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国家大剧院  陕西省文物局

撰文／王建玲 杨学晨 

供图／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  陕西历史博物馆

作为乐舞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古都长安的乐舞艺术久负盛誉。如被打磨的古老珍宝，历经千载渐露真容。它们或古朴雅致，或华美大气，向世人彰显千年不褪的风采和华光。它们不仅映照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的艺术精神，也勾勒出中外乐舞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发展脉络，如展开一卷恢宏长卷和一阙不朽乐章，鲜活生动，举世瞩目。

文明初现 古乐萌芽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穿越历史幽深的走廊，这片沃土不仅是十四个王朝都城所在地，更见证了周、秦、汉、唐几个盛世王朝千百年的璀璨与绚烂。泱泱华夏，斗转星移，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诸多珍贵且稀有的文化遗存开始一一显露真容。

发迹于此的乐舞艺术文化是当时本土表演艺术特征与风格的卓越代表，在历经朝代更迭、时光流逝之后，愈发熠熠生辉，向今人诉说着这一方古老广袤大地的璀璨华章。

陕西的渭水流域是中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的起源地。

以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存，荟萃了黄河流域的史前艺术、人情风貌和百姓的田园生活状态，生动立体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境，是中国史前社会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实物印证。其中不乏汉族古老音乐文物，如吹奏乐器——陶埙等的面世。这些器物不同于现代器乐，所吹奏出的和谐自然的乐音空灵悠扬，使人仿佛得以回归千年前质朴的乡野生活。

陶埙，作为我国古代一类重要的吹奏乐器，其起源与中华先民的生产劳动息息相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为模仿鸟兽叫声而制，用以诱捕猎物，后随着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埙有着独特的音乐品质，音色醇厚幽远，吹奏时有一种悲戚之感，古人将其形容为“立秋之音”，更平添几分感伤和愁绪。

形如牛角的号角，也为陶制。其声高亢凌厉、洪亮不凡。在狩猎、战争场面中，常常能见其身影，或许是作为发号施令或振威壮胆之用。

随着陶制的缶、瓮等食器的出现，人们发觉敲击它们也可以产生声音，因此在这些器皿上蒙以兽皮，在共鸣腔上又添上振动膜，令其发出的声音具有浑厚的音色，夺人心魄。陶鼓，就是在这种发现与认知下渐渐登上历史舞台、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远古时期礼乐文化的初始形式。

而陶钟在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中极为少见，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件是1955年在陕西长安县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其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青铜乐器“铙”，遂又有人称之为“陶铙”。

这些史前古乐器作为中华民族音乐蒙昧时期的产物，让现代人得以知晓当时人类对乐音已具备初级审美能力。它们虽然形制简单，声色却淳朴、自然，生动地再现出人类祖先在生产生活中的欢乐场景，徐徐拉开人类童年阶段乐舞艺术的序幕。

礼乐合一 歌舞西周

礼乐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礼”作为阶级分化的象征，自部落时期贫富差距显现时就已有所形成；而自商朝起，“乐”作为祭祀时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出现，开始在贵族中盛行。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礼乐制在这个时候正式定型。周人吸取了商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殷鉴不远”，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王室统治的措施，从政治到文化都制订了一整套典章制度，“乐悬制度”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以编钟、编磬为代表的乐悬制度是推行礼乐制度的突出表现。这里面有着一套完备的礼乐等级规定：不同等级之间不能跨越，且相配不同的乐舞名称、内容、程序与规格。由此可见，西周礼乐制度已经达到了“礼乐不分家”的地步，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

与西周礼乐制度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的青铜乐器，更是琳琅满目、形制各异。镈钟、甬钟、钮钟等名目繁多，纹理独特。同时还有一些高等级的诸如于、钲、铎和铜鼓等青铜军乐器和宴享乐器，同样纹饰华丽，极为珍贵。

这其中可堪称典型的是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27号墓中出土的乐器。27号墓是一个“中”字型大墓，应为芮国国君芮公之墓。墓内出土了成套乐器，有青铜编钟8件、石磬10件、漆木建鼓1件、小鼓1件、青铜钲1件、青铜于1件，共22件，对认识两周之际的礼乐器组合以及钟磬之间的音乐关系有重要价值。其中，于、建鼓为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编钟、编磬是迄今所见组合最为完整的乐器。

