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董晓波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有众多经典文学作品为世人所传颂，其中不少经典剧作还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是元杂剧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被王国维称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作为历史上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以其高度凝练的、极富戏剧性的复仇故事征服了当时的欧洲观众，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传统价值观也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赞同。

从译本来看，传教士马若瑟最早的法译本《赵氏孤儿》，自出版后反响热烈，转译本如德译本、意大利本等相继问世，最终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亦产生了影响，至今仍在戏剧舞台上盛行不衰，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 

充 分 体 现 儒 家“义 利 观”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传统戏曲形式，形成于宋代，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元杂剧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从戏剧发展史角度审视，杂剧体制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最初杂剧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逐渐遍布河南、河北。

《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杂剧著名悲剧之一。这部剧所依据的历史事件，最早的较详细叙述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只是当时记载的情节相对简略，后来在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说苑》中，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述。根据《史记》记载，此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

元代杂剧、戏曲作家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对秦汉时期成型的这个故事进行了改编，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更加突出鲜明。

在剧中，程婴是赵朔的朋友，赵朔的妻子请求他拯救赵氏孤儿，并自杀以表决心。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带出时，被将军韩厥发现，韩厥不愿助纣为虐，偷偷放行并拔剑自刎。一心搜捕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宣称，如果找不到人，就要把晋国上下半岁以内的婴儿全部杀掉。

程婴带着孤儿找到公孙杵臼，二人决心舍生取义，合谋救孤。程婴把自己未满月的儿子抱给公孙杵臼顶替赵氏孤儿，把真的赵氏孤儿带回自己家。然后，程婴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主动向屠岸贾举报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杵臼家，随即公孙杵臼和程婴之子被屠岸贾所杀。程婴则因为举报有功而受到屠岸贾奖赏，成为屠岸贾的门客。

程婴把赵氏孤儿当作自己儿子程勃养大，并使之成为屠岸贾的义子。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之后，程婴告诉他全部真相，赵氏孤儿禀告晋景公后，杀死屠岸贾报了仇，随后恢复原姓，更名赵武，承袭赵家原有爵位和资产。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盛赞《赵氏孤儿大报仇》和《感天动地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搏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考察赵氏孤儿故事传世的诸版本，无论是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忠义士各褒奖，是军官还职掌，是穷民与收养”，还是《东周列国志》节录中的“程婴杵臼称双义，一死何须问后先”，蕴含的核心价值都包括忠义观和惩恶扬善等精神，符合儒家遵循的“义利观”。

所谓义者，“事之所宜也”；所谓利者，“人之用曰利”。孔子《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孟子·告子上》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首 部 传 入 欧 洲 的 中 国 戏 剧 

《赵氏孤儿》是18世纪第一部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传统戏剧。《宋元戏曲史》记载：“至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Du Halde实译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Julian又重译之。”这里的“特赫尔特”实际是《中华帝国志》（简称《中国通志》）的编者杜赫德，而这一版的真正译者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马若瑟。

1732年（清雍正十年），马若瑟在退居广州时，从《元人百种曲》中挑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将它译成了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

1734年，马若瑟托请从北京回国的法国传教士维莱尔和布罗塞二人将自己的法文译本《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带回国内，同年发表在《法兰西时报》上。一年后，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上，由此《赵氏孤儿》成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

自17世纪开始，法国经济实力雄厚且文化艺术氛围浓郁，巴黎成为当时欧洲汉学的研究中心，在汉学西传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若瑟法译的《赵氏孤儿》在刊登之后，受到法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当时法国主流学派“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思想，与《赵氏孤儿》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不谋而合，该译本在文学界乃至戏曲界都引起了极大轰动，英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等在法译本的基础上很快也相继问世。

1741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根据马若瑟译本的故事情节，改编了英文版的剧本《中国孤儿》。他保留了马若瑟译本的基本结构，但对人物改变较大，屠岸贾被改成了萧何，程婴改成了开封，韩厥成了苏生，公孙杵臼成了老子，赵氏孤儿成了康熙，但当时这部剧并没有被搬上舞台。

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也被《赵氏孤儿》重情重义、不惜生命的故事所吸引，最终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五幕剧《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

英国作家亚瑟·墨菲却认为伏尔泰的剧本并不令人满意，他也创作了自己的《中国孤儿》剧本，这部剧在1759年于英国伦敦的剧院首演，产生了强烈反响。

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德国文学家歌德也曾对这部戏产生兴趣，打算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不过只动笔写了两幕，没有最终完成。  

在当时整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背景下，《赵氏孤儿》根据不同译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国家的国情，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译本，但这些译本多基于马若瑟法译版本，并非直接基于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多为转译。

