈送进监狱，也要防⽌那些诈病或者虽患病但应部分承担责任的⼈被免责或者从轻处罚。 可⽆论精神病学教科书上铺陈了多少科学内容，⾏为⼈的精神和⼼理状况都是⼀种只能在特定情境下做出判断的东⻄，⽽最好的判断就是经验。

作者提到了⼀种经验上的悖论：⼀⽅⾯我们很难接受⼀个没有精神疾病的孩⼦会杀害⾃⼰深爱的亲⼈，如本书开篇和结尾提及的那桩案例——⼀个名叫利亚姆的17岁男孩因为⼿机勒死了深爱⾃⼰的姑妈并把她扔进了河⾥。事后他声称⾃⼰什么都不记得了，⼤脑⼀⽚空⽩。这桩罪⾏如此离奇，动机必须被解释。⽽与此同时，⼏乎可以从任何⼈⾝上发现模棱两可的⼈格障碍，⼈是很复杂的⽣物，⼀过性精神分裂也会表现为“⼤脑⼀⽚空⽩”，所以证明他突发精神问题并不困难。那么，利亚姆到底是存在精神障碍还是基于愤怒杀⼈呢？

如果承认是愤怒导致杀⼈，就等于承认利亚姆要为⾃⼰的⾏为负责，他就犯了杀⼈罪。⽽如果有证据证明他精神错乱，杀⼈的就不是他，⽽是精神病。

《混沌少年时》剧照。

邓肯医⽣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他存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他出庭作证，但陪审团仍然对定罪深怀疑虑，他到底为什么就突然动了杀机？邓肯医⽣说了实话：“我不知道利亚姆为何杀⼈，只有他⾃⼰知道。这么严重的事件不可能在愤怒和精神病之间⼆选⼀。他是很⽣⽓，这可能是⼀个因素。但更关键的是，我找不到他患有精神病的证据。相反，他的⼀切⾏为都是有计划为之。” 法庭需要的，是那种确凿的、⼀锤定⾳的结论。可是，真相很复杂，可能都没法被理解。作为同⾏，我理解邓肯的建议：只能保持开放、中⽴的状态，接受⼀切可能。

书中还提到了⼀个⼏乎和《混沌少年时》⾥⼀样的故事，12岁的艾玛频繁地痉挛发作，她是精神疾病吗？邓肯医⽣介⼊后，她倾吐了⼼声，因为她通过社交媒体把⾃⼰的裸照发给了喜欢的男⽣，⽽这个男⽣将照⽚传给了班上其他同学。

从此就是荡妇羞辱的开始。艾玛完全可能因霸凌⽽崩溃⾃杀，也可能像《混沌少年时》⾥⼀样被杰⽶所杀。她被拯救是⼀种幸运，因为被恶意霸凌的孩⼦不知道如何求助，即便是最友好的成长环境、最称职的⽗⺟也未必能防⽌霸凌后⾃杀的发⽣。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童的脆弱，另⼀⽅⾯也可以看到⼉童的残忍——你知道，孩⼦们发现别⼈与众不同的时候会怎么做。

在书中还呈现出很多应该预警⽽未被识别、应当⼊狱⽽没有⼊狱的例⼦，也写到那些从事相关⼯作的⼈⾝处何种风险：看护中⼼的天使爱丽丝被病⼈⽆情地戳瞎了眼睛。她曾经说，“这些⼈只是受了伤害，精神崩溃了，我们的⼯作就是帮助他们。”袭击发⽣之后，她的眼球被彻底去除，她离开了看护中⼼。这次袭击是否彻底扼杀了她信任和帮助他⼈的热情，她是否开始痛恨这个世界，作者没有提及，也⽆从得知。作为异国的读者，我只想隔空送上我的拥抱和沉默。

更加令⼈动容的还有⼀个故事，由于法律的错误认定让⼀名被娈童癖盯上的被害⼈被认定为恋童癖后，她（注意，她还是个10岁的⼥孩）遭到更严重的伤害。⼀群⼥孩决定扮演粗暴的正义英雄，她们点⽕烧她，把树枝塞进她的⿐⼦和嘴巴，⽤⼑捅她的下⾝。从这个⾎淋淋的故事⾥，我们看到⾃⼰的⽆知、法律的 有限以及粗暴的正义感对于⼈性的伤害。

作者在书中温和地批评了⼀种过于善良的观点：⽤疾病来解释残忍，⽤同情与关爱来对待罪错的⼈。相信有很多⼈都会同意——“要惩罚⽽⾮理解”，我们本能地会想起“农夫和蛇”的故事，共情必须有底线。与此同时，也不能污名化精神病患，不管他们成年与否。⼤多数有精神疾病的⼈根本不会犯罪，他们很脆弱，甚⾄会⽐普通⼈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如说被拐卖、收买的精神病患⼥性。保持对这个群体的理性认知绝⾮易事，⽆知和恐惧让我们习惯区分“我们”和“他们”。

