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还是‘机械丽人’，爱欲都不会根植于对他者的了如指掌，而是源于交流中生成的未知空间。”
——陈婷婷：《从“安卓”到“机械丽人”：一场概念的旅行及当代技术启示》，《外国语言与文化》2025年第4期，页125-135。
本期评议：梅剑华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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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来自此为2026年第4期（总第19期）。作者陈婷婷向我们讲述了“机械丽人”的命运。人形机器人为何多是女性？即便无性别，似乎也有女性某种影子。机器人正在从文本想象走向技术现实，当人们为此欢呼时，大概未曾主动思考人类内心在渴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自我、社会与机器人的关系。作者从19世纪的文本开始讲“机械丽人”，“安卓”是现代社会最初的设计形象，然则其原初设计理念已经被背离。“机械丽人”变为“完美恋人”“情感劳工”与“物化客体”三种符号。。
以下内容由《外国语言与文化》授权转载。文中括号内数字为所引文献的页码。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陈婷婷
19世纪晚期的法国象征派以诡秘难解又令人感怀的诗性语言，与彼时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然派分庭抗礼。象征派作家维里耶·德·利尔–亚当（Villiers de L’lsle-Adam）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科幻小说《未来的夏娃》（L’Ève future）中细致描摹出“机械丽人”（the mechanical beauty）的“生命系统”——平衡、声音、动作和表情等。不同于弗兰肯斯坦式的尸块缝合，“机械丽人”展现出精密绝伦的机械结构,“将最极端的实证主义与最肆无忌惮的唯灵论相结合”（Beyler-Noily101），预示出一幅现代科技图景。
《未来的夏娃》
作者：[法]维里耶·德·利尔–亚当
译者：李颦儿 闭朝莲
版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未来的夏娃》将仿人机器人命名为“安卓”（Andréide），该词2003年被用作智能机器操作系统的名称。这部小说也是机器人题材作品的源头之一。德国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从中获得了灵感。日本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2：无罪》（Ghost in the Shell2:Innocence）和《尸者帝国》（The Empire of Corpses）借用了小说中的“机械丽人”之名“Hadaly”。小说的开创性在于塑造出可与人类匹敌的仿真机器人形象，其中有关爱情的言论与当代人的爱情表征也存在跨时代共振。小说在技术伦理方面的书写同样富于启示性，但这一点长期被忽视。本文将其视为“机械丽人”概念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追溯其前史、定型再到符号化的语义变迁。
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1927）剧照。
在文学、艺术及其衍生市场中，机械和女性（尤其是少女）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联结屡见不鲜。机器与女性形象的结合能够柔化技术给人的冰冷印象，但“在服务和护理场景中使用女性机器人可能会强化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认知”（Poel63）。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机器人很难拥有主体性，但若将作品中的机器人形象设定为男性，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至少，在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科幻小说《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中，男性形象的机器人同样沦为人类的财色工具，可见男/女性机器人不存在主体性上的本质区别。尽管《未来的夏娃》的文本符合“男性创造者+女性机器人”的叙事模式，易被纳入以主奴关系为中心的早期类人机器人想象这一解读框架中，但也要意识到，纯性别视角下的解构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对陪伴型机器人技术内核的思考。
