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并不把‘成为数字游民’作为目的，而是当作一种途径，一种寻求更大的自由度，灵活地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方式。”
——张文娟：《以“数字游民”之名：中国当代青年社会想象的转译与再造——基于“大理福尼亚”的田野调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6期，页30-48、126-127。
本期评议：黄典林 陈映芳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
自今年8月起，《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周一期，每期推选两篇。每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为第7期。第二篇论文的作者张文娟通过对云南大理“数字游民”的田野调查，讲述了一种既有全球性又有本土性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离开了高强度的“大厂”，却又因为多年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积累已经无法适应老家的熟人社会，在两难之间以“数字游民”之名来到“大理福尼亚”（网友对大理的戏称），在这里重建劳动和生活的意义。作者提出，这绝非消极的逃避，而是体现了青年主动自愈的韧性与希望。
以下内容由《新闻与传播研究》授权转载。摘要、表格、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张文娟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2024）剧照。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中国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进城”在很长时间内成为青年群体追捧的正向生活方式。但就全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达70%后普遍发生了大城市人口向小城镇及乡村逆流的现象，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逆城市化。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66.16%，虽尚未饱和，但局部已出现逆城市化端倪。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和内卷化，以及伴随经济下行而来的失业／离职／降薪潮正改变着青年群体的职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些都市青年率先开启了一系列反向生活实践，即主动朝着“与社会惯习所形成的传统生活方式相反的方向”转型，如逃离大城市到小城镇和乡村旅居、就业，选择低层级高校读研进修等，过起了“县漂”和“入乡”生活。这不仅带来了人口的逆向流动，更反映了青年群体对于当下社会、文化、心理三重空间的理性反思与重塑。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零工、平台经济的崛起以及远程办公技术的普及，一种数字游牧生活以“数字游民”之名：中国当代青年社会想象的转译与再造方式在全球迅速蔓延。
《数字游民时代 ：零工经济下 “ 斜杆青年 ” 零成本创业的新常态》
作者：李明桦 檀林
版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2年1月
预计到2035年，全球数字游民将达10亿人。数字游民通常遵循着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轨迹。受此影响，国内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青年开始逃离大城市反向迁移到自然风光优美、气候生态宜居、基础设施完善的小城镇、乡村践行数字游牧生活。云南大理、浙江安吉等地迅速成为国内典型的数字游牧地。笔者于2024年上半年参与的一项由大理数字游民社群策划实施的《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显示：八成数字游民来自90后、00后群体，85％以上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硕博背景的数字游民超过了25％。亦有调查显示：安吉数字游民平均年龄28岁，89％受过高等教育，30％以上具有硕博学历，23％有海外留学经历。可见，国内数字游民具有较强的知识属性。
如果说，中国20世纪50至8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受国家意志支配下，发生于低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被动迁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的实践形式，那么当下都市青年的再度“入乡”则受到其占有的知识创意及迥异于传统的社会心态、个体观念和多元认知的驱动。如果说，正向生活谋求的是生存机遇，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以数字游牧为代表的逆向生活实践呢？青年人热衷数字游牧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公共议题？对这一新兴社会实践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张力，以及当代青年在应对社会变迁时所形成的新的群体意识与行动策略。
一、问题、视角与方法
数字游民并非新概念，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早于1997年就曾预言未来社会人类将凭借现代技术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游牧式生活形态。这个预言在20多年后的今天基本照进了现实，而数字游牧主义则正在塑造着当代文化。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前沿》
编著：姚建华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24年9月
（一）数字游牧（民）研究的中西路径与差异
西方学界对数字游牧（民）多有探讨。一般认为，数字游牧是利用“独立于地点”的远程工作来对自我与世界进行自由探索的一种生活方式，数字游牧者则被称为数字游（牧）民。目前西方对数字游牧（民）的研究主要在数字劳动、旅游休闲、生活方式等视角下围绕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休平衡、社区营造四个核心议题展开。从全球来看，数字游民普遍被视作一种新兴的知识创意阶层，许多国家和地区如爱沙尼亚、里斯本、克罗地亚、冰岛、西班牙、希腊等纷纷推出数字游民引才特惠政策，试图通过数字游民群体赋能本地区的经济复苏。但亦有不同声音认为，数字游民与游牧地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隔膜，很难融入地方的文化和传统中，甚至被当地居民斥作入侵和掠夺地方的“新殖民主义者”，从而形成对立的人地关系。
相比国外，数字游牧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才开始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而逐渐走入国人视野的。笔者在2年多的田野调研中发现，当我们将上述西方议题和研究结论移植于国内场域中去观察和比照时，却发现“水土不服”。要么存在很大的群体差异，要么在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与问题意识在国内并不凸显。这让研究者意识到在数字游民问题上中西经验无法直接对话。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数字游民”在概念旅行中发生了变异，中西方虽共享和使用着相同的“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称谓，但实质上对标的却是具有相当差异的群体经验。
