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去理论的外壳，抛却概念的争锋，我们更希望和读者一起创造一种文本，使我们看见农家子弟身上的韧性和创造性，看见那些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创造性力量。”

——程猛、康永久：《“底层文化资本”的第二次诞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页58-68、87。

本期评议：陈映芳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正在成为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试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刊物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

通过搭建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每一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每周五，《新京报》B叠报纸“书评周刊”B08版摘选两篇论文，其后在新媒体上转载全文。此为第1期。第一篇论文的作者程猛、康永久推进了他们关于农家子弟何以取得学业成功的研究。他们在2016年提出“底层文化资本”解释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2018年，程猛出版了《“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对于该议题，学界有支持，也有批评（如认为误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缺乏反思性和批判性等）。在论文中，他们回顾了概念的诞生过程，也回应了争议。

以下内容，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授权全文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程猛 康永久

电影《念书的孩子》（2012）剧照。

《“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以下简称“物文”）自2016年发表以来，引发了教育社会学相关领域的讨论和批评。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孟列德”，学术因对话和批评而生光彩，理解和误解都各有其意义。九年来，已有多篇期刊学术论文或硕博论文引用这篇文章，亦有不少文章直接讨论“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不同研究者或持批判立场、或持赞同立场、或持不满意或不满足的看法，促成了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学术争鸣。本文立足于“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提出的初衷及其思考方向上的变化，尝试澄清一些可能的迷思和误读，进一步拓展相关议题的讨论空间，丰富“底层文化资本”可能的教育与社会意涵，为探讨跨越城乡边界的教育流动之旅中的个体能动性及其风险更添一把“柴火”。

明代仇英《村童闹学图》局部。

1.概念的初创

“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康永久教授收集自传的尝试密不可分。自2011年起，出于对学生的好奇，也是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康老师在其“教育学原理”课程中为本科新生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他们写自己的教育自传。尽管有自传的作者坦承，这是“不得不写的自传”，也有学生明确表达了被作为“小白鼠”的不满——如有同学就宣称：“布置作业的K先生不过是想收集资料，而我也只是想练一下打字速度而已。”——但这项要求引起的反响还是完全超乎了收集者的想象。有学生说：“教育自传这个东西有毒，一写就停不下来。”

2015年初，在康老师一次情不自禁的邀请下，我呆坐在电脑前，看这些生命凝结的文字在我眼前跳动，一种震颤从内心升起，无数的生命记忆像雪花一般飞来，让我有了勾勒出这些活生生的生命的本来面貌，揭示这些生活内在力量的模糊愿望。借由一次班级沙龙的机缘，在得到康老师和相关同学的许可后，我对46篇待出版的自传书稿进行了梳理（摘选者注：其中27篇经整理收录于近期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出乡关记》），聚焦的核心议题是农村出身的传主何以能够突破不利的阶层处境并最终进入精英大学。

《出乡关记》

编者：康永久余清臣

版本：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5年7月

这里关切的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教育与阶层流动，尤其是布尔迪厄所称的“文化再制与社会再制之间关系”。在教育社会学学科方向的学习过程中，布尔迪厄是在这一议题下绕不开的一位多产学者。怀揣着“沉默的愤怒”，布尔迪厄试图洞悉教育系统是如何制造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就是其最核心的概念工具之一。布尔迪厄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惯习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融入学校教育之中，而学校为了“保证文化资本的效益”，“淘汰距学校文化最远的那些阶级”，也就是缺乏中上阶层文化资本的底层子弟。就这样，“教育制度可以通过其自身逻辑的作用使特权永久化”。布尔迪厄的理论贡献在于，为了揭开社会再生产的“黑箱”，他在分析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维度，“通过把社会等级变成学术等级……教育制度就履行了一种合法化作用”，促成了现有社会秩序的永存。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作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法]J.C.帕斯隆