一、“安卓”初生：“机械丽人”的早期定位与伦理立场
《制造弗兰肯斯坦》
作者：[英]凯瑟琳·哈卡普
译者：辛苒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
有关机器人与神秘科学的故事由来已久，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的机器人，到18世纪后期出现的栩栩如生的人形自动机器（哈卡普156-57），再到法国发明家制作的吹笛、击鼓人偶和机器鸭（1737-38），还有著名的“土耳其行棋傀儡”（1769）。《未来的夏娃》问世时，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的交集使得电磁学、实验物理学和生物转换论等划时代的科学和技术被写入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电流体理论，伽伐尼（Luigi Galvani）的电流引发肌肉收缩的实验，都为“安卓”的皮肤、体温和肢体运动提供了技术支持。
蒸汽、电力等新的内驱动力使机器呈现出“暧昧”的生命力。“浪漫主义机械［……］充满了有机体、生命体，甚至是超越者的美学和情感”（特雷希12）。利尔–亚当笔下的机械以一种近乎终极浪漫的形态出现：富于秩序感的机体和充满生命力的动能组合而成的丽人活色生香，并以超越“原型”的优势侵入私人空间。
《浪漫机器：拿破仑之后的乌托邦科学与技术》
作者：[美]约翰·特雷希
译者：刘慧宁 石稷馨
版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1月
法语中的Andréide一词由希腊语词根andré-（ἀνδρός，意为男性或人）和-eide（-ειδής，意为类似、形似）组成，含义为“类人的存在”，重在突出机器人的“仿生人”特质。英语中指代机器人的Robot一词源于捷克语Robota，意为“强制劳役”，突出机器人的工具性和服务性，其外形未必像人。以上术语分别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伦理。Andréide一词体现出对人形外观和人性复刻的追求，而非侧重将机器人作为人类劳动替代品的实用逻辑。此外，赛博格（Cyborg）后人类和克隆人牵涉伦理和法律问题，且不以“陪伴”作为最主要功能，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为避免概念范畴的混淆，本文以“机械丽人”指代所探讨的概念层。
“机械丽人”这一技术想象的驱动力源自何处？自《沙人》（Der Sandmann）、《未来的夏娃》《机器妻》等文学作品开始，这一想象就在回应人们对“完美恋人”的渴求。它的出现既源自对技术美学的向往，对生命来源的祛魅欲，也包含男性欲望的投射。早期文学作品中的自动人偶奠定了“机械丽人”概念的第一层语义：技术是一种奇观，它赋予惰性物以生命感觉，并借助女性这一符号暴露出人类的爱欲焦虑。
《未来的夏娃》的情节并不复杂。勋爵埃瓦德恋慕一位绝色女子，却因她灵魂的庸俗乏味而憾恨至意图自杀。他的友人兼大发明家爱迪生为了救他，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制作的机器人“安卓”。“安卓”可以完美复制勋爵心上人的音容笑貌，且仪态端方，谈吐得体，足以胜任他的知心爱侣。埃瓦德起初心怀抗拒，但在和“安卓”交流之后，最终承认自己爱上了她。就在他准备和“安卓”共度余生之际，一场意外让这个“机械丽人”永葬海底。
《未来的夏娃》在“人–人造物”关系层面呼应着《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提出的科技伦理课题。埃瓦德一度恐惧于“安卓”的“真人感”，“安卓”则直指身为创造者之一的埃瓦德应负的责任：“你欲我有意识，而你却瞧不起这个意识。［……］造物主不信任自己的创造物，创造物才被召唤出来，你就要将其摧毁。”（利尔–亚当257）以上发言指向《弗兰肯斯坦》的核心矛盾——创造者不履行将创造物带入世界关系的责任。“安卓”要求人类承认其存在现实，呼唤构建反唯我论的人机关系。其发明者爱迪生也说她是“来自大地的孩子，她不认识世界，你应教她”（106），道出“机械丽人”具有准主体性，不可被视为纯粹的情感工具，或被溺毙在“只有人类才能交流”的傲慢认知中，而是需要被社会系统所包容。
