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下午，诚品书店联合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举办《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新书分享会。作者宋耕与青年作家邓安庆，以跨越古今的视角探讨中国文化中“文弱”男性形象的生成与演变。对谈内容既回溯了从屈原、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的文学传统，也回应了当下关于性别焦虑与男性气质的持续讨论。在学理与现实之间，试图揭示“文弱”并非单一标签，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符号与社会机制，其背后的张力仍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与思考。以下是文字整理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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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才子佳人的故事，大多是由落魄文人所写？

宋耕：大家好，欢迎来参加新书分享会。但其实本书并不算“新”，它最早在2004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年。那本书基于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是一本学术著作。二十年之后，香港大学出版社希望将一些书翻译成中文，推广至内地市场，他们选中了这一本，请译者翻译成中文，2024年推出了繁体中文版，2025年则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也人”工作室推出简体中文版。关于本书的出版情况，大致是这样。

本书主要关注前现代中国，也就是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之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性形象是怎样的。我从屈原一直梳理到《西厢记》《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明清小说，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男性形象的演变过程，并发现了一些与今天我们普遍接受的男性形象或男性气质所不同的特点。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阴阳”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以男女为最重要的区分标志，而“阴阳”又是一个比“男女”更广阔、更具流动性的框架。男女可以被纳入阴阳之中，但阴阳并不等同于男女。

邓安庆：我接到编辑的邀请来做嘉宾，一下子就同意了。因为我从小就被称为“文弱书生”，甚至被冠上“像个娘们”这样的绰号。很多男生，尤其是那些文静或长相清秀的，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被攻击或言语侮辱。我记得有一次去大学老师家做客，他儿子一个人在安静地看书，我说这孩子真省心，但老师却小声说：“我宁愿他在外面跟别的男孩子玩，也不想让他这么安静地坐在那儿，我担心他未来会受欺负。”

我立刻懂了，因为我妈妈也曾宁愿我在外面玩，而不是待在家里，同样是怕我被欺负。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尤其是在学校，青春期的男生往往处在一种非常“野蛮”的状态，他们会用直接的方式攻击那些看起来不一样的男生。所以对很多男生来说，阅读本书像是一次疗愈之旅。你会开始思考：为什么说一个人“像个娘们”会变成一种侮辱？这种观念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为此感到焦虑？什么才是所谓的“男子气概”？我们经常听到“男孩要有男孩样”“女孩要有女孩样”，但到底什么是“男孩样”？

有人说是阳刚之气，是英武、担当、责任，而不应该像某些偶像那样阴柔。女孩子则应该文静、温柔、端庄。这些讨论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当下，关于性别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只有同时理解男性和女性的处境，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时代，男性和女性应该如何自处，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观念。我认为《文弱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它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是如何看待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

宋耕：邓老师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焦虑”。从学术角度看，所有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理论，其实都是围绕“焦虑”展开的。几乎所有男性都在焦虑自己不够男性化，不够符合标准。这不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而且这个标准看似存在，却又永远无法真正达到。没有一个男人会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达到所谓的阳刚之气。这也正是为什么性别研究不应该只是女性研究，而应该包括男性。性别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现在的性别话语，比如“男性比女性强”“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是第二性”“男主外女主内”等等，表面上看是男性在利用这些话语压迫女性、维护霸权，但实际上，男性也是这些话语的受害者。社会与家庭对男性的期待同样带来巨大压力：男孩子不能哭、不能脆弱，长大了要养家糊口……如果男性挣钱比女性少，就会被看不起。这些压力导致男性寿命普遍比女性短。所以，我们谈女性解放的同时，也有一个男性解放的问题。我们要以更开放、包容、多元的心态来看待所谓的男性气质。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之前，中国的男性气质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其中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阴阳”。它不是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而是基于权力结构的一种流动关系。在中国古代，女性在公共领域基本上是缺席的。如果你穿越回明朝，从上学到科举再到做官，你是不可能遇到女同学、女同事或女上司的。女性被限制在私人领域，负责生孩子和家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一定是“阴”，男性就一定是“阳”。阴阳是随着关系和环境流动的。比如慈禧太后、武则天，她们也可以站在权力结构的顶端，成为“阳”。而《红楼梦》中的贾母，之所以受人尊敬、拥有权力，正是因为她作为母亲的身份——在古代，“母”是女性在家庭中可能达到的最高地位。儒家结构要求每个人安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但同时每个人也都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即便你是女性，也不一定就永远处于最底层。

宋耕

邓安庆：书中还分析了“英雄”与“才子”两种类型。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就是把女性物化为一种可以交换的资源。而《西厢记》中的张生，虽然最后与崔莺莺结婚，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相爱，而是因为张生考中了状元，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更高位置。崔莺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张生与郑恒之间争夺的“奖品”。她本人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地成为两个男性竞争的结局。这种分析非常有意思。我不禁假设：如果张生没有考中状元，他会怎么样？恐怕《西厢记》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大团圆的故事了。事实上，这些才子佳人故事大多是由那些落魄文人写的。他们自身可能并不得志，因此在文本中投射自己的幻想：塑造一个虽然文弱但最终通过文采获得成功、赢得美人归的才子形象。这些故事本质上是男性写给男性看的，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幻想。

