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送往附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抢救之后，柯克不治身亡。当地时间下午2时40分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发出了他死亡的信息。事发当天开始，美国国内出现了舆论风暴。许多人想当然地把这一事件的凶手，想象成保守主义的反对者。人们震惊于美国国内频发的暴力事件。很多国家的政要也表达了对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的关切。
9月10日，查理·柯克在美国犹他州奥勒姆市的犹他山谷大学遭枪击前发表演讲。新华社/美联
这让笔者想起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是一部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和文化史的顶级经典之作。托克维尔在书中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中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毫不吝惜地写出了大量的正面评价，他对于美国各地的“平等状态”感到震惊。然而三年后的1838年，时年28岁的亚伯拉罕·林肯发表了著名的青年学会演说，直言这个国家面临着威胁：“蔓延全国的对法律的日益藐视……以及比野蛮的暴民更为恶劣的群体……”。林肯之所以和托克维尔有着南辕北辙的观点，是因为他刚刚了解到当时一件令人发指的针对黑人的暴行：一位在蒸汽船上工作的黑人被一群白人在圣路易斯被活活烧死。更令人震惊的是，支持他的一位白人废奴主义者也被打击报复，资产被毁，他本人被迫逃亡。
托克维尔笔下和林肯口中的两个美国，哪一个更接近真实？
2025年6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纽约大学教授史蒂文·哈恩的《自由之困》一书的中文译本。这本书的英文版原名直译应该是“非自由的美国：一种历史”。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读者们对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那样的事件进行再思考，意识到自由主义的另一面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历史中，根基颇深。哈恩教授的书提醒我们，上面提到的2021年骚乱，或许也是美国的“常态”之一；而托克维尔笔下，和林肯口中的美国，也是同时存在的。在以“山巅之城”“灯塔之国”著称的表象和正统叙事背后，一直有一个反面的美国存在。它从未消失，只是少见于正统叙事的表述中。
本书作者史蒂文·哈恩生于纽约，在罗切斯特大学和耶鲁完成了本科及博士阶段的教育。其研究专长包括环境、科学技术、医学历史、中东历史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历史等。哈恩获得了包括教学、出版等多个奖项，包括一个重量级的奖项：2004年的普利策奖。
哈恩教授试图利用本书证明：长期以来，美国主流叙事把“自由主义”视为美国历史的唯一正统和核心传统；但这其实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并非全貌；在自由主义的背后，美国同样有一条深厚的“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传统——强调共同体、等级秩序、排斥和强制，在不同阶段不断浮现，从殖民地时代到今天的民粹主义、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与科技精英思潮。人们今天看到美国社会的撕裂，及其面临的种种困境，常常感慨今不如昔。但事实上，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或许我们今天看到的正是自由与非自由的传统相互缠绕的张力的延续。
《自由之困》
作者: [美] 史蒂文·哈恩
译者: 袁野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25年6月
美国的道路之争
在本书中作者所指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指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部分内容：包括个人权利、财产权、法治、代表制等等。它最广为人知的内容，是在1955年，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一书中的总结。哈茨认为，洛克式的、以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霸主地位，得益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与欧洲政治文化的决裂。而且，美国也从未经历过封建社会的阶段。
其实在哈茨之前，存在另一种声音。在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美国学者中的“进步主义”学派开始兴起。这一派的学者将“人民”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断斗争作为美国历史发展的驱动力，而摒弃或者忽略了美国与大英帝国以及欧洲传统之间的联系。比如“三大进步主义史学家”之一的弗农·帕林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 1871–1929，华盛顿大学英文教授）就认为美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归根结底是经济与政治利益的斗争。他在《美国思想史的主要潮流》中，把美国思想的发展解释为人民民主与资本精英斗争的历史。这一叙事框架可以完美地嵌入美国革命、宪法制定、杰克逊时代、内战和重建。三大进步主义史学家的另外两位是：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1874–1948，美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卡尔·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 1873–1945，堪萨斯、明尼苏达、康奈尔大学教授）。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人们开始对极权主义充满敌意。知识界开始认同并且赞美美国政治及文化的独特之处：两党制、公众的多元化倾向、对实用主义的偏好、广泛的意识形态共识等等。194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重新出版发行，许多重量级的刊物都刊载了对这本书的评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成为各大院校中的显学。学者们尤其热衷于挖掘历史系较少涉及的美国文化和思想史，英文系忽略的文学作品以及政治学者未能充分展示的政治文化脉络。学者们开始忙着赞美美国的独特性和稳定性的时候，“进步主义学派”的论调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而被人们疏远，逐渐被遗忘。