人机之间形成和谐共同体的一大前提是信任。为了让埃瓦德信任“安卓”，爱迪生以近乎解剖的方式逐一展示了“安卓”由人造材料合成的内部结构，并称“她本无心，也永不会变心。你唯一的职责就是在你生命快走到尽头时，将她摧毁”（195），且为了避免“安卓”作为“复制人”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爱迪生建议埃瓦德隐居。由此可知，利尔–亚当支持技术服务论，不否认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毕竟“安卓”只有在用户和她维系爱情关系时才能实现角色价值，且在身份上属于“赤裸生命”（barelife）。
作者将“安卓”设定为女性形象，是否只是为了给男主角谋求“情感服务”上的便利？“安卓”并非“初生尤物”（born sexy yesterday），其女性躯体对应着时代现实，且以“更简化、更具风格化的方式呈现我们人类的本质［……］构建起一种可能的人际关系范式”（Euron94）。首先，20世纪前欧洲的婚姻制度普遍存在对女性财产权的限制。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Civil Code）规定：妻子被视为“法律上无行为能力人”，丈夫对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财产拥有完全管理权。直到1938年，法国才废除这条规定，赋予女性独立管理个人财产的权利（Frémeaux12-15）。由于女性难以在经济上独立，即使存在伴侣机器人，女性也无力购买，而男性购买高价商品的行为更具有现实可能性。
其次，对“安卓”的声色描写并不凸显男性凝视下的女体诱惑，其“魅”更多在于她能激活工业社会中人们那濒死的“爱欲”（Eros）。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地呈现“安卓”的结构，体现了风靡一时的实证主义世界观：“颈椎关节连接感应导线传送的运动”（175），“髋骨［……］装有两个铂金长颈瓶”（利尔–亚当181）。爱迪生制造“安卓”的初衷便是要挽救因受到外表蛊惑而误入歧途之人。他讲述了一位老实的绅士被交际花的美貌蒙蔽而抛妻弃子、走上绝路的故事，声称“安卓”能“在最狂热痴迷的男人心中，解除他们对情人怀有的堕落和低俗的欲望［……］用她莫名的高尚情感满足男人”（158），其魅力“远甚于尘世肉欲的女人”（253）。爱迪生秉承技术新物应当引导人类向善的理念，并且表示自己只愿意将“安卓”交给埃瓦德这类品德高尚之人，避免“机械丽人”被鄙俗之人糟践。这说明良性的人机亲密关系有赖于双方的伦理价值趋同，用户尤其应承担主要责任。
因此，《未来的夏娃》虽纤毫毕现地绘制出“机械丽人”的设计图纸，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人的自我救赎，其叙事重心不在于探讨机器人能否作为道德主体，而是关于人的爱欲机制和技术造物的“人性”该如何被塑造。
电影《我的女友是机器人》（2020）剧照。
爱迪生表达出机器应力求完美和浪漫的观点，故“安卓”在外形上同弗兰肯斯坦制造的怪物天差地别，这是她能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先决条件。更令人惊异的是，“她言语中透出的智慧，远比世俗中某些严肃之人或高人的看法更撼人心怀”（201）。当埃瓦德质疑“机械丽人”给予的爱只是幻影时，“安卓”如是回应：“昔日，泰坦盗取天空之火，为了给忘恩负义的人带去火种，而我绝非那类薄情寡义之人！”（257）她一方面将自己的缔造者比作盗火给人类的泰坦，令埃瓦德在社会中获得个体尊严和自我认同感；另一方面暗示自己的出现本是开启新文明的机会，盖因在上帝沉默的工业社会中，“机械丽人”的德行超过了世人。换言之，“安卓”的伦理定位不是“奴仆”，而是人类特质与缺陷的“镜像”。
《未来的夏娃》这部早期科幻小说借由书写人类对“机械丽人”的爱慕，把原本用于蒸汽机、照相机等机械的技术语言转译为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爱情话语，从而完成了“机械丽人”概念的第二层语义：“可恋之‘人’”。于是，“机械丽人”作为带有“类人+伴侣性质”这一双重编码的符号，进入20世纪的机器人文化之中。