⾃由意志

《犯罪⼈格》中，邓肯医⽣在许多涉及凶杀、严重暴⼒案件庭审中提供专家证词。其中包括纵⽕烧家的少⼥、受幻听驱使⽤螺丝⼑杀⼈的少年等，邓肯医⽣都做出了有利于未成年⼈的鉴定意见。但莎莉是个例外。

在“莎莉的暴⼒之舞”故事⾥，这个⼩时候曾经遭受不幸、辗转多个养育家庭的⼥孩，频频展现暴⼒，⽤剪⼑、⼑⼦、⽯头等任何可能伤⼈的⼯具去伤害别⼈。但⼈们⽆数次认为她患有孤独症，不必为⾃⼰的暴⼒⾏为负责。直到她在看护中⼼不动声⾊地烧了⼀壶开⽔，再⽤它烫伤⼀名和她吵过架的看护，毁了她的脸。

在邓肯看来，莎莉的⾏为不是被动发出的，不是对童年遭遇的反应，⽽是蓄意、深思熟虑、有计划的⾏为，在这种情况下，刑事司法系统才是处理这种犯罪的归宿。

在本书中，⼏乎每⼀个涉刑的未成年⼈都有原⽣家庭问题或者结构压迫问题。⽐如遭受过暴⼒，被弃养、歧视或者来⾃有缺陷的家庭。这些理由是否能解释他们的⾏为或为他们的罪⾏开脱？邓肯坚定地认为，即便童年不是个好的开局，但也不⼀定会导致犯罪。因为作者本⼈就是在⼀个充满暴⼒的家庭⾥长⼤，他的⼀⽣也在治愈⾃⼰、治愈和⾃⼰同样经历的孩⼦们。

《混沌少年时》剧照。

研究未成年⼈罪错的时候，⽐如邯郸少年杀⼈案，我也强调⾏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影响，但我仍然相信“路是⾃⼰选的”。在我调研的案件⾥，有的凶⼿⼩时候被性侵，成年后犯罪专门针对弱势的妇⼥⼉童下⼿，残忍的表象下暴露出洗刷不去的卑劣与懦弱。还有的⼈会因为恐弱形成⼀种⼼理保护机制，即对弱者挑错，以此暗示⾃⼰是安全的，甚⾄向强者认同。所有的原⽣家庭、成长悲剧是⽆法选择的，但直到他们犯下罪⾏之前的⼀刻，都是有⾃由意志的。因此，我不相信什么天⽣犯罪⼈说，只是⾃⼰选择了恶。同时，也只有把选择权放回他们⾝上，罪错的孩⼦还有机会重来。

这也是存在主义的观点。我做出的选择决定了我是谁，即便⾝处不利的成长境遇，也⽆法逃避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何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刑事责任的认定，不能以环境影响为其免责，⽽是以其辨认、控制⾃⼰⾏为的能⼒为核⼼标准：⾃由意志决定了责任的轻重，这正是对未成年⼈⾃由选择权利的承认，也是对⾃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关联性的坚守。

爱与救赎

在本书的结尾，邓肯医⽣终于有了⾃⼰的孩⼦。由于他⾃⼰的童年糟糕经历以及他从事的⼯作，使得他⼀直恐惧将⼀个新的⽣命带到这⽚危险的海。可是，在⾯对孩⼦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和记忆中的⽗亲、⺟亲重逢了。他们也曾是以同样的激动对待他的降⽣。当他紧张地抱起这个孩⼦的时候，⽣命就确定在⾃⼰的⼿中传递，那是⼀种强烈⽽纯粹的喜悦。⽽每⼀个犯下罪⾏的⼈，都曾经是这样柔软⽆辜的婴⼉，他们的⽗⺟也曾以同样的喜悦和期待迎接他们。我们如果真的想做点什么的话，就是尽早介⼊，在这个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

我们必须承认，孩⼦们是会选择作恶的。他们需要确⽴⾏为的边界，⽽童年就是与社会规则艰难磨合的阶段。尽早帮助他们意味着，不仅是家庭、医疗、社会照顾以及教育，还需要警⽅、司法系统甚⾄未管所。单⼀的善意或惩罚都很⽆⼒，爱不⽌⼀种样⼦。

当我读到本书的结尾，作者说“要爱孩⼦，爱所有的孩⼦”。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会认同。因为这实在⽆法⾼效地解决问题。我们的⽅案结束在爱上是⼀种逃避吗？并不。爱是⼀种美好的东⻄，但不能就这么把它扔给孩⼦，然后指望爱 能⾃动修复和弥补他们造成的伤害。因为爱，所以需要做的事情才更多。

阅读本书的旅程不会轻松，爱也是⼀样。

撰文/陈碧

编辑/王铭博 何安安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