经对钟、磬测音，8件编钟属于完整无缺且音质极佳的实用乐器，正、侧鼓音连奏，其音阶结构为四声羽调模式，即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编磬为五声宫调模式，即宫-角-徵-羽-宫-商-角-徵-羽-宫。由于钟、磬的宫音高度一致，说明两者可以合奏，同时也证明了西周礼乐里有商声的存在。

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促使我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而雅乐和乐舞的盛行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乐器和乐律的发展，如《周礼·春官》中提及的周代的“八音”（八音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类法，即是在西周时乐器品种大量增加和广泛使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按乐器制造材料进行划分的乐器分类法。

当时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得益于此，大量民歌流传并保存下来，《诗经》和《楚辞》就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产物，其内容丰富、言语真切，如同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面镜子，真情实感中蕴藏着强烈的艺术魅力，不仅具有音乐的美感，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效果极佳，为后世留下了深邃而令人回味的生动画卷。

秦时乐声 悠远醇厚

关中地区是秦人的活动疆域，春秋战国至秦代，更是秦文化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历史时期。秦人由甘肃东部顺千河而进入关中，历经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而至于咸阳，近6个世纪的发展，使得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原来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已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音乐思想上也出现了由百家争鸣而至定于一尊的转变。始建于秦朝的乐府，就是为实现统治者对音乐文化的控制而设置的机构，这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据记载，秦王朝不仅把各国诸侯的钟鼓搬至咸阳宫中，还把诸多能歌善舞或具特殊才艺的艺人集聚于此，上演“百戏”，盛况空前。不仅如此，秦人还渐次吸收了周人的礼乐制度与文化传统，改变了六国对秦人“击缶而歌”这种没有礼乐概念的固有观念。而后世所挖掘出的音乐文物，如凤翔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春秋时期秦人的编磬实物、咸阳塔尔坡秦墓的战国晚期铜，以及错金银乐府钟等，都是见证秦代笙歌燕舞的实物证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秦始皇陵园东侧内外城垣之间的百戏俑坑之内的30余件百戏俑的出土，不仅向世人揭示了秦代陶俑新的类型，并首次将秦代丰富多彩的百戏艺术及神秘的宫廷娱乐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百戏俑的原型应是秦宫廷娱乐活动中的百戏演员，即秦始皇御用的“娱乐杂技团”，他们举止神态各异，活灵活现的面容仿佛并未褪去千年岁月的厚重气息，透过他们，可以遥想那个大一统王朝中宫廷燕舞、乐声不断、百戏杂陈的辉煌和绚烂。

漫漫丝路 乐舞风华

至西汉初年，先秦雅乐多数已失传，但民间音乐在上层社会中却颇为盛行。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代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制度，礼乐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并显现出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开始，以前以钟磬等青铜乐器为主的音乐制度开始有所转变，不仅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同时，西域等外来乐器的传入、乐队编制的变化以及佛教音乐对中原的影响，都为汉代音乐增添了不少新元素，前所未有的活力初见端倪。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面对北方匈奴的屡次骚扰，张骞应募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夹击匈奴。途经匈奴被拘十余年，逃脱后由大宛、康居抵月氏，而月氏无意报复匈奴，张骞归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获，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得以归汉。虽联络月氏失败，张骞却带回大量有关西域的信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命出使乌孙，并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等国。张骞的两次出使密切了汉与西域的关系，“凿空”中西文化、商贸交流的通道，后世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为中外交流的全新阶段到来敞开了大门。当时，汉代的丝绸、冶铁术、水利技术等均传入西方，而西域的植物、美食、良马以及乐舞等也相继传入中原。羌笛、箜篌、胡笳、琵琶、胡角和筚篥等外来乐器所奏出的妙音，令汉民十分着迷。还有鱼龙曼衍、吞刀吐火等百戏幻术也让汉民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在招待外国使节时，常以“百戏”来显耀王朝的强盛繁荣。可见在当时，不仅民间歌舞可登大雅之堂，且域外表演艺术也成为礼待贵宾的宫廷雅乐。《后汉书·五行志一》中也有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笙摸、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由此可窥见，胡乐的传入对汉朝影响重大。