译者：邢克超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1年4月

布尔迪厄所创造的文化资本、惯习、场域等概念，均是围绕着由权力幻化的符号暴力是如何在再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而展开的。这里所谓“符号”，包括了口音、体态、饮食习惯、生活品位、欣赏高雅文化的次数等。在布尔迪厄看来，个人越是熟稔于这些“符号”，越是真正拥有文化资本。由于只把这些高雅文化符号看成资本，文化资本实质上就是文化或符号暴力，而学校（教育系统）则恰恰是实施这种文化暴力的主要机构。由此，布尔迪厄甚至做出这样的论断：“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这样，对于像布尔迪厄这样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取得高学业成就成了一个单纯的“文化移入”过程。而且在布尔迪厄看来，除了像他这样的社会学家，其他人似乎都难以逃脱“二律背反”的命运。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他就这样写道：“读者不应被公理化的努力给我的论证带来的某种专横的表象所误导。在研究过程中，文化资本概念最初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出现在我面前的。它可以通过将学业成就（即不同阶层和阶层细分群体的孩子在学术场域获得的特定收益）与各阶层和阶层细分群体之间的文化资本分布相连，来解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阶层细分群体的孩子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

这一论证依据的是对文化资本的一种标准理解，即基于实体性的思维来界定文化资本的内涵，并以此作为解释不同阶层学业成就的框架。布尔迪厄当然也从阶层再生产的角度来抽象地审视“文化资本”，从而将其理解为一种符号暴力。但这种暴力形式的文化资本经常又被他从一种客观的、外部性的视角来阐述。最终，布尔迪厄视野中的“文化资本”被划分为三种具体的形式：身体形态（embodied state），表现为心智和身体的长期性情；客观形态（objectified state），表现为文化产品（图片、书籍、字典、器乐、机器等）；制度形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表现为教育文凭等。但如果我们接受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文化是寻常的，在每一个社会和每一颗心灵之中”，从而将文化视为“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就会倾向于认可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文化，也都可能生发出有助于行动者在复杂场域“如鱼得水”的文化资本。这一思考方向是“底层文化资本”概念诞生的一个基础性逻辑。

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上的异议，我们开始想要深入当时准备结集出版的46篇自传所打开的那个世界，想要在其中找到寒门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进而可能实现阶层突破的密码。受卡西尔对“物理宇宙”和“符号宇宙”相关论述的启发，我们着手围绕“梦想、动力、钱、学习、成绩、恋爱、父母、优越感”等符号，开始探索这些词背后的意义世界。正是这些以生命体验凝成的意义如同丝线般编织成了“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实质内涵。研究发现，进入精英大学的底层子弟之所以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绝不只是弥补中上阶层文化资本的结果，而是创生出了一种独特类型的文化资本——底层文化资本，包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物文”中，我们不只强调了底层文化资本所具有的力量，也鲜明地指出了底层文化资本作为一柄“双刃剑”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底层文化资本能够衍生出极强的动力，但也经常伴随着极大的后坐力。道德化思维模式虽然有利于底层子弟心无旁骛、刻苦勤奋，但这种思维模式本身潜伏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在遭遇学业失败的时候，这种心理压力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排解，就会产生严重叛逆，不利于个人成长。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同样脆弱，如果短期内没有在学校取得较好成绩，那么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弟就会在学校找不到自我价值，很容易不再被视为“读书的料”，逐步脱离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逻辑，与高学业成就渐行渐远，甚至会衍生出反学校心性。因此，底层的文化资本很容易成为一柄双刃剑，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支持。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

作者：程猛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遗憾的是，在对底层文化资本的后续讨论中，研究者们很少提及我们对底层文化资本脆弱性的相关论证。由此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往往强调底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筹码”的一面，并批评“‘底层文化资本’的提出还带有不切实际的浪漫性”。另一个更为重要也更加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第二次诞生，因此也难以真正理解底层文化资本本身的社会性质。

2.文化生产视角下的“惊险一跃”