电影《海滩》（The Beach，2000）剧照。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已有研究聚焦于中国情境，对数字游民的社会空间生产、地方感建构、社会交往与情感等诸多面向展开了初步探索；一些研究将数字游民放置在青年返乡创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阐释框架中，以个案形式勾勒了数字游民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另有学者对数字游民的身份工作展开了探索，如在青年亚文化视角下探讨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自反性等。
上述研究为我们打开了国内数字游民研究的基本图景与理论想象力，并试图从不同视角回应数字游牧本土化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然而，既有研究基本将数字游民视为一种现成结果而非动态过程，对国内数字游牧文化的生成过程及背后的深层指向缺乏洞悉；多数研究囿于“自我-国家”二元对立的阐释框架，要么置于个体化和亚文化视域下，要么放置在乡村振兴的架构中，对数字游牧中所隐含的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张力观察不够，对数字游牧中国化实践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揭示不足；多数研究基于在线文本和半结构化访谈，鲜有对这一群体长时间、连续性、多维度的参与式跟访，难以达到深层次的情境化研究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研究便利，既有研究大多以具有显著数字游民空间标识的单个规模化数字游民社区为调研点，如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河南光山数字游民基地等。但正如笔者在另一篇研究（张文娟、张菱珂：《未竟的身份：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媒介化制造与协商—基于大理数字游民社群的田野考察》，《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7期。）中发现的那样，这些田野点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即均是在政府和房地产商、商业运营团队等政商力量主导下的“圈地营造”。这类数字游民社区具有自上而下的政商底色，从一开始便被嵌入了国家意志、主流话语以及商业逻辑，并或明或暗地纳入地方在乡村振兴、人才孵化、青年返乡创业就业等方面的政绩预设和考量。这些游牧聚居地很多“已经转型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打造的文旅经济产物了”。因而其日常运作逻辑、社群氛围、对外宣传等并不能完全体现和等同于当代青年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意愿和策略。
中国当代青年数字游牧的兴起既有全球性因素，亦有中国的独特情境。相比国外数字游民的全球旅居，国内数字游牧因户籍、签证等制度性因素而大多局限于国内及周边国家的逆向流动。西方游牧主义信仰和世界公民式的乌托邦愿景在国内难以落地，全球数字游牧实践中所呈现出的资本主义的新殖民方式与不平等、种族问题等在国内本土化实践中没有明显表征。“数字游民”的概念旅行注定面临着中国化的过程，因而并不能简单比照西方。数字游牧看似是个人化的选择，但个体的困扰、个体的日常生活常常与公共议题相关联。
《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美]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译者：李康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据此，相比对数字游牧这一现象本身的截面式观察，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中国当代青年数字游牧实践的立体式观察来回应以下问题：中国当代青年为何要开展数字游牧实践？如何理解其背后的行动逻辑和策略主张？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指向是什么？究竟隐藏着何种结构性问题？中西数字游牧实践存在着何种差异？而这些问题勾连着更为宏大的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域—现代性与社会转型。
（二）数字游牧的中国化实践：“社会想象”的阐释视角
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启发，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理解现代性无法与某种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相分离，因而他曾用想象关联实践来洞悉西方现代性，成为哈贝马斯与福柯之现代性论述的桥梁。“想象”作为一个概念，并非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与真实相对立。
《现代社会想象》
作者：[加] 查尔斯·泰勒
译者：林曼红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4年3月
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想象指的是“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他们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方式、事情在他们与他们的伙伴之间进展的方式、通常可以获得满足的期望，以及作为这些期望之基础的更为深刻的规范性概念与图像”。社会想象指向的是普通人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感知和期待，并以图像、故事、传说等为表征而非理论所表述。社会想象包含了人们之间的彼此期待、履行公共实践以构建社会生活的集体意识，并隐含有一种关于社会道德秩序（moral order）的共识，即人们持有某种对社会的理解和预判，对时代精神的共同认知。
基于此，社会想象帮助人们确认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所要采取的行动对当下社会而言是可能与可及的。简言之，社会想象是“使人们的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因而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想象形塑着他们的社会实践模式。社会想象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实践以意义并使其成为可能，特定的社会实践则彰显了特定阶层的社会想象，二者的互动导致了西方社会的近现代转型。
电影《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1999）剧照。
这种理论视角不仅对西方现代性具有相当的阐释力，亦是理解非西方国家社会转型过程及多种现代性模式的共通视角。因而，有学者将社会想象的嬗变视作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认知社会学视角，并认为以“速度”为中心的时间感知、以“流动”为中心的空间观念和以“个体取向”为中心的关联思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中的社会想象，而“国家心灵”的建构需要在此基础上召唤出新的积极的社会想象。