汉民很善于把自己的情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从出土的汉代乐舞文物中我们就可知一二。迄今为止，在陕西，尤其是西安地区出土了大批丰富的汉代石雕、汉俑等。这些坐乐俑、伎乐俑、乐舞俑等文物姿态生动、形神兼备。他们或挥动长袖，翩翩起舞；或吹奏乐器，沉浸其中；而从展现“百戏”的壁画或是陶俑中，我们仿佛得以重见风行市井的百戏表演的欢快场景。陶俑造型多样，逼真逗趣，所渲染出的市井风格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乐汇长安 盛唐风情

包容开放的唐王朝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阶段，与世界各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也达到鼎盛。作为乐舞文化的主要发源地，长安的乐舞艺术在继承前朝传统的基础上，持续融入异域新风，发达的盛唐文明气象雄伟，如同百花齐放、风姿各异。

魏晋至隋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以清商伎乐为代表的时代，随着代表性音乐形式的更替，中原与外域、外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展开，多种来源的乐器交流融合碰撞出新的火花。

陕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而南北方文化随着常年战乱的影响不断地融合，南北方音乐文物也有了深入的交流互鉴，从开始出现成组演奏乐器的陶俑编队或骑马奏乐俑中我们可知，这是此时有关音乐文物遗存的主流并一直延续至隋唐。而且很多古墓葬中更有部分陶俑以胡人形象面世，他们头戴幞头、五官深邃、高鼻阔口和浓眉大眼的模样令人印象颇深。

2014年发掘唐玄宗时的丞相韩休墓出土的壁画中，更是出现了唐代汉人与胡人同台表演的珍贵场景。画中乐舞场面壮观，胡汉乐舞交相竞技，气氛热烈。整个乐舞置于山水环境中，是唐墓壁画乐舞图中难得的精品。根据文献资料和场景分析，其所跳之舞应是唐代著名的男女双人胡旋舞或汉化了的胡旋舞，乐则有可能是《龟兹乐》，印证了史籍所述之“胡部新声”的风格气象。

因唐代民风开放，大批外国使节、客商、僧侣和留学生纷纷在长安定居，一时“胡风”劲吹，吹来了许多新奇风尚，也即是史籍所述之“胡部新声”的风格气象。长安城中，无论是高官权贵还是普通百姓，都纷纷穿上胡服、饰以胡妆，用胡器、品胡食，竞相效仿，胡乐胡舞更是盛极一时。

汉人除了欣赏，还纷纷旋转起舞，欢快热闹。而其中，当属轻快奔腾的胡旋舞和刚毅洒脱的胡腾舞最为盛行。两者一个是迅急的跳腾，一个是飞快的旋转，特色鲜明，各领风骚。白居易在长诗《胡旋舞》中曾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将胡旋女的曼妙姿态跃然纸上。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其完善的音乐制度密不可分，唐代宫廷的音乐机构主要可分为太常寺、梨园以及教坊，这三个机构分工不同，却又密切联系，为音乐人才的培养和音乐时尚的引导提供了先决条件。

唐代乐器种类众多，器乐艺术形式多样，承袭并发展了汉、隋的“鼓吹乐”、隋代的“七部乐”和“九部乐”。通过丝绸之路及其他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代表各地、各族和各国文化艺术特色的音乐歌舞、乐器及器乐艺术从中亚、西亚、东亚及南亚、东南亚等地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土，传统与外来在摩擦中渐渐融合，相互影响，涌现出了大量新乐器和新乐器组合形式，唐代器乐文化开始绽放出令人目眩的惊人之姿，盛唐风情展露无遗。

在陕西发现的大量墓葬和遗址中，有许多音乐文物以图像的直观形式记录了唐代乐舞的流传情况：初唐时的乐舞壁画表现多样，形式丰富。盛唐时，先进的三彩制陶技术把乐器、舞蹈表现得惟妙惟肖、立体生动。最为突出的则是金银器上錾刻的乐舞图像成为盛唐时期乐舞表现的一种特殊手法，透过这些图像，仿若展开了一幅大唐歌舞升平、兴盛繁荣的画卷，卷中衣袂飘飘、眉目传神的舞女和技艺精湛的琴师配合默契，一切美轮美奂，撼人心魄。

