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珩

在植物狩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奔波于全球的植物猎人用搜集到的奇花异木成就了今天西方世界蔚为大观的博物馆和植物园。而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成为他们魂牵梦绕的物种天堂，催生出一场全球物种的大迁移行动。

当 植 物 遇 上“猎 人” 

有着“植物界的大英博物馆”之称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其建造者之一为“现代植物的收集之父”约瑟夫·班克斯。这里收集有全球最多的豆科植物种子，都是数百年时间里从全球各地搜罗的成果，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的基因优势。

“植物猎人”由来已久，广义上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她曾派人把乳香树从东非带回了埃及。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后，更多植物猎人踏上征程寻觅奇花异草。到了18至20世纪自然科学狂飙突进的大时代，欧洲园艺的盛行让西方富裕的园林主们更是争先恐后地派出大批植物猎人到全世界的荒野山谷“出公差”，无论是因兴趣使然的专业人士，还是受委托兼职从事，都不妨碍一场全球物种的大迁移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受限于各种条件，最初植物猎人们只能带回一些球茎、种子和果核，而后活体植物的运输普及开来，从一开始将植物栽种于花盆中运回，到放入有通气孔的木箱或藤篮，再到伦敦外科医生沃德发明的“沃德箱”解决了植物长途运输的大问题，全球植物交换迎来革命性变化。一时间，维多利亚时代掀起了“蕨类狂热”、橡胶树“搬家”到了亚洲、塔希提面包树在西印度群岛扎根、香蕉在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海找到了新家……

而在植物狩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中国成为西方人魂牵梦绕的物种天堂。17至20世纪，有记录的国外在华采集者约316人，采集植物标本多达121万余份。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无数西方人蜂拥而至，这一时期在中国内地采集标本2000份以上的植物猎人多达30位，加速了中国本土植物全球化的进程。许多植物猎人打着传教士的旗号，深入中国腹地，揭开了“中国植物猎取的黄金时代”的序幕。

来 中 国“找 茶”的 英 国 人 

英国伦敦吉尔斯东大街９号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其上镌刻：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以下简称福琼）1880年逝世于此。这是个对于当地民众来说都略为陌生的名字，但在这个有着喝下午茶习惯的国度，却也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众所周知，中国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扮演着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的角色，直至《南京条约》的签订为西方多国深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机会，英国开始思考如何设法从中国窃取茶叶生产的机密，福琼便是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

其实福琼在这之前早已到过中国，最初被派往中国是负责在广州的英国领事馆建立植物园的事宜，而他通过探访官员园林宅邸、徒步山野等方式为英国皇家园林协会搜集了包括中国蒲葵、荷包牡丹等诸多活体植物样本，中国蒲葵还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献礼。

1848年，福琼收到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伯爵的命令：“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种，将它们从中国运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至喜马拉雅山脉。你还必须竭尽所能招聘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我们将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据说，福琼可因此得到每年550英镑的酬劳。

收到命令的福琼开始了他的“猎茶之旅”。为方便行事，他换上中式服装，剃光头发、戴上假发辫，乔装成中国商人并雇用了两个中国人当随从，而后靠着葡萄牙人此前绘制的错漏百出的地图寻找茶叶产区。

福琼几度擅自越过《南京条约》规定的港口开放城市，往返于福建、广东和江苏等几个重要产茶区，以高超的演技将大量茶树、茶种和制茶工艺的机密收获囊中——如发现武夷茶独特的生长环境后取走岩土样本、记下红茶的耕种方法、制作工艺等。尽管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福琼接触的大都是底层民众，他们见其穿着绫罗绸缎，非富即贵，也就没有多加防备。

1851年，福琼将一批经验丰富的中国茶农伪装成普通工人，带着2万株茶树、1.7万粒茶籽以及制茶工具等混过清政府的海关盘查，乘船抵达印度，在大吉岭的茶园开始试种。

回国后，福琼发表著作《两访中国茶乡》，对中国植物特性与分布、饮茶文化多有着墨，如同一份“商业计划书”极大促进了英属殖民地茶业发展，加之英国工业革命的勃兴带来的制茶机械化进程的转变，世界茶叶贸易格局的版图开始更改，曾独领风骚的中国茶叶遭受严重打击。1903年，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来自印度的占比上升到了59%，而中国茶叶所占的比率则猛降至10%。

作为为英帝国打造茶叶霸业的“窃贼”，福琼的行为让中国“以茶制夷”的战略走向终结。诚如《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一书所说：“福琼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商业机密的事件。时至今日，其做法仍被定义成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和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

“杜鹃花之王”：乔治·福雷斯特

与福琼处心积虑窃取茶种的方式不同，有的植物猎人则是光明正大地来华采集。云南腾冲城南的来凤山林木幽深之处一个俗称“渔翁撒网”的地方，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生物学家乔治·福雷斯特（又译傅礼士）安息于此。

