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南器物志》的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举行。该书的作者徐风，携《收获》原主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程永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一起，探寻江南百物与万千世相，以及器物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与生活美学。

《江南器物志》的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江南古镇上老百姓的“器物生活”

器物连接着民生——从童年时与外公同在陶瓷店守夜开始，徐风就对此有了模糊的印象。徐风的外公是一个陶器店的老职工，陶瓷店就是一个器皿世界，冬夜漫长，年幼的徐风常随外公在店中守夜。在诸多器物的环绕中，在来往的各色人群中，徐风学会了和外公一样用一把茶壶喝茶，懂得了很多器物方面的知识，也看到了器物背后的民生百态——正品的陶器比较贵，1毛钱一只碗，次品只要6分钱，对彼时务农的普通人来说，省下来的4分钱可以打小半斤的酱油。

在参透了紫砂精神之后，徐风愈加感受到其他器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紫砂还不能代表江南文化的全部，其他的器物，特别是老百姓一直在使用的老器物，逐渐进入他的写作视野。书写一百多年来江南古镇上老百姓的“器物生活”，丈量器物脚下的土壤，以及器物背后的世道人心，是《江南器物志》的创作初衷。正如程永新在“江南器物”专栏开栏时所说，“百姓日用为道”，器物只有包裹在世俗的烟火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才有光彩，才有精气神。

张新颖说，有读者反馈，读完徐风的作品会联想到沈从文写文物，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阅读现象。就像徐风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提到陶瓷的好坏、穷人和富人，这样的故事就类似于沈从文的故事。沈从文幼时看到小银匠打银器时一边打一边流泪，对此充满疑惑。在生活这条长河中，沈从文渐渐知道，任何一件器物，如杯子、碗、碟子，制作人的喜怒哀乐会不知不觉地融到器物身上，也正因为对人的爱，沈从文很喜欢器物。正如徐风所说，器物与人的悲欢喜乐连在一起。

《江南器物志》中的“江南”不是文人的

比起个体的历史，普通读者往往对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感兴趣。张新颖指出，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说，“二十四史”里面没有普通人日常生活历史。那么，什么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历史？我们怎么样来写普通人日常生活历史？在张新颖眼中，日常器物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徐风的写作聚焦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器物，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很少被仔细凝视，《江南器物志》所讲述的，正是这个国家最多数人的生活历史，最漫长、最普通的，也是关乎日常劳作的历史。尽管像布老虎鞋、街边酒坊的酒瓶这类器物，既不能进入传统文物研究的视野，也很难被奉于博物馆，更不能登上拍卖场的舞台成为财富的符号，但它们与普通人的悲欢喜乐连在一起，凝聚了人的情感、劳动、智慧、创造、挫折、苦痛。

对江南的文学性、历史性书写自古有之，这逐渐让江南成为一个“文人化”、狭窄化的江南。而《江南器物志》中的“江南”不是文人的，它是民间的，是广大默默无闻老百姓的民间。它包含了老百姓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细小琐碎，却也惊天动地。这个“江南”才是生活的江南，才是中国人生活图景的本来面貌。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江南文化与生活日常的抢救性整理与阐释。

“器有骨骼，物有灵性。”通过《江南器物志》，程永新看到了徐风写作新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历史与我们当下生活之间的新关系。器物投射了人的情感、历史、审美和品质，也由此展现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活动、情感活动、审美活动——一块在江南版图上如邮票大小的“器隐镇”，是江南人生活方式的浓缩。这座古镇充满了亲和力，与大城市中人与人交往的陌生感不同。江南人即便在生意场上，也会流露出一种含蓄、艺术和审美；即便在最普通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中，也懂得“敬物惜福”的生活之道。

程永新说，器物的命运也就是人的命运，是人的灵魂的投射，徐风通过一个个器物把一段段历史呈现出来，又把世道人心展现出来。他写一张合欢桌，丈夫远行未归，合欢桌的一半就在家中被妻子藏起；多年后丈夫成立另外的家庭，合欢桌的一半也无可奈何地流散江湖——器物在江南生活中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半张桌子就把一个女人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也把她的心酸道尽，”徐风说，“我依稀感觉到有一个女子在朝我缓缓走来。有了这样一张桌子，有了它在江湖上辗转一百多年的意识和经历，我觉得这个‘女子’就在岁月深处看着我，我用文笔把‘她’写出来，使她与现实有一种勾连。”书中也写到一颗夜明珠，被安放在早逝的丈夫口中，寄托深情与念想，却在乱世中被掘墓人偷走；偷走夜明珠的正是家中的长工，女主人在乱世中历经沧桑，却最终淡然地宽宥了他们——器物既讲述生活历史，也传达世道人心、慈悲风华。器物，更塑造了人的样貌。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