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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八路”陈辉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 故影映山河
新京报 记者 杨凤琪 李相慧 张笑然 编辑 郭超
2025-09-01 09:30
这位既拿笔又拿枪的青年,名叫陈辉。他是诗人,也是战士。在晋察冀抗日的五六年时间里,陈辉和敌人斗智斗勇,在频繁的战火中,留下了一万多行诗歌。他被当地老百姓称为能文能武的“神八路”。


1939年,晋察冀边区的一间平房里,昏黄的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一位青年坐在桌前,手中的笔在信纸上沙沙作响。


“母亲:自从别了你,我,像一个流浪者,流浪着,已经一年多了。有时你也许想起在你周围生活了十七年的儿子,骤然插走翅膀飞到那里去了呢?妈,这怪谁呢,只能怪日本帝国主义者啊!它使我离开了家乡,使我到遥远的地方去学习,现在又使我到了这太行山里了。最令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隔绝了我们的消息!……”


这是革命战士陈辉写给家乡母亲的信,这封信却永远没有寄到母亲手中。


以诗为枪的 战地记者


陈辉,原名吴盛辉,1920年出生在湖南,自小爱好国文,喜欢看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放下书本、走上街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宣传。陈辉的日记里曾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营救了我,它告诉我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吃人的血腥的世界……一九三五年我才十五岁,我就是一个许身斗争的社会主义者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不满17岁的吴盛辉首次以笔名“陈辉”,在墙报上写下自己的第一首新诗。


“用笔名是为了避免反动统治者的迫害,没想到,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到壮烈牺牲。”杨斌是一直找寻陈辉遗稿的湖南常德家乡人,他手捧着《陈辉诗选》说:“陈辉写了一万多行诗,他年轻的一生都投入了战斗,他的战斗武器不仅仅是枪和手榴弹,还有诗歌。”


涿州党史办李英欣介绍,陈辉1938年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奔赴延安,从老家启程前,他就写下了:“为了民族的独立,大众的解放,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甚至这颗年青的头颅。走吧!暴风雨中的海燕样勇敢地向前飞去吧!”他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去那个新天地,延安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到新奇和激动。


1939年5月,陈辉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晋察冀通讯社记者。在抗战前线,他采写报道,创作新诗,作品持续发表在《晋察冀日报》《群众文化》《子弟兵》等报刊上,把笔杆子当成武器,把文字当作射向敌人的子弹。


他采访抗日战士和群众,有一个奇特的方式,他出去采访总喜欢披一件长衫,在外衣兜里装着笔记本和笔,他一边和被访者谈话,一边在大衣里做着笔记。采访完毕,被采访者还不知道他做了记录。因此,战士、群众和他谈话的时候,就无拘无束无话不谈。


刚满20岁的陈辉在诗中写道:“当我背起我的那枝陈旧的‘老毛瑟’,从平原走过,望见了敌人的黑色的炮楼,和那炮楼上飘扬的血腥的红膏药旗,我的血呵,它激荡,有如关外那积雪深深的草原里,大风暴似的,急驰而来的,祖国的健儿们的铁骑……”陈辉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强烈的战斗意志写进诗里。


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八路”


陈辉立志要去上阵杀敌,向上级要求到战争最残酷的前线去,但他接连递上两份请战申请书都被领导驳回,原因是考虑到他是“笔杆子”,又不习惯北方战争环境。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作红杜鹃。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李英欣在采访中介绍,陈辉向组织申请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战斗,这首诗是以诗明志,表明了陈辉向死而生的决心,最终在1940年6月,陈辉奔赴前线,来到对敌斗争极其残酷的地方——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县(1941年6月更名为房涞涿县),也是华北抗战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英欣讲述,在涞涿县任职期间,陈辉深入乡村积极组织抗日团体,还撰写了大量诗稿和文章以鼓舞群众抗日。然而,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口音。作为南方人,他的口音与当地差异很大,很容易被汉奸认出是八路军,但他凭借智慧巧妙应对。