此外，西方亦有研究者从数字游民的“社会想象”入手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以及生活方式的推广。作为“一种富有弹性的、有较大空间和形塑能力的解释工具”，社会想象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和洞悉当下中国身处社会变迁和结构性困境之下的青年阶层为何以及如何以“数字游民”之名将特定的社会想象创造性转译为新的社会实践，而各方力量又是如何借此激发和召唤出新的积极的社会想象，以此将其整合和置换为对接国家战略的青年力量。
（三）“大理福尼亚”：一个居间样本
2024年初，《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欢迎来到“大理福尼亚”：中国年轻人的“世外桃源”》的报道向世界讲述了数字游民在中国的故事，并将大理描述为“是中国特立独行、漂泊不定或纯粹好奇者的绿洲。这座城市的昵称致敬的是加州，也是对那里轻松自在、绿树成荫、阳光普照刻板印象的反映”。
纪录片《大理的声音》（2019）画面。
据估算，目前全国数字游民社区已经突破70家。相比规模化的政商模式，大理则散落着十几个完全由青年人自发形成的草根式数字游民社区，大多数社区主理人本身就是一名资深数字游民。这些小而散却联动紧密的社群在大理固有的嬉皮精神和多元文化的交织碰撞下，形成了一种既分散又聚集且难以完全被复制的数字游民社群形态。虽尚无权威资料估算过“大理福尼亚”究竟有多少数字游民，但其文化属性在国内外数字游民圈层中具有显著的可见性。无论是大理706青年空间于2020年率先在国内发出数字游牧的邀请，并策划与共创了“瓦猫之夏”中国Web3大会；还是在大理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数字游民共享办公空间“Dali Hub”；抑或由大理NCC共居共创社区策划实施的广州、北京、上海三地跨城联动的首届数字游民大会……这些由青年人以大理为起点共创的颇具影响力的新兴文化实践不断建构和强化着“大理福尼亚”的精神符码，使得大理以“中国数字游牧文化发源地”的象征性姿态串联进全球数字游牧网络中，亦深刻影响着国内数字游牧的本土化实践。
从2020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发展，大理的数字游牧实践逐渐碰撞、融合、迭代、生发出独特的、具有中国当代青年主体性特征的本土化类型。这实质上是国内青年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的一种融合性尝试，映射着他们对自己、对国家、对西方乃至对全球的意识和理解。
因而，“大理福尼亚”在国内数字游民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但鲜有聚焦和探讨。一方面，大理的数字游民社区形态尚未演变为政商模式，其对外表征更倾向于一种青年群体的自我叙事；另一方面，根植于中国语境的社群实践又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差异性以及对接国家战略的可能性。如果说，数字游牧现象是全球化时代社会流动性的一种写照，那么以大理为代表的草根式数字游牧实践形态正处于中国道路与西方路径之间的居间状态，既没有如政商模式那般完全中国化，又区别于西方模式，可被视作一个自然演化中的过渡样本。这种充满张力的临界状态是观察数字游牧中国化转译进程的一个绝佳窗口。
论文采取民族志取向的研究模式，同步追踪数字游民“线上－线下”的空间动态和行动轨迹。研究者于2022年10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多次调研了大理在地10个有数字游民属性的青年社区，如NCC共居共创社区、Dali+共居共创社区、雪庐数字游民社区、RW实验室、大理706青年空间等。并在大理数字游民社群中以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跟访了30名青年，通过日常交往、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观测被访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等方式，试图嵌入和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此外，研究者加入了6个大理数字游民微信群，2个由大理政府创建的官方数字游民交流群，并在小红书、抖音、微信公众号、B站等平台上补充观察了百余个以数字游民为标签的社交账号及相关话题，收集了相关媒体报道、公开出版资料、视听资料等辅助性经验材料。
二、当代青年的多重社会想象及内在张力
“是时候脱畜了！是时候逃离996了！是时候告别‘打工人’的身份了！是时候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了！”706大理青年空间于2020年底率先发出了“来大理福尼亚，实现‘数字游民’新生活方式”的号召。
2022年底，大曹从北京70万年薪的互联网大厂“出逃”到大理共创了NCC共居共创社区。短短两年，大曹和伙伴们又把NCC建在了黄山、三亚、昆山等地，并策划和共创了两届全国数字游民大会，普及和推广数字游牧生活方式。
2024年4月的一天午后，大理NCC社区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公共客厅里挤满了席地而坐的年轻人。自称是“精神大理人”的Lee正挥动着双臂，慷慨激昂地呼吁道：“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夺回的八小时里需要怎样去创造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重建我们赖以生活的日常社区，而非被异化与简化的交易关系。我们要夺回被工作所占满的闲暇，去探索和发现更大的世界……”这位上海青年畅聊着自己的上海青年空间计划，意欲“在上海再造大理”。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2023）剧照。
上述种种，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都市青年率先在大理发起和引领的新生活运动，激发和推动着青年人的旷野想象。查尔斯·泰勒认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总是凭借社会想象形成对某种社会实践模式的认同，使得人们的社会实践能够在理解中得以实施。而不同阶层的社会实践亦受到该群体社会想象的形塑。可以说，数字游牧既是个体在当下的困惑与求解，亦是青年群体社会想象的一种表征。而当代青年正是在多重社会想象及其张力的支配下不断展开新的社会实践探索，这也是国内兴起数字游牧现象的深层语境。
（一）加速社会的时间感知与个体逃离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作者：[德] 哈特穆特‧罗萨
译者：郑作彧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密涅瓦 2018年1月
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将现代化的历史诠释为一种社会加速的历史，并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和支配的”，其背后是现代社会一种集权主义式的力量—“社会加速逻辑”，并将导致社会新异化形式的出现。当下，科技、社会变迁与生活步调的三重加速及其带来的新异化已经从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中逐渐渗透到青年人的社会想象和具身感知中，并持续制造着社会内卷化的共识。在“996”“007”支配下的“打工人”“社畜”被嵌套于“时间的暴政”里，使得青年们每时每刻都具身感受到来自社会时钟的控制和规训。
《时间的观念》
作者：吴国盛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9年5月