1904年，在其雇主的推荐下，极富冒险精神的福雷斯特也加入植物猎人的浪潮，从缅甸八莫抵达了他的首个中国目的地——云南腾冲。自19世纪末开始，云南蒙自、思茅、腾冲等地开设通关口岸，方便英法通商，后也成为植物猎人在中国主要活动地区。在当地英国代理领事乔治·利特顿的帮助下，福雷斯特开启了包括西藏东南部和云南西北部的植物探险历程。

滇西瑰丽雄奇的山川沟谷和丰富繁多的生物资源令福雷斯特叹为观止，他主动学习当地常用语言，了解民情风俗，甚至自掏腰包为当地人接种天花疫苗。福雷斯特还雇用当地摩梭人充当助手帮他各处采集植物，而他自己也没闲着，游走各处熟悉地形，流连于草甸花丛中，当地人戏称他为“采花领事”。

1906年，福雷斯特带着大量华丽龙胆、豹子花等植物的种子、根茎乘船返回英国，惊艳了英国园艺界，推动西方园艺学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福雷斯特最著名的“事迹”是在“动植物的生命走廊”高黎贡山西坡大塘的林中遇到的那棵高达20多米的杜鹃花树——大树杜鹃，这是杜鹃花科杜鹃花属中最高大、也是花朵最大的乔木树种，为原始古老类型，亦是极度濒危植物。他在给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长史密斯的信中说：“我们发现大树杜鹃时正处于最佳观赏期——几乎是盛花期……成千上万簇巨大的花朵，深浅不一，有的淡玫红，有的近似紫红色，每棵树的地面上都堆满了几英寸深掉落的巨大花冠。”

欣喜的福雷斯特在未考虑保护性的前提下，命人将这棵树龄280年的巨树砍倒，霎时无数花瓣洒落，鸟雀惊恐地纷纷逃窜。而后他们将干围206厘米的树干锯成圆盘状，制成巨型切片标本后从缅甸、印度辗转运回爱丁堡植物园。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对大树杜鹃的最著名发现之一，在欧洲较早的杜鹃花谱系可能已在古新世灭绝的情况下，这一标本成为英国人的“圣物”，引发一时轰动，福雷斯特亦声名鹊起。

福雷斯特在中国的7次远征使其成功采集到三万多份标本，大量新物种面世，仅以其名字为学名的物种就超过30种。大量杜鹃花标本主要保存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是从事杜鹃花分类、区系等领域研究的重要材料和依据。杜鹃花属也改变了欧洲园林植物的栽培格局，形成了“无杜鹃不成园”的说法。

1930年，福雷斯特计划重走一遍中国旧地，验证这些年的考察成果。在最后一份家书他写道：“种子太多了，我几乎不知从哪开始，每一样我都想要，但又太多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我就可以为过去这些年的努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没曾想1932年，他在腾冲野外猎杀鸟儿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了这片他工作了无数个日夜的土地上，年仅59岁。

“中  国  的  威  尔  逊” 

今天，许多植物爱好者常重走一条“威尔逊之路”。威尔逊是谁？这是个在今天西方植物界仍被传颂的名字，在世界已知植物名录中，有200多种植物以其名字命名。

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4次深入中国西部，采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后将1600余种中国特有植物引种至西方落地生根，许多植物首次拥有了拉丁名称。

1899年，威尔逊接受了欧洲最大园艺公司英国维奇苗圃公司老板哈里·维奇爵士的高薪聘请，迎来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旅程——前往中国西南地区，展开长期的植物采集与作物引种活动。

威尔逊此行重点是寻找一种名为“珙桐”的珍稀植物。早在1869年，法国传教士谭卫道（原名阿尔芒·戴维德，大熊猫和麋鹿的发现者）在四川宝兴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珙桐标本，但相较于他发现并命名了大熊猫这件事，发现珙桐的反响并不大。直到1888年，《谭卫道植物志》一书中一张珙桐彩色插图让其闻名于世。这一出现于数百万年前第三纪的野生植物，形似白鸽，遂也称为“中国鸽子树”，而这种植物只在中国少数地区幸存并繁衍下来。

威尔逊在当地组建起了一支探险队伍，“威尔逊历险记”正式开始。他从宜昌往西，进入西陵峡，而巴东就在西陵峡的西端。珙桐究竟隐匿何处，威尔逊在巴东崇山峻岭中苦苦找寻，而这里丰富的植被和奇峻的山势地形也令其大开眼界。有一次他将几个采摘到的毛茸果子带回，在宜昌的外国人中轰动不小，称为“威尔逊中国醋栗”，便是日后商业化种植的水果猕猴桃。不过被带回英国的猕猴桃并未广泛种植开来，此为后话。

1900年5月19日，在宜昌长阳县野外已跋涉了五天的威尔逊猛地被树杈绊倒在地，他爬起身来一抬头，一棵长满了洁白花朵的树木映入眼帘。花儿莹洁饱满，好似一群振翅欲飞的白鸽——珙桐（该植物后来被定名为珙桐的一个变种，叫光叶珙桐）如神迹般显现：“我以为珙桐是北温带所有树种中最有趣和最漂亮的……花朵和苞片垂挂在那些长长的花茎上，微风吹拂时，它们就像在树上曼舞的大蝴蝶。”