在20世纪的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越战、民权运动仿佛成了某种对美国历史中的种种黑暗进行揭露的导火索。学者们通过对异见以及政治激进主义的渊源的挖掘，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破坏力感到震惊，而且对国际上的左翼解放运动感到同情和理解。这时候，再继续讨论美国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仿佛成了一种讽刺。精英的统治、以“国家安全”为名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都成为怀疑美国自身的重要话题。在学术界，新的讨论视角也开始形成。学者们从种族议题、阶级鸿沟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深刻观察，把美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住房、就业、社会流动性等，都归结为自由传统本身的缺陷。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自由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霸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不过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仿佛又再次给自由主义打了一针强心剂。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进而扩充成一本书的篇幅，乐观地表达了人类社会发展已经到达最高阶段。
电影《飞黄腾达》剧照。
魔鬼藏在细节中
其实主流叙事以外的论调在学界也并不罕见。著名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理查德·霍夫史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 —1970）就写出了自己对于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政治偏执的深刻理解。但这些即便获得了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在宏大叙事的强大力量面前往往像“昙花一现”，淹没在历史之中。而正是这些历史的细节，和主流叙事结合在一起，才能拼凑出美国历史的全貌。
这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作者哈恩在书中提到的：与很多人脑海中的印象相反，清教徒的历史和他们代表的价值观，并非美国这个国家肇始的全部。
在2019年夏天，《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尼科尔·汉娜-琼斯发起了一个名为“1619”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充分考虑奴隶制与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尤其是建国历史的叙事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它的核心观点包括：1619年，第一批非洲奴隶被带到弗吉尼亚殖民地才是美国真正的起点，而不是《独立宣言》签署的1776年；奴隶制对美国制度与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美国政治制度、经济繁荣、社会不平等等都直接与奴隶制相关联；应该重新理解黑人对美国价值的贡献：美国最为引以为傲的价值观，部分正是黑人群体在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过程中推动实现的，而非白人精英单方面的成果。
以美国建国元勋为蓝本，演员全部为少数族裔出演的歌剧《汉密尔顿》剧照。
主流叙事中，清教徒是美国建国理念的核心。清教神学思想的最核心内容是路德宗与加尔文影响形成的“恩典之约”。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得救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人的顺从或善行。换句话说，人能不能得救，靠的是上帝的拣选，而不是靠自己做了多少好事。在清教的教会生活中，大家会通过一种强烈的情感和精神体验，去分享“称义”（得救）的感受。每个信徒要在行为和生活上表现出他们已经被拯救的迹象，这样才算是“可见的圣徒”，才能真正成为教会成员。清教徒的信条是：“成圣源自称义”，也就是先有上帝的拯救，然后才会表现出圣洁的行为。
因此良好的生活和行为在清教徒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虔诚的生活方式一旦走到另一种极端，就变成了对上帝的力量的一种僵化、专制式的束缚，变成对于私人领域粗暴干涉和践踏。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第一位州长，或者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就曾经说：家庭是小共和国，共和国则是一个大家庭。公共和私人领域，是联通的，无法区分。当然，对上帝的不同理解，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对教会——新英格兰地区与行政区划相重叠——的期望必须遵守。
温斯洛普本人就出身于庄园主。在他乘坐“阿拉贝拉”号从英格兰驶往马萨诸塞的时候，照顾他的仆役就多达8人，足见其生活的舒适度。除了照顾饮食起居，这也算是一笔合算的投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特许状会给每个“冒险者”200英亩的土地。每带来一个工人，则额外再追加50英亩。温斯洛普终于获得了今天波士顿城北部的“十山农场（Ten Hills Farm）”。而他庄园内的居民，包括被奴役的原住民和非洲黑人奴隶。
根据主流叙事，人们通常认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周边的城镇自治，是美国民主的开始。这种表述当然是基于“五月花号”上的乘客所订立的《五月花号公约》和后来的《马萨诸塞自由法规》等文件，旨在构建一个“公民政治团体”，制定平等的法律，并赋予居民一定的权利这样的史实。不过，上述的温斯洛普的言论和他的经历，展现出当时社会现实复杂的一面。
这让笔者想起美国著名的剧作家亚瑟·米勒（Authur Miller，1915-2005）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坩埚（或译作熔炉，The Crucible）》，描述了在1692 – 1693年期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的女巫审判事件。这个剧本在1953年获得了托尼奖最佳剧本奖。值得一提的是，剧本中事件的主角之一、萨勒姆事件的重要推手，萨勒姆村的牧师塞弥尔·帕里斯被剧作家描述成一个专横、独断，与村民矛盾颇深的形象。历史学家考证这与他本人的做派相差不远。米勒创作该剧的初衷乃是隐喻和暗讽当时风头正劲的“麦卡锡主义”。可见与主流叙事向左，清教徒的教会生活并非都被“荣耀上帝”的光环所笼罩。相反，在细节中，清教徒也会把宗教狂热与政治迫害并置，展现出集体的歇斯底里和权力的滥用。
