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杰 供图/首都博物馆

楚启汉风，正式终结了夏商周三代以青铜礼器装饰为代表的“狞厉的美”，思想的灵动带来艺术的创新和文化的变革，产生了把深沉的理性精神和大胆的浪漫幻想结合在一起的生气勃勃、恢宏伟美的“翘楚”之风，对后世汉文化影响深远。

尊礼崇乐的楚国礼制 

楚国先人在周武王伐殷商的战争中背弃众叛亲离的纣王，投奔周天子。周成王封楚人居丹阳，成为一方诸侯国。

西周末年，随着较大诸侯国吞并较小诸侯国，大诸侯国的势力逐渐强大，实际控制疆域也早已突破了周天子分封的领地。诸侯们不再臣服于周天子，纷纷僭越礼制，将诸侯国自己的国君作为天子，享有最高等级的礼制，并以此为核心建立诸侯国的治内之礼。

楚国先民是祝融的后裔，是炎黄子孙，于商朝初年被商朝军队驱赶，从中原大地南下，并向西南迁徙。特殊的部族身世和文化身份，与西南蛮夷之地相交融，使楚人在思想意识中建立了既有中原旧族名分，又可以蛮夷自称的双重身份。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礼制中，既有对周礼的继承，以中原文化为正统，又有楚君熊渠号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僭越，所以他封三个儿子为王。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双重文化身份，楚王既可以做出问鼎周室的惊人之举，又把作为楚国附庸的与周天子同为姬姓的曾侯视为正统的传人，允许曾侯可以享有同楚王一样的礼制——僭越周天子而享九鼎八簋之礼。而体量巨大的曾侯乙铜冰鉴缶，集失蜡法铸造、错金装饰于一体，凸显了曾侯乙不同寻常的身份。

楚虽僭越周礼，但仍效仿周礼的等级制度建立治内之礼，形成国君享九鼎八簋，卿享七鼎六簋，大夫享五鼎四簋，士享一或三鼎的礼制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级贵族享用与其身份等级相对应的礼器种类及数量。

商周时期，作为青铜礼器重器的鼎，功能已被细化，在祭祀礼仪活动中，出现了专门烹煮牺牲的镬鼎，和在祭坛中专门用于盛放熟肉的升鼎。升鼎，是祭祀时的正鼎，位于祭祀仪式的中心位置，而保留烹煮功能的镬鼎则作为祭祀的陪鼎。

出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2号墓的九鼎八簋，当为较曾侯乙稍晚的战国中期曾侯所有，其中九件鼎即为升鼎。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楚王盦悍鼎是王用镬鼎，尽管这件楚王鼎是祭祀中的陪鼎，但是它的造型敦厚大气，这种鼎也被称为鼎，即长足鼎，透着楚幽王的威仪。楚王盦悍鼎上，刻有铭文六十字，记录了楚幽王在战争中获胜，将缴获的敌军兵器融化铸鼎并用于祭祀的历史，可见鼎对于王的权威和国家政治的重要作用。

1978年在河南省淅川县下寺2号墓出土了7件升鼎组成的列鼎，它们的主人是楚庄王之子——子庚。子庚在楚康王二年担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由于子庚拥有王子的身份，这7件鼎通常被人们称作“王子午鼎”。王子午鼎装饰繁复，周身焊接由失蜡法制成的镂空结构，鼎腹周围攀附6只失蜡法制成的怪兽，呈现奋力挺身探头向鼎内张望的形态，给庄严的祭祀正鼎平添了神秘和灵动。更为重要的是王子午鼎的铭文，大意为:“王子午自铸铜鼎，以祭先祖文王，进行盟祀，我施德政于民，因而受到尊重，望子孙后代以此为准则”。将施仁政、得民心作为重要的执政理念记录在鼎上，可见注重处理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的做法古已有之。

当然，礼器不仅仅是用于祭祀的那些重器，还包括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用品。1986年在湖南省岳阳市凤形嘴山1号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礼器为两件鼎、簠、盏、盉、盘、匜，是典型的春秋时期士级贵族的礼器。其中的盘和匜为盥洗用具。在宴饮中，宾主都要按照规定的礼仪进行沃盥；在生活中，侍奉父母洗漱也是礼仪之一，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即小儿子捧盘接水，大儿子持匜从上浇下。

铜编钟和石编磬是先秦至两汉时期重大祭祀、朝聘、宴享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主体乐器，称为“金声玉振”。编钟和编磬只限上层贵族在生活和祭祀中使用。擂鼓墩2号墓出土的一组编钟共由36件铜钟组合而成，距这座墓葬百米之遥的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则体量更大，由多达65件铜钟组成，曾侯乙编钟代表着楚地铸钟的最高水平。战国中期曾侯的一组36件编钟，音色不及曾侯乙编钟，但形制上与曾侯乙编钟一样保持着周时宫廷礼仪乐器的外观。在使用礼制治理社会之外，用音乐调解人伦是中原文化的传统，楚人在利用这一文化的同时，将自身的文化符号与之相融，形成了庄严中不失灵动的楚国乐器。