与此同时，在加速的现代性进程中催生出的个体化趋势又将“自我”放置在优先位置，“为自我而活”的个体化主张在青年群体的社会想象中不断扩散与抬高，促使他们一方面理解要取得世俗的成功，必然要在现代性设计好的时间轨道上奋力奔跑，忍受压抑和煎熬；另一方面，对于个体化的想象又使得他们意欲从既定的时间牢笼中逃离，渴望寻求某种新的社会实践方式去打破社会时钟的规训，重新夺回对时间的主权。“特别讨厌那种按部就班和等级森严的工作模式，每天都被大城市紧张的生活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来。”（D10）于是，年轻人热衷于启动一系列或短或长的“出逃计划”以重新审视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中个体与现代标准化工作制度、庸常无趣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自我身份进行反思与探索。
（二）流动社会的空间观念与关系重组
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促使人口、信息、资本、技术、关系在城乡之间、国家之间持续流动，致使当代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伴随而来的不确定性也早已深植于青年群体的社会想象中，并被视作“世界运转的方式”。与此同时，国内快速发展的移动基础设施促使人与物、环境可随时随地连接并入虚拟空间，由此产生虚实一体的新型的人类行动。当代青年凭借可移动的、轻便化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字设备与特定的专业技能，便可保持着与大都市在生产要素、生存机遇、人际关系、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即时链接，身体又可从大都市那令人窒息的高度现代性空间和秩序中逃逸，从而自主选择和切换具身位置、时间节奏以及灵活配置和处理由此聚集起来的场景化关系。一些掌握着数字生产关键技术的年轻人具备了成为“移动知识工作者（mobile knowledge workers）”的必要条件。
可是，“游向何处？何处是吾乡？”又成了可移动的青年所面临的问题。
大部分青年人回老家都会有一种抵触心理，因为老家意味着你身处一种被动的身份关系之中，被裹挟在既有身份里。而多年大城市的生活经验致使你既无法融入家乡的熟人社会中，又无法获得亲人的理解。（D08）
在“逃离大城市”与“回不去家乡”的双重困境下，一些气候宜人、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包容、基础设施完善的小城镇、乡村成为这些青年的一条退路。“在这里，我们会觉得手握一种进与退的主动权。”（D08）
然而，空间边界的开放也带来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地方之关系不得不在流动与固着、亲密与疏离中持续解构与重组。当代青年一方面可以理解和接受由流动性带来的工作与生活空间的频繁切换及其面临的多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着由流动性造成的松散且临时的关系，并渴望在流动中寻找“家园”。
（三）个体取向的价值观与阶级（层）重构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社会价值观从“集体取向”迈向了“个体取向”，个体的倾向、判断、选择与决策不断被重视和强调。“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传递出当代青年个体化价值观的转向，表征着青年一代生活目标及生活方式的变迁。
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制造业转移到了创意产业，数智技术正加速着超级个体的形成，以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所谓的“创意阶层”为代表的新精英文化群体替代了凡勃伦时代的“有闲阶级”成为新经济时代的赢家。这一群体因共同的文化实践和社会规范而联系在一起。相比对物质的追求，他们更强调对知识的渴求和珍视，是通过知识来获得更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而这个获得知识并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就揭示了其社会地位。他们说着共通的语言、共享相似的知识体系、分享共融的价值观，从而形成了某种集体意识。
既往阶级（层）的分类并不能有效囊括和定位这群优势凸显的新文化精英，因而美国学者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将其称为“志向阶级”。他们敢于摒弃社会主流价值评判体系和正向生活的时空轨道，依据个体意愿及其知识创意，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不同，这一新兴阶层不再以经济水平定义和想象自己，不再以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休闲来彰显自我，而是通过非物质方式，即文化象征来凸显阶级身份。他们的消费行为是其知识系统、人生哲学和价值观的体现。他们不再以物质主义标准来界定家庭梦想和个体幸福感，而是通过知识与文化的实践和象征来重构人生价值。
《微小的总和 ：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
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译者：尹楠
版本：海南出版社 2023年1月
简言之，当代青年既是上述三重社会想象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他们对社会既定秩序既理解又渴望逃离和打破。而在数字游牧的全球化风潮以及新冠疫情和青年离职／失业／降薪潮等内外大环境的持续助推下，本可以在大都市的固定轨道按部就班的部分青年开始重新审视工作的意义，不断对自我发问：“上班的意义在哪里？”“真的有理想的工作吗？”“人生还有更多可能性吗？”“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呢？”（D09）……最终，他们决定尝试另一种活法，依托专业技能和数智技术开拓新的工作实践，去勇敢探索人生的旷野和生命的多重可能。
三、 社会想象的转译：以“数字游民”之名的旷野实践
数字游牧恰巧契合了中国当代青年对旷野人生的浪漫化想象，尽管面临着语境的调试和现实的诸多困难，但多重社会想象及其内在张力却让他们确信这一旷野实践有其展开的社会条件与行动意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数字游牧本土化实践是当代青年对当下所持社会想象的创造性转译，表明了部分青年自我意识的再度觉醒。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2023）剧照。
（一）生活目标转向：“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是为了意义感的建构”
2022年底，从互联网大厂“出逃”到大理的大曹意外重启了人生的新方向。“数字游民”“NCC主理人”不光是她现在的身份标签，也是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大理NCC社区创立之初尽管频频“出圈”，并成为国内数字游民绕不开的打卡点，但并非一项“赚钱”的事业。大曹和她的小伙伴们却有着自己的坚持：“我们渴望和倡导的，是做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由‘完成任务’向‘价值追求’靠近，为自己而工作和生活，而不是异化为秩序的工具。”（D06）从最初的“家徒四壁”，一桌一椅都要靠共筹共创到如今得以良性运转，放弃了北京几十万年薪的大曹却越来越清晰和坚定地构筑起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很多城里的朋友不理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张口就问商业模式，多久能躺平，一年挣多少钱。说实话，理解不了的人，我现在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打开了我的旷野，也发现了太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的意义：让更多人看到旷野，找到内卷和躺平外的第三条路。”（D06）而所谓的第三条路，即数字游牧。