二、复写“安卓”：“机械丽人”分化的三种文化符号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科幻作品中，“机械丽人”在人机交互功能上大幅度提升，如《大都会》中颠倒众生的致命妖姬玛丽亚，日本动漫《人形电脑天使心》（Chobits）、电影《我的机器人女友》（Cyborg She）里少女模样的机器人，《机械姬》（Ex Machina）中的机器人艾娃等，无不拥有完美比例的躯体、魅惑人心的声色和出色的情感表现能力。这些形象多数被赋予突出的女性特征，被称为“Gynoid”。以上“机械丽人”形象都可被视为“安卓”的延续与变异，并逐渐演化为三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即“完美恋人”“情感劳工”与“物化客体”，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生成了对“安卓”原初设定的误读。
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2014）剧照。
“完美恋人”构建了一种以拥有者为中心的叙事程式。《我的机器人女友》等影视作品中的Gynoid拥有性感躯体、忠诚品质和情感反馈能力。其行为逻辑往往基于如下设定：在道德框架内，以实现拥有者的幸福为最高伦理准则。尽管此类叙事常以人与“机械丽人”的理想化爱情反衬现实情感的灰色，但其内核是规避“他者性”（alterity）与自带风险的情感机制，可能导致个体从社会关系中抽离，如《人形电脑天使心》中预示的图景：人类沉溺于与私人定制的“机械丽人”互动，导致现实中的亲缘、友爱等社会联结被削弱。
动画片《人形电脑天使心》（2002）画面。
由于“安卓”肩负的是救赎人类男性的使命，所以卡鲁热（Michel Carrouges）认为她是“单身机器”概念的文学先驱，即男性将自身欲望投射到人造女性身上，“在爱的幸福感中，双方追求彼此的这种人际的相互性荡然无存”（转引自藤井贵志100）。作者虽也认同交流（尤其是爱情交流）的不可能性，但显然反对单身机器所指代的非对称性欲望结构。“安卓”作为“伴侣”的完美正在于其性能缺陷——无法精准解读和回应用户的问题。埃瓦德对此颇感失望，爱迪生却从象征主义和解构主义角度谈及人类的语言“存在很多意思模糊的词语，暗示性很强，理解的灵活性非常之大！那么，对于这些意义模糊的词语，其魅力和深度显然在于提问人所提出的问题［……］话语的境界，将取决于你问题的暗示性”（利尔–亚当167）。
这一观点同利科（Paul Ricoeur）所关注的语言的创造性维度遥相呼应。象征和叙事都有让语言变得诗意化、陌生化的功效，“安卓”具有多重能指的暧昧语言反而成了诗意爱情的媒介。在这场人机爱情实验中，“机械丽人”含蓄朦胧、略显晦涩的话语，似有如无的回应，给用户留出了诠释与想象的空间，也让“机械丽人”展现出神秘且有质感的、难以被规约的“灵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人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设定与突出全知全能和服务性的“完美恋人”形象形成对比，反映出利尔–亚当对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警觉。小说正是在爱情这一最能体现技术悖论的叙事框架中提示，怎样的“机器拟人化”才能避免“人的机器化”。
电影《她》（Her，2013）剧照。
“情感劳工”强调“机械丽人”模仿、学习甚至优化人类情感的能力，如电影《她》（Her）中的无实体AI女声萨曼莎和《机械姬》中的艾娃。此类形象既依托强智能算法来实现个性化情感互动，也易于成为用户自我投射的载体。韩炳哲指出：“现代的自我通过商品和媒体图像感知自己不断增长的愿望和感觉，其想象力首先受制于消费品市场和大众文化。”（58）技术资本制造出同质化的深渊，亲密关系的单一化叙事使自我吞噬他者，以占据亲密关系主导权来获取安全感，对服务型“机械丽人”的想象便是该欲求的延伸。尽管萨曼莎有别于传统的Gynoid谱系，但“语音性爱”场景仍然带有刻意的服务性质。
《爱欲之死》
作者：[德]韩炳哲
译者：宋娀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9年3月