屈原在《离骚》开篇记述楚人的身世即提到“帝高阳之苗裔兮”。楚人祖先祝融是上古传说中的火神，凤鸟是祝融的化身，因此凤鸟作为楚人的图腾形象，从平面图案到立体造型，在楚地器物装饰和器物造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造型或装饰基本上是为了突出凤鸟形象而设计的。

2000年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天星观2号墓的虎座凤鸟架鼓，融漆工艺的精美、雕塑艺术的空间与乐器的实用功能于一体。凤鸟立于虎背，做仰天长啸姿态。虎座凤鸟架鼓是楚地独有的乐器造型，均出土于国君或高级贵族墓葬中，这类架鼓造型生动，体现了凤鸟在楚人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浪漫诡奇的楚国文化 

楚人虽是中原旧族，但在南迁并定居于长江流域的过程中，与周边部族共融共生，独立发展了一套特殊文化体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北方形成了较为理性的文化氛围和哲学思想，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理性思想逐步在北方占据上风。《诗经》遍采各地民风，所记录的诗歌体现的是对奴隶主的控诉、对爱情的追求，体现的是对人本思想的宣扬。而在理性主义者孔子的编辑删减之下，《诗经》并没有反映当时中国的文化全貌，《诗经》中不存在的鬼神，遍布于浪漫的楚文化中。

楚人对天地的探索、人生的思考、鬼神的理解与中原人迥然不同，楚文化中好巫祈福的风俗，使楚人将崇拜神灵、以求福祉的意愿融入了工艺美学、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由于楚文化中以神明为主体，因而类似北方严谨肃穆的青铜文化中由饕餮纹为主的“狞厉的美”在楚地制造的工艺中极为罕见，而神秘的黑红两色和动感极强的线条成为楚地造物最显著的特征。

楚人的浪漫不仅限于对神灵的表现，而是把浪漫渗透到思想与血液中。楚人是个爱美的特殊群体，不管男女都要化妆。

2002年，在湖北省枣阳市九连墩1号墓出土的一只漆木制成的妆奁，反映了楚国贵族爱美的历史。这件漆妆奁由两块木板雕凿铰结而成，奁面以篾青镶成外框，篾黄嵌出几何纹图案。盒内相应部位凿空以置放铜镜、木梳、刮刀、脂粉盒，上下各装一可伸缩的支撑，以便使用时支撑铜镜。这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一件梳妆盒。在两块木板外端对称位置，设有子母卡口，可知其使用功能是为了能够收起便于移动携带，而不致妆奁中的胭脂、工具洒出。九连墩1号墓墓主人为男性，推测是楚国鼎盛时期领导集团一位享有封邑的核心人物。

楚人的爱美还体现在服饰上，楚人的浪漫更体现在图案设计上。套用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中的图案构成法则术语，当北方工艺中规中矩地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夸张变异的手段做装饰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工艺已经开始使用更加灵活多变的“分割打散”的方式创造新的装饰形象。所谓分割打散，是把原有的形象解构后分散再组合，突破常见的事物形态而形成新的图案。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绢地龙凤相蟠纹绣残片上，保留了清晰的装饰纹样。在四方连续图案单元中，中心图案是一凤二龙相蟠。凤鸟伸颈展翅，二龙对首相蟠于凤身之上。龙凤一体的造型，极富神秘韵味。该残片巧妙地运用色彩明度的变化，在深色与浅色的对比中使画面更醒目，加强了画面的热烈欢快的气氛。这个图案设计中，本是两种动物的元素被分割重新组合为一个形象，凤鸟背负两条龙，给人以凤鸟超越了龙的能力的视觉感受。

同一墓葬出土的罗地龙凤虎纹绣面单衣袖图案更为复杂，衣以红棕、棕、黄绿、土黄、橘红、黑、灰等多色丝线织成，采用锁绣技法在轻薄的织物上绣龙凤虎纹。龙、凤、虎缠绕穿插排列，凤鸟的长颈与龙蟠曲的身躯几乎融为一体，图案布局满而不乱，S形的动感曲线萦绕盘旋，显示了一种飘逸、神奇的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是浪漫楚风的典型代表作。其中在枝蔓、凤鸟、龙、虎图案刺绣中使用的锁绣工艺，至今仍在荷包、手帕等传统刺绣工艺中使用。