那些放弃了原有大城市工作来到大理做数字游民的都市青年，大多数人经济基础远未达到中产水平，却在精神上“提前”觉醒。他们的数字游牧实践“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是为了意义感的建构；不是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而是为了发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D12）。在传统价值观看来，这种缺乏长期稳固劳动关系的数字零工并非一种值得提倡的体面工作，这类松散且隐形的数字劳动被视为“不务正业”。因而，进行传统价值观的脱嵌以促使自我目标的转向是数字游民得以自洽的第一步。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主流规则和价值系统的出逃，并试图在结构与能动之间探索另一种活法的可能，体现了部分青年的主体意识。
（二）工休秩序重构：“精神自由之下搞钱、搞事情”
“没有996，没有钢筋水泥，没有加班，没有汇报，也没有PUA”（D03），Jay激情澎湃地向研究者普及着何谓数字游民的生活。作为一名Web3从业者以及Dali＋社区的主理人，他所理解的数字游民是一种“精神自由之下搞钱、搞事情”的状态。
数字游牧这种对抗社会时钟的方式指向了时间秩序的重构与主体性的回归，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从现代性的既定时间秩序中脱域，回归到一种主体性时间场域的可能。因此，数字游牧并非社会体制机制桎梏下的被动迁移，而恰恰体现的是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主动逃离传统固定生活模式，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冒险精神。数字游牧这种力图追求工作与休闲全面自由的西方式生活方式完全符合了中国当代青年的社会想象和期待，对自由的珍视被视作从传统工作者转为数字游民的价值驱动力。然而自由并不等于摆烂，“裸辞到大理躺平”不过是一种策略性调侃，而绝非什么事都不做。“不朝九晚五上班，不代表没在工作啊，我是正儿八经做事儿呢……”（D25）从事网络教育营销的鲨鱼总是面临着亲友们对其职业状态的质疑。而作为一个游历过十几个国家，刚从安吉DNA和巴厘岛数字游民社区“游”到大理的资深数字游民“carriespresso”在小红书中袒露：“29岁，因为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有事可做，有钱可花，想探索的时候出门探索，想沉淀的时候能够活在当下。”
电视剧《一米阳光》（2004）剧照。
事实上，大理数字游民圈几乎每天都会发起各式各样的社群活动。以NCC公众号发布的“大理游民活动周刊”为例，2023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的一周里共有包括经典弹唱、48小时生活实验、插花体验、英语奇迹工坊、观影会、AI线上共学、万圣节摇摆派对、绘画疗愈、创业创新创意讲座、科普讲座等共计18场多元开放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时间并非全然周末，而是涵盖一周7天，时段也并非刻意绕开了传统固定的上班时间，而是依据活动发起人的意愿选择了一天中的任意时段。这些活动的形式和安排显然不是面向固定上班族的，而恰恰彰显了数字游民工作与休闲边界的模糊性以及时间的自主性特征，隐含着一种全新的自由安排的工休秩序。
（三）自我定位转换：“不光是劳动者，还是创造者”
在与数字游民的日常交往中，“探索”和“创造”始终是他们挂在嘴边的高频词。数字游牧并非仅仅“把工位搬进山水里”，从而换一个舒适的地方远程工作，而是在社会想象的转译实践中彰显当代青年特有的价值理念和创造力。因而在数字游民看来，“我们不光是劳动者，还是创造者”（D09），即探索和创造更理想的生活方式。
2023年秋，十几个青年人围坐在一起，畅想着举办一场AI青年大会向社会大众解码数字时代超级个体的生活方式，这便是“首届数字游民大会”的缘起。可是，在大理这样一个边陲小城，一群脱离了既有工作平台和资源的年轻人到底该怎么去实现这件事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0天后，“一群草台班子”做成了这件“正确而难的事”（D06）。“一群‘散客’搭建起来的团队，却比公司里的同事来得更有归属感，这真是一个神奇的事。”（D14）这让人联想到此前的“瓦猫之夏”。
2022年夏，一场主要由大理706的青年自发策划的“瓦猫之夏”中国Web3大会因疫情防控被紧急叫停后，在大理的各式客栈、民宿、咖啡馆、酒吧以及草地上、稻田边“秘密”展开，意外呼应了Web3去中心化的平权精神。这些从全球各地聚集到大理的科技青年，踌躇满志地高举“让更多的Web3小伙伴来到大理，让大理向硅谷看齐”的美好愿景。
瓦猫之夏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通过一份近乎倡议性的宣言，就聚集起来这么多兼具理想与能力的参与者，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回报而来，而是为了一个愿景和共识。这一点非常吸引人，人们为了创造美好、宏大且富有价值的事物而全心投入。（D09）
作为“瓦猫之夏”的核心贡献者，拥有哲学硕士学位的Shiyu和曾是上市公司战略咨询的Fiona联合美国留学归来的Billy以及加拿大青年Carrie成立了“WAMOLAB”团队，“素方舟未来办公”是他们于2023年春天发起的第一个落地项目，试图把“瓦夏”的共创经验在实体空间中复制出来。大理一家著名的有机素食主义社区的老板为他们无偿提供了300多平室内办公场所和100多平的室外露台，没有一分租金的“素方舟共享办公空间”由此应运而生。“这样的事儿恐怕全中国只有在大理发生！”（D09）而“WAMOLAB”倡导构建的数字游民社区文化有其独特性，除了试图吸引到一些懂技术又有趣的数字游民来到社区外，更想创造的是纯素无烟、环保节能、动物友好型自然办公生态和一种健康、环保、极简和开放的生活方式。因而来到这里的数字游民需要基于上述理念和共识，否则会“不受欢迎”。但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抱着白嫖自己的态度参与进来”（D11），“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D12）。
研究者逐渐意识到，相比西方，国内数字游牧不仅是一种劳动和休闲实践，更显著地体现为一种青年群体的文化实践，而大理则在这场新兴文化实践中占据着先导位置。
（四）以社区为锚点：“我们不断迁徙，却又紧密联系”
自由浪漫的游牧式工作依然面临着寻搭子、获资源、求合作等多方面挑战，数字游民社区正好为身在异乡的年轻人提供了暂时停泊，产生个体联结与资源互换的重要场所，又为他们的自我探索和身份归属提供了心理和情感支持。因而社区是数字游牧实践中的重要锚点。“共创”则是自发性数字游民社区最为重要的组织方式，蕴含着多元、平等、分享、包容的核心价值共识，并主要体现在社区内的“共享／共居／共创”以及社区间的“抱团共创”两个层面。作为实体形态的社区通常分为共享办公空间和共居共创空间两种模式，并通过在线协作的方式链接、聚集和维系着线上虚拟社群的运作，在现实与虚拟中制造着一种“流动的家园”。
电影《心花路放》（2014）剧照。