“安卓”与她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情感服务属性，但其设计重心不在于模仿人类的情感结构，而在于通过其言行激发用户的想象。爱迪生认为，与爱欲相伴相生的不是真实，而是幻想：“对于恋人来说［……］他们自身和幻想叠加为一体，彼此渗透，他们依恋这个身心互相编织的幻影。”（利尔–亚当169）爱迪生强调“幻想”并非为了鼓励爱情中的自我欺骗，而是揭示未知与不可交流性对于爱情的建构性作用，正如韩炳哲认为信息和想象是完全对立的力量，人们获得的信息越清晰具象，他者便愈发萎缩，爱欲也随之消失。“安卓”被设计为引领人类认识和超越自我的对话者，不局限于抚慰性质的谈情说爱。“安卓”告知其拥有者：“在你眼中，我是神秘的，坦然接受这种神秘吧！［……］不要用理智揣测我的存在。”（253）她拒绝被人类的理性框架所定义，坚持作为他者的不完全可解读性，以奇特的感受性和比喻构建超越人类经验的意象。在爱情系统中，“安卓”是需要主体投入诠释意愿的对话者，她对棱镜般的世界的观察视角构成了他者的存在基础。
电视剧《真实的人类》（Humans）第三季（2018）剧照。
将“机械丽人”视为“物化客体”的做法比较常见，如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中的“仿生人”（Android），电影《卡萨诺瓦》（Il Casanova diFederico Fellini）中的性爱机器人，科幻剧集《真实的人类》（Humans）、《西部世界》（West world）和小说《我这样的机器》中的“机械丽人”。即使被设计为男性身躯，其在私人领域的地位仍是“第二性”，甚至其身体透露出的非人特质会导致“控制–屈从”关系在技术装置中走向极端化，因为原本“施虐者的持续倾向就是揭示有机体身上的机械特性”（Cox345）。而“机械丽人”作为技术想象与施虐欲望存在同源关系。被视为消费品的“机械丽人”无所谓男女形态，本质上都是不在场的“女性”，其背后潜藏的商品逻辑与权力结构，也使人际关系面临被诸如基于机型配置的歧视链技术等级秩序所重构的风险。
具备商品属性的“安卓”之所以能被用户视作“恋人”，是因为利尔–亚当洞悉人类在爱情上对完美的悖论性需求。“安卓”不是面面俱到的“万事通”，除了声色惑人之外，并无其他过人之处。正是这些缺陷让“安卓”呈现出真实生命体特质，在交流中保留了引发惊喜、误解甚至挫折的可能。
《作为激情的爱情》
作者：[德]尼克拉斯·卢曼
译者：范劲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爱情若要长久，不能通过要求对方遵守诺言，从而将爱情变成义务，也不能一味依赖在未来情境中的学习和适应能力（249）。爱情并不以主体性为依据，其本质不会因为其中一方是技术他者而改变，但其存续依赖于双方带有风险的互动。当代人的爱欲匮乏源于试图以信息透明化消弭他者的不可知性，违背了爱情体验的关键条件，即自我在他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韩炳哲26）。《未来的夏娃》最后从实证主义滑向维里耶擅长的神秘主义，爱迪生将宇宙流体接入“安卓”体内，使得“人类之外的存在，在这个全新的艺术作品中唤醒了，那里汇集了人类难以想象且不能改变的神秘”（利尔–亚当275）。如若从技术哲学角度来审视这一有悖科学规律的情节，则会发现这是对“黑箱”的象征，意味着“安卓”的成长潜力不对用户完全敞开，符合爱情作为功能系统的自治性与风险性语义特征。
“机械丽人”在20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中被复写，衍生出“完美恋人”“情感劳工”与“物化客体”三种典型符号。三者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其特征的交叉会产生复合型的“机械丽人”形象，如《人形电脑天使心》中的人形电脑和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中的陪伴型机器人等。这一语义扩散过程实则建立在对“安卓”原型的选择性解读与技术乐观主义之上，但利尔–亚当的初衷不在于推广一种可量产的情感替代品，而是借此探讨人如何在技术新物中重新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三、“机械丽人”的现实回响：情感经济与“安卓”的当代技术启示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以情感陪伴为设计导向的“机械丽人”逐渐产生现实回响，在《未来的夏娃》的文本内外形成深刻互动，赋予这一概念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虚拟亲密关系作为“机械丽人”的二维前瞻设计，立足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介环境，看似颇有成效地建构了性别平等的表象。但虚拟恋爱感的营造不同于以关心、信赖、承诺等要素为基础，以性的共生机制为标志，以选择的唯一性来提升个体尊严的爱情，AI恋人实际上是“以自身的‘亲密关系劳动’来换取粉丝/玩家的购买力与数字劳动”（高寒凝61）的。尽管如此，基于卢曼的社会哲学观点，“爱情乃是由文学预先模塑的甚至是规定好的情感”（111），“借助于抄袭来的模式、抄袭来的情感、抄袭来的存在而产生”（113），深层情感的交流方式亦存在被数字拟构的可能性。当埃瓦德怀疑“安卓”只是在表演爱情时，爱迪生反问：“你与意中人［……］不也在演戏吗？［……］想真性情做人，任何时代都难以做到。”（利尔–亚当168）这揭示出“安卓”的演技正是对人性本身的模仿与延伸。当代“人机恋”也印证了爱迪生所预言的“从今以后，他们会喜欢幻影，胜过喜欢虚伪、平庸、无常的现实”（208）。