威尔逊一口气采了13000多枚珙桐种子寄回英国，一起寄走的还包括血皮槭、大白花杜鹃等上百种植物标本。在中国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共收集到2600多种植物，要知道当时英伦三岛的植物种类总数也不过1500多种，威尔逊一跃成为采集植物最多的西方植物猎人之一。

1903年1月，名利双收的威尔逊再次前往中国四川找寻一种黄色罂粟科植物——全缘叶绿绒蒿。在“世间最具魔力的天然公园”的四川瓦屋山采集了约200种植物后，探险队循着先前普拉特的足迹来到雅加埂雪山。

1903年7月17日，一望无垠的全缘叶绿绒蒿静静等待着威尔逊的到来——“在海拔11500英尺以上，华丽的全缘叶绿绒蒿，开着巨大的、球形的、内向弯曲的黄花，在山坡上盛开，绵延几英里。千万朵无与伦比的绿绒蒿，2至2.5英尺高、耸立在其他草木之上，呈现一片景观宏大的场面。我相信，再也找不到一个如此奢华之地。”

收获颇丰的威尔逊继续向松潘高原挺进，于8月底在松潘一带的大山上又找到了鲜红如血的高原“梦幻之花”红花绿绒蒿：“我发现了它，我的红色情侣，它生长在灌木丛中，仿佛要我验证它的身份。”

1905年3月，打开了中国西部花园大门的威尔逊带着510种树种和2400种植物标本再次荣归故土。哈里·维奇爵士专门为其订做了一枚镶嵌了41颗钻石的金质徽章，形如一朵绽放的全缘叶绿绒蒿。不久，威尔逊“双喜临门”，一是女儿的诞生，二是他带回的香海仙报春开花了。鉴于其发现者的身份，又称其“威尔逊报春”，此为第一种以其名字命名的植物。

1907年初，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负责人查尔斯·萨金特的劝说下，威尔逊再次接下了前往中国的工作。因大多数的欧洲原生百合品种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一次他要带回的是中国野生百合原种——岷江百合。

这又是一次路途艰险的旅程，在饱受舟车劳顿之苦和反复煎熬的高原反应之后，岷江峡谷的“百合之王”等来了这位寻觅者。岷江百合地上茎高达1.8米，巨大的白色花朵长12至15厘米，直径12至13厘米，遗憾的是，威尔逊采集百合鳞茎后没有用混土封包，运回美国的途中就腐烂了。

1910年6月，威尔逊决定从宜昌经陆路去四川，再次采集岷江百合。9月3日，踏上归途的威尔逊难得感到了一阵轻松，坐上了他从未坐过的轿椅，但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却让来不及逃跑的他被山石砸伤右腿，尽管即刻被送回成都治疗，但已感染的腿部还是面临截肢的危险。威尔逊不得不返回美国医治，但右腿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

令威尔逊欣慰的是虽遭此一劫，但中国助手不止替他采集到了岷江百合的鳞茎和种子，还采集到包括岷江冷杉在内的5万余件植物标本和1283袋种子，其中包含着382个植物新种和323个中国本土植物的新变种，收获颇丰。两年后，岷江百合在美国成片绽放，一派旖旎，兴奋的威尔逊给自己取了个名字——“百合瘸子”。

威尔逊在旅途中所拍摄的照片或存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内，或应用于他的个人著作《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1929年在美国再版时易名为《中国——园林之母》）中，为植物学家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窗口。此书展示了他1899年至1911年间在中国西部考察植物的情况，开宗明义提出的“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的观点，强调中国植物对世界园林的巨大贡献，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植物在世界园林中的地位。

小  植  物，大  世  界 

此外，约翰·里夫斯在广州发现了紫藤、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爵士在喜马拉雅山发现多裂杜鹃、弗兰克·勒德洛和乔治·谢里夫在西藏发现大花黄牡丹……不一而足。

不过，一种植物的获得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不是每位植物猎人都能在史书中寻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与千万种植物打交道的背后，孤独和危险是常态。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很多人未功成名就便或客死异乡，或无甚收获，一生贫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闻名与否，这些植物猎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和科学的进步，促进了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奴役殖民、物质掠夺、财富转移等，所以有人称赞他们为科学的推动者，也有人痛斥他们是无耻的盗猎者、刽子手的帮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不可否认，他们从“猎场”上带回的“猎物”的确丰富了人类对植物的认识与想象，而在此过程中也诞生了不少改变知识结构的重大理论，如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建立了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至今仍被采用；德国近代气候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把植物的分布和当地的气候、土壤联系起来，促进了植物地理学这门新科学的建立。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亦乘船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踏遍南美大陆及其周边采集狩猎，后提出生物进化论的学说。

这些真切地存在于世的植物，为人类提供了生命支持和生态保护，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植物对人类的未来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愿今后，发现和采集者能以更恰当的方式、最大化发挥其本来作用，毕竟，它们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物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生物之一。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4.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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