这些作品中反映的“中国意象”几乎完全是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应作品和文献中照搬而来的，缺少对中国文化的直接认识和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误解，尤其是对元杂剧这一文化体裁更是难以知其所以然。

中 西 文 化 交 融 与 价 值 趋 同 

虽然，《赵氏孤儿》的欧洲传播之旅展现出的结果是西方国家对该剧的改编出现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赵氏孤儿”的局面，但其中的文化交融和价值趋同仍然值得注意，这种文化价值使该剧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不断上演，依旧好评如潮。如后来在美国上演的《赵氏孤儿》综合了马若瑟和伏尔泰的法译本，以及亚瑟·墨菲的英译本，在演出语言、情节和主题等方面又进行了改编。 

《赵氏孤儿》当时风靡西方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综合考虑：　

首先，《赵氏孤儿》故事所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纪君祥剧本的思想基调主要表现为“舍生取义”和“复仇报冤”。而在《赵氏孤儿》故事的最后，赵氏复仇报冤成功，程婴忍辱负重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充分满足了观众追求“善恶有报”的朴素愿望。

其次，赵氏孤儿的境遇以及复仇故事，与当时西方宫廷世家的权位更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再次，《赵氏孤儿》传播的历史背景是17世纪末欧洲兴起的“中国热”。在17世纪，众多商人不断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带到欧洲，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大受追捧，古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竞相模仿的对象，而这种热潮也助推了剧本故事的广泛传播。  

最后，《赵氏孤儿》故事的改写符合所在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当时西方的编剧们对《赵氏孤儿》故事，都根据各自的创作目标进行了不同的改造。比如伏尔泰虽然非常欣赏东方文明，但他在改编的时候仍旧恪守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使改编后的《中国孤儿》更加符合法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伏尔泰认为，在法国，悲剧通常分成五幕，还要设定一个爱情故事，因此他在剧中还特别添加了原剧本里并不存在的感情戏。  

对  启  蒙  运  动  的  影  响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过，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而就是在启蒙运动开展的18世纪欧洲，一场描绘东方社会传统良俗的“孔子道德的五幕剧”上演得如火如荼，三个月时间内上演了几十场，比同时期其他戏剧的场次要多得多，看戏的人数也多得多，这场引发了欧洲关注的戏剧，正是大文豪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这种情况正好与启蒙运动的开展有所呼应。

伏尔泰被认为是最早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法国人之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推崇备至。伏尔泰对欧洲文明的失望、对中华文化的推崇其实由来已久。伏尔泰尊崇孔子，自称“孔子弟子”。

他阅读了不少有关古代中国的材料，通过分析比较，伏尔泰认为中国古老的文明较当时的欧洲文明更为优越。他在历史和文化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对中华文明大加赞扬，并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写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欧洲各国的历史远没有中国那么久远，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孔子的理论对于现在的西方世界也有许多借鉴之处……对于中国的儒家学说，我要充分表达我的敬意。这里面看不到迷信，看不到传说和死板的教条，到处都是对理性的无比尊崇。”

从伏尔泰笔下《中国孤儿》第4幕第2场成吉思汗的喟叹中，我们能充分体会到伏尔泰当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

“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历代皇帝的权威建立在大睿大智之上，就连邻国的君主也恭顺地称臣;  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国。”

伏尔泰痛恨教会对欧洲的钳制，希望能够用儒家思想作为摧毁旧体制的武器。为了推动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不仅提出学习儒家思想，甚至把耶稣像改为孔子像，朝暮礼拜。在《风俗论》中他提及中国法律、风俗时这样写道:“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思想内容上肯定了儒家的思想，强调人类文明的力量，强调人的理性，并运用这些思想开启民众，为法国的社会变革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中国孤儿》上演三十多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写道:“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

反 映 人 类 共 通 的 朴 素 情 感 

元杂剧《赵氏孤儿》自18世纪传至欧洲以来，不断被各国翻译、改编，搬上舞台，屡演不衰。作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其情节主要集中于“搜孤”“救孤”，故事虽然只有一楔五折，但其中彰显的儒家思想如“义利观”和“忠诚观”却受到了当时西方学者的重点关注。

《赵氏孤儿》通过故事所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善恶有报等观念，反映了人类共通的朴素情感，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能够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故事中所蕴含的理性光芒，又格外吸引了18世纪欧洲人的目光，为西方当时正在进行的思想启蒙送去了一缕春风。伏尔泰等人将其改编，《赵氏孤儿》被进一步赋予了西方的人文精神意蕴，并引发了更多西方人对东方戏剧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

历史浩浩荡荡，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的传播，正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一个例证。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4.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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