在“物文”写成后，我们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尽管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但这样一种特殊性质的文化资本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如何确定这样一种文化资本在已有学术脉络中的位置？文章并没有完全厘清楚。在后续的博士学位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中，我们被威利斯（Paul Willis）留下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吸引——“循规生”（Conformists）的文化生产问题。而当我们关注到这一问题时，意外发现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和威利斯所忽略的“循规生”的文化生产问题有着隐秘的联系。正是这样一种觉察，使我们得以重新论述底层文化资本的生产过程。也正是文化生产视角下所引发的对“‘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重构”，让“底层文化资本”从最初的概念尝试进一步向一种理论言说进发。不理解这一概念重构的过程，就很难理解它全部的社会意涵。

《学做工》

作者：[英] 保罗·威利斯

译者：秘舒 凌旻华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2年2月

在《学做工》一书中，威利斯对比了两类学生群体的学校生活——作为主角的“家伙们”（the lads）以及作为陪衬的“循规生”。家伙们抵制权威，抵制学校制度，贬低好学生，和老师对着干，不遵守学校官方时间表，到处找乐子，在自己的亚文化群体中制造意义。在威利斯看来，他们是“与现代性短兵相接”的“斗士”，在学校生活中展露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创造性，而非全然受到压制的“失败者”，或鲍尔斯、金蒂斯乃至布尔迪厄等再生产理论家笔下被动的木偶或者被压制、被欺骗的傀儡。他们创造的这样一种反学校文化，非常类似其父辈的工人阶级车间文化（shop floor culture）。他们之所以接继父业，不是直接受制于资本的匮乏抑或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而是基于独特洞察而生发的“自甘如此”和主动放弃。当然，这样一种文化生产最终导向了阶级的再生产，“家伙们”主动的文化生产和他们子承父业的结局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反讽，“反学校文化的胜利色彩在把工人阶级子弟送进紧闭的工厂大门时就戛然而止”。但威利斯并不把问题归结为这种文化生产本身，而是归结为各种结构性限制，如劳动分工、父权制（及与此相适应的性别分工）、种族分工和意识形态等。

电影《超脱》（Detachment，2011）剧照。

与对“家伙们”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不同，威利斯在书里对另一类学生群体——也就是循规生——着墨较少。循规生是那样一类乖乖学习的学生，被“家伙们”讥讽为“书呆子”“娘娘腔”“软耳朵”。作为一个参照群体，相比于常常有“惊人之作”的家伙们，循规者显得无趣得多，似乎只知服从，不知反抗，真的像是彻头彻尾的“书呆子”。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想，自己的学校生活经历更像他笔下的哪类学生呢？很明显，我似乎更像他笔下的循规者，相信多数读者亦是如此。但转念一想，他笔下的循规者“整天在那儿坐着，屁股直冒汗”，仿佛只知听从而全然没有洞察，不知反抗。这样一种对循规者的刻画，一旦代入我们自己，就觉得并不贴切，也有失公允。难道循规生就没有创造性吗？但在《学做工》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生产的研究也被引向了底层子弟中那些看起来更具反抗精神的违规生身上，选择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农民子弟或者农民工子女。

起初，我们决定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即将进入城市重点高中的农村初三学生身上。在对“读书的料”的文化生产的田野研究中，我们发现田野现场中的文化生产太难以捕捉，而漫长人生中的文化生产唯有叙事才可能管窥一二。这使我又一次回想起自己在康老师办公室桌前看自传的情景。经过与康老师的慎重沟通，并在获得传主们认可的情况下，研究的对象最终转向了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在方法上也转向了对农家子弟成长体验的叙事研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更清晰地认识到了三点：第一，循规生并非铁板一块，我关注的是子不承父业的农家子弟，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循规生；第二，不可能通过参与观察对农家子弟整个教育流动旅程中的文化生产进行整体性的深描，所叙之事同样内隐着一种富有自主性的文化生产过程；第三，我所要探测的是这样一种高学业成就的铸造机制及其暗面，或者说这样一种人生的文化意蕴。