楚人对自然的崇拜使他们善于表现动物形态、利用动物形态进行组合。在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彩绘凤鸟纹木雕漆座屏，整器以透雕、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刻画出凤、鹿、蛇、蛙、兽等形态各异的动物，各类动物相互穿插交织在一起。屏面以双凤争兽造型为中心，瑞兽张口与屏框形成榫卯结构，左右雕刻双鹿和朱雀啄蛇，屏框各有凤鸟衔兽图案，屏座由盘绕纠结的蟒与蛇组成。这组雕像在极为有限的屏面空间内，高度浓缩了自然界万类相竞、生生不息的壮观场面，其中凤鸟战胜毒蛇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承载了楚人太多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情韵。此器构图奇巧生动，雕刻栩栩如生，堪称楚漆器艺术中的一件瑰宝。

楚人利用自然之巧的另一件作品是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凭几，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根雕艺术品。整器利用天然树根雕成瑞兽游走的神态，表现手法可谓出神入化。其头部为上扬的蛇首状，三条长腿被雕成遒劲的兽蹄状，足关节和右侧躯干雕有瑞兽图案。瑞兽双眼圆睁，两角后收，似龙似虎，生机勃勃。该器集多种动物原型为一体，奇特的组合表现出楚文化浪漫诡异的特点。最初人们认为它是趋吉辟邪的丧葬用器。近来学界有人考证它是供人席地而坐伏肘倚靠的曲面多足凭几，其形制沿用至隋唐。

楚人的浪漫集中体现在人们熟悉的《楚辞》中。楚国大夫屈原所作《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被称为词赋之祖，由于诗人采用大量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并注入多彩的幻想，是中国最早的长篇浪漫主义抒情诗。浪漫的楚人对天、地、自然与人的思考，促生了老庄道家思想，求仙求道的思想使楚人并不追求死后的灵魂升天，而是在龙飞凤舞的仙境中得道。

出土于湖南长沙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就表现了墓主人入仙境的场景。这两幅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用绘画方式表现人物题材的美术作品，堪称最早的中国人物画。

楚启汉风的文脉传承 

“秦王扫六合，虎踞何雄哉”。公元前223年，东至滨海、西抵巴蜀的楚国在秦国兼并六国的战争中覆灭。诸侯国中疆域最广、人口最多的楚国始终是秦国的心腹大患，楚国的灭亡，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

而国祚短暂的秦王朝在秦二世执政时期遭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抗击，无论是旗号“张楚”的陈胜吴广起义，还是西楚霸王项羽，抑或汉王刘邦，都是在旧楚地域上兴起的反秦力量。《史记》称之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王朝16个年头的历史加上项羽和刘邦之间历时4年的“楚汉之争”，楚国灭亡后仅仅过了二十余年的时光，新的中央集权的汉王朝建立。

汉朝建立后，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失败的教训，连年战乱之后采取了正是在楚地诞生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在汉初得以推行的同时，汉朝的统治者却没有禁锢其他社会思想，各种思想得到了一定深度的融合，儒道互补更是显著。著名的西汉长信宫灯，其设计的实用性和装饰性协调统一，极好地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正是儒家的实用与道家的“技近乎道”的完美结合。

1999年，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较完整的漆木器和丝织品，向世人呈现了汉代北方受到楚文化影响的珍贵实物。老山汉墓被盗毁严重，经过文物工作者的考古发掘，这座大墓具有王一级的黄杨题凑葬制（但所用木料较杂，并非整体黄杨木题凑），发现女性遗骸，推断墓主人为汉代封到北京地区的某一位燕王的妻子，属于汉代贵族社会的成员。现存在首都博物馆的老山汉墓文物，从造型和装饰手法上都不难看到楚文化的影子。

老山汉墓出土的漆盂残留有金片，另有漆器残片上附着银片与《盐铁论》记载的“富者银扣黄耳”相印证。

从漆器残片上留下的银饰看，图案为手持兵器，装扮成动物或神灵形象的正在起舞的人，楚文化中所强调的“巫”在此出现，符合这些漆器作为陪葬器的用途。在老山汉墓出土的大漆盒的通体装饰上，我们可以更直接看到巫师或者鸟爪的神灵在驾驭龙、虎以及各种神兽的形象，直观地感受到楚文化中巫师的作用与地位。整体图案与屈原在《涉江》中所描写的内容相近，可见楚文化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

汉代的强大并非空中楼阁，它植根于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之中。从楚地出土的人骑骆驼铜灯来看，楚人早在战国时期已经见过沙漠之舟——骆驼，而出土于长沙的战国墓葬中的来自西亚的蜻蜓眼玻璃珠更证明了当时楚国与中亚、西亚是有往来的。汉代打通丝绸之路，用贸易传递经济、文化，也是与楚国与中亚、西亚既有往来是分不开的。

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楚汉之间的文脉相连告诉我们，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强盛，文脉必须延续并在前人留下的根基上创新发展。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5.0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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