大理较为活跃的青年数字游民社区起初大多基于“co⁃living＆co⁃working”模式建立起来的。通常来说，初代共创者们会事先筹措到一笔资金，租下一处可供居住和社群活动的场所，比如NCC、Dali＋、RW实验室等数字游民社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镶嵌于大理本地村落中的传统白族院落作为据点。有了实体空间后，便开始在网上招募首批免费入住的共创者。NCC的首批招募计划一经在网上发布，便收到了上百份申请。一周时间，23个房间的所有床位都已满员。经过“筛选”后的共居共创者们开始买家居、物件，量尺寸，设计和规划社区的公共空间，迅速开辟出公共厨房、图书房、健身房、共享办公间等功能区。此外，数字游民社区大都借鉴了Web3中一种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理念，采用平等民主的分布式自治管理方式展开社区的日常运作。因此，数字游民共居共创社区与青旅、民宿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没有上下级，没有老板与员工，没有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概念，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D29），并在友谊与信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共居者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通过技能互换，兴趣牵引等组织起以项目和社群活动为纽带的社区公共生活。
此外，社区之间亦体现着“抱团共创”的特点。作为一家快闪性质的数字游民社区，RW实验室在其公众号上发起了“赛博串门”活动，旨在宣传推介和跨城联动其他社区。主理人大雄及其团队还参与了四川DNβ资阳国际数字游民社区的策划和推广。在大理，各位社区主理人经常聚拢在一起，共同发起了“dali社区生态茶话会”以增进彼此了解和联动。每周依靠各个社区的力量组织和共创“大理一周数字游民活动指南”，共同营造着丰富多元有趣的数字游民社群生态。而NCC在共创之初就受到了其他社区在物质、人力、精神等方面的无私扶持。这些来自社区间的“流动的礼物”，“让大理有一种大社区的感觉，一个叫作大理福尼亚的大社区，因为大理本身就像一个整体的社区一样”（D06）。
社群成员之间并不以物质财富、身份地位、商品消费、服饰礼仪等作为阶层区隔，而是基于所占有的文化象征资本和去中心化的价值共识来识别彼此，营造着一种自下而上、和而不同、自由平等的社群氛围。入住NCC社区半年后，周莫将数字游民社区理解为“我们一起尝试共用、共享、共创，一个让你lean to be human的地方”，具备以公共性为基石，以流动性为根本，以主体性为意义的三种要素（D14）。与此同时，社区对数字游民的意义还在于在流动与停泊中“学会好好告别，学会在告别中链接自己和他人”，这也是数字游民“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D14）。因而数字游民无论“游”至何处，作为共同体的数字游民身份与社群文化使得他们“不断迁徙，却又紧密联系”（D06）。也正是由这些散落于各地的数字游民社区作为关键节点，最终由点成线串联起全球数字游牧网络，共同编织起数字游民对于城市与乡村、全球与地方、自我与他者的再想象。
（五）为自我正名：“我的生活，你的梦想”
夏天的傍晚，一头红棕色短发的女孩在社区院子里自信而快乐地招呼着“久坐”的数字游民们跳起了摇摆舞。一年前，25岁带着3万存款从上海广告圈裸辞的小羊，半年时间游牧了国内外22个地方。“裸辞一年，我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更是活成了小时候我一直羡慕的大姐姐模样。”（D30）小羊不仅经常受邀在数字游民社群中分享精彩的全球旅居生活，亦习惯性地以数字游民身份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一篇“裸辞6个月成就清单，命运的齿轮从此转动！”的小红书笔记使她获得上千个点赞和近300条评论。靠着小红书博主身份以及保险经纪人的工作，小羊的数字游牧生活有了可持续性，也“成功带大了扫兴的父母”（D30）。
本研究跟访的大曹、小羊等30名青年均有包括小红书在内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相比“体制内”人士，他们更乐于对外分享和表达，构成了数字游民身份工作的重要部分。人们对自我的认知通常由所处的话语环境所决定，而在媒介化社会，“我是谁？”“我过得怎么样？”则越来越取决于人们的媒介化呈现。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类职业，数字游民并不能依托传统的组织、机构、行业协会、文凭等来塑造和识别自己的身份，而是需要依赖一套特定的“神话体系”来展开身份工作。因而数字游民当中充斥着大量“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广者”（digital nomad lifestyle promoters，DNLPs），他们主要通过网络叙事将数字游民生活浪漫化和商品化，以此来展示自我的合法性和构建职业的正当性，但这也遮蔽了数字游民生活“不够美好”的另一面。社交媒体平台既为数字游民提供了自我展演的舞台，又不断将青年群体的社会想象和据此生成的旷野实践再次转译为一种“媒介景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主动讲故事，有选择地展示生活内容，策略性地塑造着一种令人向往且真实的形象。他们以媒介实践作为能动性路径，通过对美好浪漫的旅居场景和勇敢自由精神状态的自我叙事与呈现，在屏端建构起关于自我与他者的积极想象，将非传统的人生选择自我正当化，这亦构成了自我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
作者：[英] 尼克·库尔德里
译者：崔玺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与此同时，数字媒介平台所生成的情感结构则影响着数字游民讲述“我们是谁”的方式，并促成了一种“感受的共同体”的形成，持续制造着共享身份及其可见的“集体欢腾”。这些共同激发着屏端内外的欲望和媒介朝觐行动，鼓动着更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去探访媒介叙事中那些有趣的人，前往那些具有特殊仪式感和意义感的“朝觐圣地”去具身探索令人向往的旷野生活。这些自带流量的媒介事实与屏端蠢蠢欲动的游牧计划、路线高度交织在一起。数字游牧地与可能的迁移网络在游牧行动之前便经由屏端建立起来，而数字游牧过程中详细的路线导航、行进的实时信息及迁移过程的记录等则由“数字平台和智能手机组织安排的”。数字游民正是利用着社交媒介的互动性与可见性，通过“兜售数字游民的理想生活方式”持续制造着“我的生活，你的梦想”式的大众想象。
四、社会想象的再造：从泛数字游民到可整合的青年力量
数字游牧实践不仅是中国当代青年对其社会想象的创造性转译，其背后同样潜藏着“自
我－国家”之间的张力，亦裹挟着国家对青年群体社会想象及其行动策略的调节、引导与重塑。而这一过程使得“数字游民”概念在跨境旅行中日益蜕变和置换为一种脱离西方的语境和逻辑，打上了中国主流价值烙印的特色身份，“数字游民”概念由此进行了本土化阐释与再发明。
（一）身份框架的争夺与置换：从“游民”到“人才”
在西方语境中，数字游民常以“游牧者”“革命者”形象出现，并内嵌有个人英雄主义、革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和主张，潜藏有对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既定结构和秩序发起挑战与颠覆的“理想化隐喻”。但西方“数字游民”概念并不清晰且发生着变化。作为新兴群体，“数字游民”夹杂着期望亦带有贬义，有时还遭遇批评。有研究发现，数字游民在西方技术、资本逻辑的互构下越发制度化与职业化，从而削弱了原初的解放性意涵。数字游牧主义并未构成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挑战，反而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机会主义式调试”。西方数字游牧主义实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延伸而非替代。相应地，作为一种本就不稳定的概念，“数字游民”在中国则演变为更为泛化的指称，并受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股力量的协商和争夺。相比国外作为职业与休闲身份的数字游民，中国式数字游牧实践生成的是一种泛数字游民类型。因而我们在国内数字游民社区中普遍观察到的始终是大量正处于数字游牧探索期而尚未达到职业标准的青年群体，其中不乏大量无业者、失业者、迷茫者与处于gap期的学生。这些泛数字游民群体的存在既是一种隐患，亦是一种资源。
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2003）剧照。