《萨勒姆的女巫》（2022）剧照。
本书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细致梳理了美国各个时期的历史，试图展现自由与非自由的共生和博弈。例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所展现的非自由主义因素。这正是哈恩提醒我们的——非自由传统常常潜伏在细节里，却长期被主流叙事边缘化。
“Z世代”的价值冲突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与哈茨提出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对立的叙事框架，扩展了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描述。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美国面临的困境，很有意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伴随的“非自由”力量的作用。
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对于自由这个概念的再次梳理和理解。在中文世界，人们谈论自由主义时，一些人往往限于一种简单的宽泛理解，认为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今天政治理论里对于自由主义的标准定义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传统。但是对于“自由”这一字面概念的理解，在不同时期，具体含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剧照。
它最初进入人们讨论的范围，源于17 – 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经济事务自由的追求。在他们看来，自由意味着免于君主专制、宗教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其核心就是财产和自治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消极自由。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建国之前和之初，“自由”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高深的政治学术语。《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中关于人民主权的基本理念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传统的起点。当时自然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观念，已经根植于欧美的开明人士当中。但是，这些概念并不是涵盖所有人，比如有色人种，甚至没有财产的贫穷白人。建国先贤，比如杰斐逊，就曾经明确表态黑人如何低劣，无法和白人共同生活。显然他参与起草建国文件时，脑海里的“人”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
在19世纪 – 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大踏步前进，人们发现不受干预是不够的。比如产业工人表面上是自由的，但是却因为贫困和剥削缺乏选择，受困于资本主义这个系统之中，也谈不上自由。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积极自由”的概念，也就是要争取公权力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福利保障。到了20世纪中后期直至当代，多元文化，性别、族群议题的兴起，让人们意识到在财产、福利之后，如果因为性别、肤色、性取向和身份认同等遭受了歧视，也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因此对自由的内涵的关注就扩展到身份和尊严等领域，上升到了文化层面。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固守是不是小政府，是不是赞同福利社会这样的定义的窠臼，已经不是讨论自由主义议题的主要内容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美国政治的动荡为世人所见。在社会撕裂的过程中，观点的极化成为常态。许多人依然简单地、概念化地以自由、保守作为观点和立场的分野，并且将今天世界面临的困境简单地与历史画上等号。比如在中文世界，一些人甚至将纳粹、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和诸如加拿大自由党这样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体和立场统统粗暴地归为“左派”，完全无视政治立场光谱的连续性，以及各个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现实；而另一方则把宗教势力、保守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凡是与“进步”相悖的做法，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可饶恕。凡此种种，既体现了人群对于空洞的理念之争的执着，也映射出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人的理性的有限。
纪录片《特朗普：一场美国梦》剧照。
本书固然有其突出的意义，但笔者认为有些围绕该书的问题值得思考。
哈恩教授强调“非自由主义”与自由传统相伴相生，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论调会不会低估了自由主义传统本身的韧性和生命力？我们对自由主义进行详尽的反思和解构，会不会导致大众的解读走向另一个极端：“非自由主义传统”占绝对地位的另一种统一论？对作者来说，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而不陷入相对主义的窠臼？
在笔者看来，美国既不是简单的灯塔，也不是如地狱般令人恐怖的存在。这个国家是一个总是处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中的角逐场。如史学大家汤因比（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 - 1975）在《历史研究》中所说：“文明的诞生和成长，源于它们能够成功地应对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挑战……”这和哈恩强调的“非自由传统”一样，都在提醒我们，文明与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如何回应挑战，而不是依赖于某种单一的传统。
美国历史所展现出的人性和现实的复杂，值得玩味和反复咀嚼。而我们身处的每时每刻，都在变成历史。
作者/邵鹏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