1943年,陈辉被任命为四区区委书记兼区武工队政委。在日寇“一家窝匪杀全家烧全村”的恐怖威胁下,陈辉和区长研究制订“依靠广大群众,消灭日寇汉奸”的计划,决定召开“绅士会”,做好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工作。“会议召开前,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在县城没通知到,陈辉就亲自伪装潜入县城,在城门口遇到盘查,他没有理会扬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晃了两晃,没想到正是当天敌人的入城手令,陈辉接出了两位重要人物。”李英欣说,出城后,望着涿县县城内辽代所建巍峨双塔,陈辉激情澎湃,写下了《双塔诗》:“双塔昂首迎我来,浮云漫漫映日开……今朝仰拜晴斓面,明日红旗荡尘埃。”署名“神八路”。伪县长看到诗文,十分惊恐。


敌人悬赏抓他,在当地老百姓口中,陈辉被传成“双手能打枪,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八路”。


李英欣这样描述陈辉的形象,百姓们传说陈辉双手会写梅花篆,其实只是他双手能写字,而且他字写得很好。说他双手会打枪,陈辉的确是双手会打枪,因为他身材瘦小,他的衣服却是很肥大的,因为衣服里会放他写的书稿和他要看的书。


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


陈辉调到房山、涞水、涿县工作,先后任县武工队政委、区委书记等职。在这里,他与青年救国会同事一起深入拒马河畔的村庄,发动组织青年。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60多个村庄建起青年救国先锋队。他举办青年干部培训班,培养骨干200多人,让青年救国会成为一支抗日生力军。他曾带领60名青抗先队员牵制300多全副武装的日、伪军,为掩护大部队转移创造时间。


“祖国呵,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1941年6月,陈辉完成诗作《为祖国而歌》初稿。这首诗成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涞涿地区广为人知的抗日战歌。


1942年11月,日寇实行“扫荡”,陈辉等人成立武装工作队,深入涞涿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根据地恢复工作。1943年春,组建游击小组,率领武工队接连拔掉日军炮楼,消灭敌人70多名。一年后,带领武装工作队跨越平汉路,10天连续5次冲出敌人包围圈。


“也许明天,我会倒下;也许在砍杀之际,敌人的枪尖,戳穿了我的肚皮;也许吧,我将无言地死在绞架上,或者被敌人投进狗场。看啊,那凶恶的狼狗,磨着牙尖,眼里吐出绿色莹莹的光……”陈辉在诗中写道,竟一语成谶。


1945年2月8日,陈辉在韩村开展工作时身体不适,上吐下泻,没能和其他武工队员一起转移。叛徒发现了他的行踪,日、伪军100多人迅速赶到韩村悄悄包围了陈辉住的小院。他凭借精准的枪法,让敌人无法靠近。但敌人把房顶凿开,往里添柴火,要烧他、熏他。


陈辉子弹打光后,想突围却无法成功。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决然地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陈辉24岁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化作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从未见过外公,但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外公86年前写给他母亲的信,可惜没有发出去,就为国捐躯了,他的老妈妈一直牵挂这唯一的儿子,哭瞎了眼睛,为了祈愿儿子平安回家,连蚊子都不愿意拍死一只。”陈辉外孙陈长付(过继)读完外公这封没有寄出去的家书,已泪眼婆娑。


如今,在涿州烈士陵园,陈辉的墓碑静静地矗立着,它见证着这位“诗与枪的战士”的英勇事迹,他留下的诗歌,早已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穿透这片他曾用鲜血守护过的土地。


■ 记者手记


致敬每一位在硝烟中寻找光明的人


在与涿州党史专家李英欣的对话中,她带我走进了曾经的房涞涿抗战根据地,走进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走进了烈士陈辉的故事,我被陈辉的故事深深打动。


更让我动容的是,在残酷的战争阴霾下,这位年轻战士深藏了思念家乡的感情,也把一段纯洁的爱情深埋在心底。李英欣说,调到平西根据地之后,县委一位女通讯干事爱慕他,冒严寒危险去地堡探望,送来亲手缝制的物品和书刊,劝他换下破旧棉袄,二人推让时遭遇“鬼子”,女干事换装应对,之后战友调侃他,他不为所动地说:“爱情虽神圣高尚,但抗战胜利前不会热恋、结婚。”


陈辉烈士事迹让我感受到,一个背负国仇家恨的男儿,愿意舍小家为大家,并不是一定要塑造成伟大的人物,他们有血有肉有感情,在母亲那里,他只是毅然走上前线的儿子,为了拥有更好的明天。


专题策划 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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