事实上，国内践行数字游牧的年轻人对“数字游民”的译称颇为不满，并曾在微信群中有过多次讨论。在他们看来，“游民”一词与“流民”颇为相近，暗含有不稳定的隐喻，是一种“具有政治倾向的贬义词”，不仅“敏感”，还“完全误导”，作为“这个世界最新潮的建设者”，不该被污名化。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尽管大理被视作国内数字游牧文化的发源地，这里的数字游民“像是现代版的‘嬉皮’，他们自由、富有想象力，创造自己的思潮、文化”，但作为边疆小县城，很长时间里当地政府对数字游民的态度始终是统战思维压过人才思维，很多先锋文化实践无法在大理落地，而不得不转战“北上广”等前沿城市。因而有青年抱怨：“大理对数字游民的理解还有很大的距离，更谈不上什么支持了。”（D05）
“我们不是亚文化，更不是反主流。”（D14）在以“数字游民”之名的实践中，他们的群体意识与行动主张中的确有一定的亚文化特性，亦呈现有对西方语境的回应。他们从一开始便把数字游牧作为逃离现代性时空秩序、传统劳动模式与价值观的方法路径，亦对建立Web3去中心化的西方式乌托邦愿景充满了憧憬与幻想，他们尝试以个体应对结构，因而具有一定的抵抗性和非主流性，但又并非真正的反主流，更谈不上革命性。国内所谓的数字游民大多没有坚固的游牧主义信念和世界公民般的政治主张，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重构不是意欲对主流意识形态发起反叛，而是谋求新的出路和活法。
为此，数字游民依托个体和社群展开了一系列身份工作。作为数字游民个体，他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媒介实践将大众对人生意义的传统认知框架替换为“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的新锐叙事，通过展现斜杆青年美好自由的旅居场景和精神状态将数字游牧塑造为人们向往的“理想生活”，从而将非主流的人生选择正当化。作为数字游民社区，他们一方面利用可见的文化实践向大众解码和普及数字游牧的生活方式，不断与“躺平”“摆烂”“不务正业”等划清界限，并与“前沿科技者”“创意阶层”“乡建乡创人才”等具有积极社会想象的身份框架靠近和捆绑；另一方面，社区亦不断向官方释放和展现善意，将领导们的视察和关怀视为一种“殊荣”。大理雪庐数字游民社区就曾被政府挂牌为“青年之家”。此外，他们普遍将主流媒体对数字游民的正向报道和定义视作一种来自官方的背书和认可，尽管在此过程中数字游民一度沦为了一道被“过度采伐”的媒介景观。
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商人亦在积极推动着数字游民身份框架的置换。从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发展的主流叙事框架中重新阐释和吸纳数字游民身份，引导数字游牧实践走向中国特色；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则进一步加速了数字游民身份的主流化和本土化想象。浙江安吉、河南光山、上海漕泾等为代表的政商模式的数字游民社区正朝着服务乡村振兴和创意产业的人才基地发展，数字游民亦在主流话语中从“游民”置换为“人才”。在这样的舆论和现实情境下，大理政府也开始转变思路，积极牵线和组织数字游民参与相关文化考察和政策宣讲，思考和推动着如何从乡村振兴和创意产业发展层面对接人才需求，团结和引导这群社会新阶层人士服务和扎根地方，助推数字游民转变为数字移民、数字乡民。
（二）有限的个体化实践：从“靠自己”到“靠国家”
“安吉数字游民社区的人才引进政策真的太香了，我一知道这个情况，就立马在安吉注册了一家公司。”（D10）本在大理数字游牧的牙牙游牧至浙江安吉开始了“数字乡民”的新体验。而早在此前，她还受邀免费入住了西南某省一家新运营的政商模式的数字游民社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入住条件很优越，但她也有抱怨：“我们每天都像是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领导们和当地村民观赏着。”（D10）
2024年10月，一份《关于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三年行动〉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力争把大理打造成为全国最具友好度的数字游民创新创意栖息地”，NCC和雪庐数字游民社区所属的大理水碓村将作为重点进行打造。作为雪庐的主理人，羽哥难掩激动的心情，在朋友圈写道：“此刻我热泪盈眶！！两年多来在大理各领导部门和各位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将‘数字游民’的概念向各个阶层和各级部门不断推介，消除误解和误会。终于得到包括省里面的认可！”（D13）而早在2023年9月，一场由当地政府牵头的“大理数字游民联谊会”就在羽哥的动员和组织下举行，雪庐不大的公共空间里挤满了数字游牧的在地青年。那是一次友好真诚的恳谈会，政府虚心听取了数字游民们的诉求和建议，大家围绕“如何将数字游民转化为数字移民”出谋划策。如今看来，在个体“借力”和官方“转化”的磨合过程中取得了初步共识。
从实地调研来看，国内的数字游民虽普遍持有一种主动跳脱主流轨道，勇敢探寻旷野人生的自我叙事框架，但实际上，为了抵御个体化风险以及免遭污名化，他们并不排斥与主流路径的再度接合。在“为自我而活”的价值主张下，他们并没有放弃向主流寻求保障和庇护的可能，反而渴望和配合各方力量对接国家政策和资源，在国家制度的边界内，征用“数字游民”身份来推动人生的试错实验，并不忌惮主流话语偏离西方语境对其进行积极的再想象与再定义。这种披着理想化和个人英雄主义外衣，实则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数字游牧实践内嵌有诸多妥协性，注定了其乌托邦外衣下的现实主义底色。因而当代青年“为自我而活”的数字游牧实践并非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在数字游民看来，寻求来自国家制度、资源的保障和主流话语的背书与认可，“靠国家”来达成“自我实现”是一条可持续且更靠谱的实践路径。因而，以大理为代表的草根模式在当前日益遭遇着可持续问题的挑战而不得不面临着转型。
在另一条政商模式的本土化实践路径中，浙江安吉、河南光山、四川资阳等主打乡村振兴、创意人才孵化的数字游民社区获得了自上而下的关注与支持。很多社区在起步阶段甚至主动“花钱”邀请数字游民前去体验和造势，数字游民亦愿意“游”向人才政策更好、创业环境更优的地方。数字游民群体在自上而下的叙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激发出更多积极的社会想象，逐渐被征用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城乡统筹发展的有生力量”，游居与乡建的有机融合被视作数字游民从自我实现向社会创新转化的重要途径。
据此，我们看到在数字游牧的本土化实践中，“为自我而活”与“为国家而活”之间并非不可调和，而在结构与能动间存在着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诸多耦合缝隙和可能。泛数字游民群体既不是主流社会一意孤行的反叛者，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而是在共创“理想生活”的共识层面上，将“靠自己”与“靠国家”接合和拼贴起来，从自我实现与向外寻求庇护中激发和召唤出新的社会想象及其社会创新实践模式，从而发展为一股从“潜在”到“显在”的可被整合的青年力量。从“无业游民”到“数字游民”再到“数字乡民”“数字移民”的转型蓝图勾勒出从主流脱域的部分青年再度嵌入主流的实践路径，年轻人看似离经叛道的数字游牧亦不过是一场有限的个体化实践。
（三）数字游牧的中国模式：一种边界艺术
2024年夏天，草根模式的NCC尝试转型，大曹、大灰携手安徽黟县打造新的数字游民聚集地，吸引了200多名数字游民报名和参与。大曹自豪地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当地媒体对NCC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的报道，并配文：“领导们也来给我们黟县‘新县漂’们送温暖了。”（D06）2024年11月初，NCC在黟县成功共创了第二届数字游民大会，邀请了政府、学界、业界以及数字游民朋友们发起了一场关于数字游民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实验性探讨。