电影《遥望南方的童年》（2007）剧照。

至此，调转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博一时所写的“物文”，就成了一件急迫的事。按照威利斯的理解，文化层面也有生产过程，即文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事感官上的实践，用象征性的原始资料生产出新的或者更新的事物，以满足有用的人类目的。“物文”本身也承认，“底层文化资本建基于底层的行动者个体的意义世界之上，以心灵与思维为依托，需要更动态的理解和把握”，“是内在于心灵的，不能让渡和交换，极易消退且高度依赖行动者的个体能动性，必须通过具体情境中的主动参与才可能化‘损’为‘益’”。可见，在“物文”中，我们已经隐约意识到底层文化资本不同于底层、农村或者农民固有的文化，是需要“在个体能动性的指导下开创”出来的。如何理解这个开创过程，这在“物文”中更没有明确回应。在博士论文中，真正将底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来理解，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惊险的跳跃”。

博士论文写到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这些农家子弟的创造性根植于学习过程中不断明晰的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秉信。只有洞察到陌生的学校教育中深藏的“先验的善意”，他们才可能和学校形成一种亲近的关系，生成一种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只有对家庭辛劳与父母牺牲有敏锐的道德感知，他们才可能生出对钱的敏感，才会疼惜父母并承受着有负担的爱，最终创生出一种道德化的思维模式。只有在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以及知识的内在价值的条件下，他们才可能完成先赋性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旦对社会体制和知识的价值失去信心，相信“读书无用”，他们就不可能去坚持向上攀爬。由此可见，农家子弟选择循规，乃是因为他们洞察到，在自身之外乃至之上，还有一个道统或规范领域。

说到底，阶层处境不是纯客观之物，它始终与行动者对外部世界的意向性洞察相关联。像“家伙们”那样洞察虚幻的群体命运，就只能在群体之中区分并固化“我们”与“他们”。“循规者”因为意识到自己不遵循学校制度和教师权威就只能从事父辈的工作，这才发奋图强，很多人还凭此成功“逆袭”。正是在这过程中，底层学生重建了自己的文化资本。威利斯也曾数次靠近了这一理论视野的大门，但最终还是转身而去：“可以肯定的是，学校里循规生的文化多多少少接近于那些理想的‘模范’学生的文化。尽管如此，我讨论的主要情况是，所有的社会能动者都通过不同方式亲手集体塑造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方式并不仅仅由外在因素决定，而具有‘文化形式’迷宫一般的复杂性”。

而在我们看来，“循规者”的创造性就像所有模范学生一样，基于他们对那样一种有序道德世界的崇信。这种对有序的尊崇表现为“家伙们”所不屑的“循规”，但表面的“循规”“勤奋”“苦学”背后潜藏着的，乃是基于底层生活实践和学校制度情境而生发出的意义结构和道德世界。因此，我们认为，“读书的料”作为中国情境下子不承父业的“第三类循规者”，在进行着一种通向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其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对这样一个道德世界的感知与信任，他们的学业成就也建基于一个与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道统相连的道德世界之上。他们并不依附于中上阶层的文化，而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原生家庭生活实践以及现实的学校制度情境，而进行着一种通往高学业成就的独特文化生产。这一生产过程带有原生家庭所属阶层文化的印记，却不是对“底层文化”的复制。而且虽然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看见、歆羡甚至内化了中上阶层文化的一些特质，但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对中产阶层文化的简单模仿，而是在自己生活境遇基础上的一个重新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他们的学习过程有着“家伙们”难以企及的投入、思考和批判性，他们的文化世界也因此别有洞天。

3.创造性视野下的“暗面”

当我们选择以“物文”为基础，将其扩充为博士论文的第三章“一种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时，这种跳跃就完成了第一步。我们认为，在“反学校文化”之外，中国农家子弟还存有一种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这种文化生产创生出的“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学校化的心性品质”作为一种“底层文化资本”支撑着农家子弟在学校生活中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可能性。言下之意，底层文化资本自身基于一个动态的文化生产过程。高学业成就的获得与其不利的阶层地位并非直接关联，而可能遵循“物或损之而益”的文化生产逻辑。这一逻辑是真实存在的，和结构性的制约、各种外部限制的力量同时存在。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对“道”运行规律的认识，无论是王朝盛衰的转化、强弱之间的此消彼长、财富积累上的“富不过三代”以及对“阴阳轮转”的理解，都渗透了这一哲学思考。不过，在《道德经》里，“故物，或损之而益”并没有说完，还有后半句“或益之而损”。如果说有助于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和向上流动的文化生产过程，使底层文化资本概念具有了一种诗情画意般的美感，那么这种美感背后隐匿的暗面将进一步彰显这一概念的真正意涵。