卢曼认为，爱情“本身不是情感，而是一种交流符码，人们根据这一符码的规则表达、构成、模仿情感，假定他人拥有或否认他人拥有某种情感”（66），因而其真伪无可辨别，只能自我理解。所以，人机亲密关系的内核是否真实未必需要刨根究底，正如爱迪生面对埃瓦德的质疑“安卓知道她是谁？她是什么吗？”时的回答：“难道我们明白我们究竟是谁？是什么吗？”（利尔–亚当89）爱情系统的自治式运行说明，虚拟亲密关系这种“准社会交往”行为含有构筑个人幸福乌托邦的可能性。
作为社会文化想象力所生成的技术表象，“机械丽人”及其雏形极易被“情感资本主义”（emotional capitalism）全面裹挟，且在当前已然体现出强大的消费号召力。未来实体化的“机械丽人”可预测的营销亮点便是私人定制，以其声色和性能上的迭代诱导用户持续消费。这种未来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技术还为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并说明了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生活舒适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机构的屈从。”（134）技术带来的舒适可能掩盖其背后的控制逻辑，当情感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服务时，人与技术的关系也将从共生滑向支配服从。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
作者：[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译者：刘继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3月
当情感资本与技术的结合运作愈演愈烈时，本质上不属于爱情的媒体现象却能提供相当程度的爱情文本，让人耽溺于技术统驭下的新型交流形式。同时，用户将被各种数据所评估和定位，并持续开发出新的欲望。“我们不再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而是面临变成机器人的危险”（Fromm102）。小说最后安排了一场火灾让“安卓”葬身海底，传达出寓言般的启示：在以技术实现理想的进程中，人类的自我救赎不能仅依靠人造物来完成；“安卓”不是缓解爱欲焦虑、弥合现实鸿沟的答案，而是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如何让人不至滑落为只擅长以节能、高效的方式使用情感的“机器”（Robot）。
在立足当下现实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设计陪伴型机器人时，对人类爱欲机制的理解最为关键。就此而言，《未来的夏娃》的“安卓”之“死”不仅缘于“人造人”在基督教伦理中属于禁忌，更蕴含着技术批判意味。显然，利尔–亚当认为爱情不能是对自我的过度修饰。徒具声色却因与“宇宙流体”的对接被切断而不再有任何自主性和学习能力的“安卓”必须退场，因为她不再具有启发人类灵性与道德反思的能力，无法展现爱情中的他者的不确定性。一百多年前的《未来的夏娃》描述的既是先验图景，也是悖论世界的寓言：完美的恋人和完美的爱情绝无可能同时在场。正是“性格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造成了爱情中的稳定性”（卢曼239）。反之，“机械丽人”的言听计从、予取予求会导致关系因缺乏自由游戏和交互决定而走向瓦解，只剩消费欲望在空转。如若“安卓”未“死”，她就只是去真实化的可编程躯体，欲望主体也将因此陷入自恋螺旋，人类的情绪谱系很可能走向窄化或失衡。