如果说，当下政商模式的数字游民社区本质上是政商拥有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并向社区购买运营服务，因而难以体现和保证数字游民在其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此种模式亦逐渐显现出重资产、盈利周期长、内生动力不足等弊端。那么，草根属性的NCC在黟县则试图探索和寻求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点。“NCC黑多岛社区虽然开始尝试与政府和资本合作，但我们努力在合作中保持简单的初心。我们想做的始终是为那些想要打开人生多重可能性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尝试的入口。与此同时，社区并非完全依赖政府。事实上，社区的大部分场地是与商业场地所有者合作，政府只是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设施保障。我们始终注重自我造血，警惕依附于任何力量，避免让自己成为纯‘乙方’角色，也避免让乡建事业成为单纯的经济交易，希望借助各方力量谋求机遇与活力并存的可持续性社区合作模式。”（D06）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剧照。
实际上，数字游民始终在凭借着自身的技术资本和文化资本寻求着多元的生计路径，并据此维持其主体地位的相对稳固，无论是个体，还是社区，总是透过无数可能的方式和资源来再生产和再发明自身。在此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商模式会压制、忽略，甚至篡改数字游民的主体意志，从而缺乏持续的内生动力。例如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实质上是政府招商引资项目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先天基因使其处于资方、当地政府和主理人、数字游民等多方主体意志的交汇点，而不同主体之间的目标各异。在数字人才类型的吸纳和转化上，各利益方的诉求同样存在错位，使乡村振兴效应大多存在于宣传话语中，实质上却并未形成数字乡村建设的合力。而大理的草根模式虽有活力但缺乏必要的资金、政策扶持，抗风险能力较弱。NCC黟县模式探索的则是第三条路，即一条以数字游民为主体，并与政商力量接合的平衡路线。一方面，要以数字游民反传统、反权威、反标准化的价值观和旷野人生理念为前提要素；另一方面，国家则在制度框架内有限介入，对其加以适当扶持、引导、转化、收编和治理。
简言之，数字游牧的中国模式考验着个体策略与政商策略在摩擦界面上如何巧妙地良性交织与互动，个体价值与国家利益、组织智慧如何利用社会想象层面的有机协商与运作，以达成一种“既要”“又要”的边界艺术。
五、 讨论：把“数字游民”作为方法及其当代意义
正如受访者所言：“大家并不把‘成为数字游民’作为目的，而是当作一种途径，一种寻求更大的自由度，灵活地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方式，是追求个人成长、自我实现和探索新的文化、社会和地理环境的机会。”（D06）
在中国实践中，数字游牧呈现出复杂的图景：部分青年的确凭借专业技能成功融入了全球数字游牧体系；更多人则经历阶段性尝试后重返城市职场；还有一批青年在乡村振兴政策引导下，将个体发展与地方发展相耦合，完成了从“游民”向“乡民”或“移民”的身份转变，在流动性中寻获新的确定性。相较于西方较为清晰的职业化路径，中国的数字游民身份更具开放性与实验性。将数字游民视为一种方法而非固化的身份或结果时，我们发现，尽管“数字劳动”“休闲”“情感”等构成中西方研究的共通视角，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数字游牧实践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意涵。
本质上，数字游牧是中国当代青年在结构性困境下所采取的一种“放生自己”“重新养育自己”的方法策略。它契合了青年对旷野人生的想象与期待，其较低的试错成本促使志同道合者汇聚，以“数字游民”之名深入中国小城镇与乡村，展开对理想生活的集体探索。一方面，青年在特定空间（如小城镇、乡村）中，将社会想象转译为以“数字游民”为名的社会实践，通过策略性调用数字游民身份，实现资源置换与自我再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借助媒介化的自我呈现激活社会文化资本，推广群体价值主张，并将其合法化为积极的自我实现路径。数字游牧与裸辞、躺平、间隔年等现象共同指向中国当代青年“为自我而活”的群体意识。
其特殊性在于，它更具浪漫化、全球化与商品化色彩，且更易于作为一种话语方法与国家叙事相接合，从而链接并激发多元行动者的想象与参与。因此，数字游牧式的旷野实践绝非消极逃避，而是青年“逐步脱嵌仅强调奋斗的主流文化，开始在自我奋斗基础上，追求个人生活意义和个体价值的一种心理倾向和行动实践”，是青年个体化进程中一场充满行动力的社会实验。它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青年试图借助特定阶层的社会想象反思现代性，并在“为自我而活”与“为国家而活”的张力中寻找可能性出路的一种创造力、韧性与希望。这本身即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在开放、包容与自由维度上的潜力，以及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主体性建构的时代机遇与社会期待。
与此同时，国家与市场力量亦敏锐地试图将数字游民转化为一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方法论。通过扶持政策、人才引进计划、官方认证体系等制度性创新，政商力量对“数字游民”概念进行创造性置换，旨在激发和召唤出数字游民新的社会想象，进而调节和型塑青年阶层的社会实践，将游离于主流外的部分青年重新整合纳入国家发展轨道。这种与国家话语深度接合的实践模式，正日益成为中国数字游牧的主导路径。虽困难重重，但依然有望在数字乡村、乡村振兴等本土化语境中开辟出与西方地理套利、新殖民主义逻辑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这一演进过程也促使“数字游民”概念本身发生着深刻流变，即由舶来之初所携带的强烈西方个体化、自由化乃至反主流色彩，逐渐被置换与重构为一种契合中国主流价值、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特色身份。
由此可见，“把数字游民作为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具有双重意义：对个体青年而言，它是应对结构性压力、寻求自我救赎与价值重塑的探索性策略；对国家治理而言，它被征用为激活乡村、促进城乡融合的政策性工具。这种兼具个体生存策略与国家治理工具的方法论正是在“个体－国家”动态博弈的利益边界中被持续生产与发明。这提示我们：应避免将西方新兴概念与实践进行简单移植以想象和框定中国的数字游民现象，更须警惕对本土经验进行理论附庸式裁剪以拼凑学术对话的妥协路径。区别于以中国经验验证、延伸或修补既有理论的研究取向，论文侧重于考察数字游牧在跨文化流动中的主动改造与适应性重构，进而窥探其背后的结构性机制与文化政治意涵—其根本旨归在于从中国情境中生发能够解释自身社会变革的原生问题意识与阐释路径。
【文献出处】张文娟：《以“数字游民”之名：中国当代青年社会想象的转译与再造——基于“大理福尼亚”的田野调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6期，页30-48、126-127。
作者/张文娟（大理大学文学院新闻系特聘教授）
本期评议：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