宋耕：这正是“文本权利”的一种体现。这些作者将自己投射到文本中，有点像今天的“男频小说”，也是男性写给男性看的幻想类作品。常见的主题无非是“升级打怪”和“后宫种田”，都是现实中受挫的男性的心理补偿。《西厢记》里的小姐必定出身名门，必定爱上书生，而竞争对手无论是富家公子还是衙内，最终都会败下阵来。书生的权力来自“文”，不是武力，而是文化、书写、智慧。

张生之所以能解救崔莺莺，不是靠体力，而是靠写信请来救兵。这正是文的力量。而从历史角度看，为什么文人形象会逐渐变得“文弱”？这与宋代以后“重文轻武”的政策有关。科举制度导致男性长期读书、缺乏锻炼，身体自然变得文弱。而到了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许多文人失去上升通道，转而通过写作来抒发郁结、表达理想。这些文本中的才子形象，往往柔弱、白皙、雅致，擅长琴棋书画，正是这些作者自身的理想化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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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同性社交

邓安庆：这也让我想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和张生一样，长得好看、有文采，但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才子”。张生是要通过科举最终被体制收编的，而贾宝玉则是对整个性别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反叛。他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甚至厌恶自己的男性身份。这种反叛性是张生所没有的。

宋耕：贾宝玉和张生最大的不同在于：张生是“才子”，是进京赶考路上尚未成为“君子”的读书人。他的故事一定发生在赶考途中，一段艳遇对他将来成为君子并无大碍。他进京后必定高中状元，做高官，奉旨成婚，以大团圆结局收场——这完全符合正统文化的要求。即使他有轻微越轨，最后也会被体制收编。

但贾宝玉的反叛性远远超过张生。首先，他没有进京赶考，甚至根本不愿走这条路。更重要的是，他对整个性别秩序和社会规范有一种根本性的反叛。比如他那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西方学者研究《红楼梦》时注意到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贾宝玉为什么那么讨厌他的那块玉？他说：“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独我有，可见不是个好东西。”西方学者就会问：这玉到底象征什么？姐姐妹妹没有，只有他有，这其实是对男性身份本身或者拉康所说的phallus的厌恶和抗拒。这一点在《西厢记》或其他才子佳人小说里是完全没有的。

邓安庆：您书中提到了同性社交，进而衍生出“同志”或“同性恋”的话题。在前现代中国，其实没有“同性恋”这一说法，但在西方则有。我的理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基本理念是“阴阳”，而不是二元的男女对立。所谓“同志”，或者说古代说的“男风”“断袖”，从根本上说，只要处在“阴”的位置，其实仍然在整个阴阳体系之内，并不构成对体系的挑战。所以古代社会对这种关系相对宽容。但在西方，男女必须结合，男男或女女不能结合，因为这会动摇整个体系的根基。所以西方有“恐同”的根源。

邓安庆。

宋耕：学界一般不主张用“同性恋”这样的现代身份概念来指称中国古代的同性关系，因为这其实也是西方现代性之后才进入中国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大概没有人会说“我是同性恋，只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这种情况和贾宝玉很像：他必须结婚生子，履行儒家文化要求的传宗接代的义务，但他可能还有其他同性的情感关系。史书上的记载往往很含糊，比如“断袖”“分桃”，并没有明确提到是否有性关系。古人记载两个男人同床共枕，但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它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身份”，没有所谓的同性恋身份概念。

关键的是，它不能对阴阳秩序造成破坏或威胁。它一定是上位者与下位者、年长与年幼的关系，比如皇帝与宠臣，或者像《红楼梦》里贾宝玉与秦钟、柳湘莲的关系。它一定是一个“阳”一个“阴”，因此被纳入阴阳秩序中，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创造男女，让男女结合繁衍后代，这是基本的秩序。所以我们要理解二元对立与阴阳的根本思维区别：二元对立是非此即彼的，而阴阳是流动、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所以中国古代没有“恐同”的说法，因为一切都可以在阴阳中找到位置。而西方二元论带来的压迫感和对立，正是我们许多焦虑的来源。

邓安庆：所以理解“阴阳”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也能帮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我注意到您后来也开始研究当代中国的男性气质，比如网络文学、网剧中如何重新想象和历史化地建构中国传统社会。

宋耕：写完这本书后，我基本上转向了当代男性气质研究，尤其是历史在当下如何被重新建构——比如穿越剧、架空剧中的“去历史化”的中国。当代男性气质从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以后，都受很多因素影响。总的趋势是更多元化，而不是只有一种霸权性男性气质。“霸权”的意思是如果你与主流不一样就会感到压力。比如肌肉男、有毒的男性气质，如果你文弱、瘦小，或者比较女性化，就会感到焦虑。但近年来，尤其在网络平台上，也呈现出一种保守的回归：“男性要更像男性，女性要更像女性。”如果你不这样，就会引发焦虑，觉得自己不够格。这种保守的回流，其实对每个人都会造成思想上的焦虑感，影响到自我认同和自我构建，甚至引发心理问题。所以回到这本书，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某种观念或标准是如何兴起的并且是如何变成日常生活中PUA或自我PUA的工具。明白了它的原理，我们才能更清醒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编辑/刘亚光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