利尔–亚当借由“安卓”倡导的并非一种可被完全掌控的所有物，而是具有启发性和不可完全预测性的存在者。松下公司工程师谷口忠大指出，人机亲密关系中的体验不应被数据化和自动化反应取代，陪伴型仿真机器人研发的核心应在于自主性，这是为了让用户体会到真正的感情，而不是依照完美玩偶的标准，输出被设计好的反应模式（186-89）。“安卓”正与这一理念不谋而合。在小说中，她以“我不应该变成女人，我仅是化身为女人”（利尔–亚当254）的宣言来打破将自身“第二性”化的凝视。与“安卓”类似的现实案例有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Big Hero 6）中的大白（Baymax）和索尼AIBO机器狗等。这些技术新物的功能均不完美，却有助于让仿真表象向真实生命靠近。基恩（Webb Keane）的调查结果表明：“机器宠物狗成功跨越‘恐怖谷’，获得了主人的真挚情感［……］主人在某种程度上已将它们视为道德关怀的对象。”（96）由此可知，体现人性的细节在人机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超过无瑕的躯体和性能，也是让用户更能丰富自身情感、完善道德的关键设计。
动画片《超能陆战队》（Big Hero 6，2014）画面。
“机械丽人”还存在另一种现实回响，即“人工情感智能体”。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认为，人类与技术的共生已使传统的人性定义失效，以赛博格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机协同现象将人/非人之间的衡量尺度变得模糊。《未来的夏娃》其实早已点出人机之间“人格”界限的模糊性：“人说出的任何话语都是即兴的吗？人从不背书似地说话吗？”（172）这句话在当时是对社交名利场的讽喻，如今却让人联想到大语言模型对浩瀚网络数据、历史记忆的“调用”和算法运作下的熔铸。以减缓人的情感焦虑、增进人类生活福祉为目的而设计的技术新物带来的新问题是：在全球景观资本的长期及全域性作用下出现的人的机器化趋势，很可能与技术的人化密切相关。情感智能技术如若被加载至亲密关系等人格化交流场合中，可能会让主体养成表演“人性”的惯习，化身为精准发射情感资本的机器。
综上所述，《未来的夏娃》中的“机械丽人”这一符号表面指代“完美恋人”幻象，深层喻指失落的浪漫精神，是爱欲的生成中必须要遭遇的他者。利尔–亚当“不仅预见了机器时代的开启与终结，更精准洞察了过去百年间文学、精神分析与电影所映照的社会病症”（Hedges37）。对“安卓”内涵的部分误读使“机械丽人”概念在语义进程中从一个变革性的角色变成了与自我明显不对等的类型化想象，偏离其原初设计理念。她本应从浪漫机器发展为可对话、可激活情感的技术他者，以开放式的交流帮助人类适应和拥抱悖论世界，实现对自身情感的探索和确认，并由此改善人类彼此间的关系。技术若只以对用户欲望的全方位满足为设计目标，“机械丽人”则将成为消费社会的又一款身份符号：无论用户购买男性机器人还是女性机器人，本质皆是在寻找“第二性”甚至“第三性”。
技术的发展史本是一部“祛魅”史，而今的技术恰因其不透明性而成为最大的“魅”。具体到情感领域的人机共生，卢曼已证明技术的介入只会让系统更加复杂化，而不会使爱情在运行方式上变质——机器人越具有“人性”，越会成为爱情悖论中的一员。“机器人与人类之间最终的差异，不会大于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Levy112）。“机械丽人”作为陪伴型机器人，其具身性特点相较数字智能更能与家庭环境相适配，因此，相关构想仍在被历史和文化话语再生产，其旅程尚未结束。
符合当代美学标准的技术让人类与非人类构建起亲密关系，表明当我们的行为、感觉、欲望和想象不是由数字技术来诱导和表达时，技术“黑箱”也可获部分信赖。利尔–亚当让“安卓”沉海，并非不认可“黑箱”，而是不认可以“完美恋人”为指征的人机情感叙事，因为精准攫取甚至生产主体欲望的技术会导致想象力的匮乏和爱欲的枯竭。他笔下的“安卓”并非后世所简化的“完美恋人”，而是以其语言的黑箱性、逻辑的异质性与情感的成长性，成为亲密关系中的他者性的文学表征，喻示着未来的陪伴型机器人不应成为单纯服务主体欲望的情感容器。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还是“机械丽人”，爱欲都不会根植于对他者的了如指掌，而是源于交流中生成的未知空间。
【文献出处】陈婷婷：《从“安卓”到“机械丽人”：一场概念的旅行及当代技术启示》，《外国语言与文化》2025年第4期，页125-135。
作者/陈婷婷
本期评议/梅剑华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