对于这种非预期后果或者说暗面的探索，最开始的启发来自熊和妮的博士论文《命运共同体：劳动阶层教育成功的家庭机制研究》。在那里，她着力探讨的是在这些底层的孩子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家庭究竟做了什么。核心观点是：“命运共同体”是家庭机制的核心纽带，是劳动阶层为摆脱体力劳动、实现经济翻身而形成的家庭团结，父母与子女在此为追求共同的家庭梦想而相依为命、相互理解、无私牺牲、承担相应代价。但事实上，虽然这些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实现了向上流动，他们和家庭结成的命运共同体并不稳固，充满着缝隙，甚至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我们经常把社会底层的向上流动说成“逆袭”，许多人也觉得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充满着励志色彩，但这可能只是故事的一面。

对“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更有力的拓展是在第四章“文化生产的暗面”。前面一章论述的是，这些农家子弟虽然没有先赋性的实体资本，但是他们有一种向上流动的原动力，包括他们和家人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结构，进而形塑了道德化思维和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第四章的论述则转向这样一种向上流动蕴含的诸多风险，在文中将它隐喻为“暗面”。暗面包括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复杂情感结构、“懂事”内隐的家庭内部的关系结构、文化上的异乡人之感、迈入大学之门后因长期片面发展而伴随的不自如。在通过教育不断向外扩展自己生命可能性的同时，农家子弟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很早懂事，领悟自己要自立、要懂事、要回馈。长此以往，很容易就和父母形成一种不相交的爱，会有一种疏离，和家人也会呈现出复杂的、爱恨交织的关系。这样一个攀爬教育阶梯的阶层跨越旅程会对个体的道德、情感和文化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会带来隐藏的道德风险，包括“疏离”的隐痛、“孝顺”的难题以及“做自己”的矛盾。农家子弟的文化生产之路说明，他们不只是可能创生出独特的、通往高学业成就的筹码，也使得底层文化资本具有了内在的理论复杂性。

尽管在“物文”中，我们也强调了底层文化资本经常伴随极大的“后坐力”和“心理压力”，甚至可能衍生出“反学校心性”，但直至在文化生产的视角下写下这些暗面，底层文化资本内在的复杂性才真正得以打开。在威利斯那里，唯有抵制才是一种文化生产。国内的很多研究者也想这样去看底层违规生有没有文化生产，有没有明显的抵制行动，以及这样一种抵制行动是否真的基于他们对社会经济结构、教育体制的洞察。但是在这里我们承认或强调，这样一些取得高学历成就、进入精英大学的“读书的料”，经历了一种复杂的文化生产过程。这种文化生产的原材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活生生的日常体验，包括爱、期待、牺牲和责任。在为《“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撰写的序言中，威利斯写道：“为了抓住在制度化情境中所有文化和经验层次上的蛛丝马迹，程猛在研究文化创造性方面开创了一条道路。他认为，文化创造性不能被概念化地幽禁在公然的违抗（transgression）行为之中。这将是一个在更为广阔的讨论范围中更新我‘文化生产’观念的根据。”