百戏繁盛 舞马奔腾 

唐代乐舞兴盛之时，百戏的发展也达到空前高度。不仅样式繁多，且技艺高超。如傀儡戏、参军戏、吞刀、吐火、角抵、戏马、舞剑……应有尽有，样样令人拍手称奇。不但在宫廷中时有表演，还传至街头巷尾，乃至庙会集市，堪为全民皆欢的娱乐庆典。舞马戏便是当时一个精彩绝伦的表演节目。

基于军事和通商的需要，唐代官民都极重视马匹的养育，在唐高宗时官方牧马已超过70万匹，玄宗时仅宫廷御厩养马就达40万匹，且均为外族进贡的绝种健壮良马。马匹既能供武装出征骑乘，又可供皇帝、贵族狩猎、出游、打马球，还可用于盛大场合的仪仗，所以唐马都拥有骁勇雄壮、华贵优美的不俗风韵。在唐代，乘马被看成贵族的特权，好马之风由贵族、官兵普及民间。不仅男子善骑，女子也不让须眉，故女骑手飒爽的英姿在唐壁画和唐三彩作品中均有所见。

当时还专门驯养调教了一批为皇帝表演马戏的马——舞马。舞马最晚于三国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国，到唐玄宗时期，舞马活动形式达到鼎盛。其表演技艺之高，非常人所能想见。

玄宗时，宫廷中驯养舞马四百蹄，它们都是从外国进贡的资质最优良的贡马中精挑细选而来。每当表演时，舞马分成左右两队，马身上还标以“某家庞”或“某家骄”之名盛装亮相。它们身披华美锦绣，络以金银饰物，被装扮得耀眼奢华。在《倾杯乐》的乐曲声中，舞马和着节拍跃然起舞，一时旋转如飞，百蹄齐响，一时不疾不徐，缓缓前行，场面壮观。

每年八月五日的“千秋节”是庆祝玄宗皇帝诞辰的节日，更是少不了舞马表演。曲终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此景对世人可谓平生难见，激荡人心。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上的舞马图案，正是舞马衔杯跪拜，为皇帝祝寿的情景，与文献中描绘的不差分毫。

除此之外，兴起于唐初的马球运动也是当时必不可少的贵族活动。唐朝的历代皇帝都是这项运动的提倡者和参与者，唐玄宗还曾专门颁诏将马球作为军队训练的课目之一。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的《打马球图》便可知晓马球运动在当时的盛况。

唐代不仅与周边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甚广，与周边国家例如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也往来频繁。中国乐舞史上的璀璨明珠——《霓裳羽衣曲》，就是在与印度的交流中完成的。其着力描绘的舞姿婆娑的仙女形象和虚无飘渺的幻境让人如踏入仙境，轻歌曼舞更是令人闻之陶醉。

作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宫廷乐舞在汲取了前朝历代精髓的基础上，又广纳外域乐舞之精华，传统之风不忘，新的创作层出不穷，还涌现了大量与音乐相关的风趣盎然的诗词歌赋，有的委婉蕴藉、有的辞藻瑰丽，引人动情，对后世诗词歌赋都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余音缭绕 史乐长存

千秋盛世风，源远民族情。从曦光辉映中走来的乐舞文化如同一座有待继续深入探索和细细品味的艺术宝库，沉稳厚重之外不失智趣灵性，在立足于优秀传统的传承之中又吸收融合各方面的精华，让这千年艺术文化精髓得以秉存延承。

如今，被国际音乐界和史学界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西安鼓乐，在历经朝代更迭后虽保存完整，却由于现代强势文化和诸多不利因素使其生存现状不为乐观，加之老艺人相继谢世，后继乏人，因而我们在感叹历史所留下的丰厚遗存之余，还应为这个古老乐种的命运多加考量，使其不被湮没于历史洪流中。

古往今来，从陕北高原到秦巴山区，从关中腹地至东西关隘，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有幸亲眼得见这些贵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光耀了悠悠岁月，是我们一代代生生不息传递的瑰宝。

多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大批的古遗址、古墓葬等珍贵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陕西乃至全国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出土了大量各类文物遗存以及许多种类的音乐文物，尤以周、秦青铜礼乐器具、汉代画像石与墓葬壁画、隋唐乐舞俑与墓葬壁画等最为丰富，它们是古老文明的结晶，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世代相传。通过它们，我们游弋于历史汪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壮美耀眼、光彩传神的中华乐舞盛景图卷！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7.0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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