言下之意，不是只有反抗才具有创造性，循规的表面之下也有很多暗潮涌动的东西，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看到。无论是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洞察到的，循规生“并不是说他们支持老师，他们支持的是老师这个概念”，亦或是胡雪龙所指出，“尽管‘在场’意味着对教育权威的认同和服从，但是与主动的‘在场’相伴的还有对教育权威的洞察和解构”。而且事实上其实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一种循规，循规生的很多努力看似是循规，看似是服从学校制度，其实是服从和信任一种理性的、贤能主义的规则，但这种信任本身内隐着“生长出幻灭感”的风险。在对有序道德世界的崇信中，始终存在着无序、失序能量和关系的扰动，最终对他们自身乃至整个学校与社会带来复杂的影响。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Les choristes，2004）剧照。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最终意识到，底层文化资本不是自然之物，唯有在文化生产中才能呈现自身。通过将底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来理解，既突破了对文化生产主体（家伙们）的固有理解，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文化资本的均质化理解。这一突破，即是“底层文化资本”的第二次诞生，不仅使我们在底层发现了“文化资本”，而且揭示了“文化资本”本身的社会性质。同时，这也是一种将文化生产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相连的努力。通过对“读书的料”的研究，我们终于把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理论以一种未曾预料的方式连接起来。我还记得威利斯在南门外的“雕刻时光”的桌子上划了几道横线，他说，“这几条横线就是已有的理论，而我们要做的是竖着走，斜着走，超越、综合、连接而非模仿”。通过连接文化资本和文化生产，最终我们把以“读书的料”为主体的文化生产炼成了一柄不同于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生产理论的“双刃剑”——底层文化资本。那些“暗面”与“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也构成了一种辩证的关联，在拓宽文化生产理论意蕴的同时突破了对底层文化资本的惯常认识，为思考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生产理论之间的关联增添了一种可能。

4.对“底层文化资本”的误读

“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是从文化生产视角对文化资本理论的一种解读尝试。通过这一概念，我们认为文化资本不仅是实体性的类型，还有创生性的类型。借由文化生产生产出的文化实践，不仅有威利斯笔下的反学校文化，还有帮助个人在学校中取得学业成就的文化形式。但是，这一创生过程并非易事，更不是毫无阻力的。唯有理解底层“读书的料”从文化生产视角重新构造自身的过程，特别是其中的痛苦和困扰，才可能理解它全部的意涵。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物文”中所强调的“底层文化资本”的脆弱性，还是在专著《“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中所强调的“底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文化生产的观点，都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真正重视。由于“物文”是“读书的料”系列研究中最早撰写的，研究者常常基于这篇文章展开讨论和批评，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我们在一个连续过程中所强调的底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文化生产过程的暗面和风险，特别是回避了其脆弱性所映射出的结构性不平等。结果，大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一概念缺乏批判性和反思性，并生发出三个方面的主要“误读”。

第一种“误读”是将“底层文化资本”理解为农村文化，认为底层文化资本是继承农村文化的产物，如同中产阶层子弟对高雅文化的继承一般。基于这种解读，朱丽认为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企图通过赞美这种幻想出的传统乡土多元主义的生态来解决阶层不平等、城乡二元分化的问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朱丽也批评“有的学者主张以多元主义的态度对待底层文化，接受各阶层之间文化的差异，将各个阶层的文化都当作有价值的文化资本”。“当低阶层的学生凭借勤学苦读进入顶尖大学之后，他们却失望地发现自己除了做题以外什么也不会，苦闷而自卑地将自己称为‘小镇做题家’。在这样的社会情形下，还能称勤学苦读的品质是一种文化资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拓展性的文章中，朱镕君则讨论了底层文化资本生成的空间机制，即“底层文化资本是城乡社会空间二元化发展的产物”。

事实上，底层文化资本并非是从农村底层家庭或者说他们的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其诞生的关键是一种领悟和觉察，依赖于跨越城乡边界的特殊社会情境。在我们所论述的“底层文化资本”的三个方面之中，“先赋性动力”强调的是自我对社会结构的觉察，“道德化思维”强调对自我在家庭中的位置以及父母辛劳的领悟，而“学校化的心性品质”更是情境性的，既强调中国社会文化与底层文化相关联的特殊性质，也强调底层子弟在学校生活中的处境。这也就是说，底层文化资本与乡土文化有关，但并不是直接从乡土文化中延续而来。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底层子弟的父母并非就具备了这种文化资本，而这些底层子弟也很难将底层文化资本进行代际传递，反而可能引发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养育危机。将“底层文化资本”视为一种文化生产，看见这样一个文化生产过程的情境性、动态性和脆弱性，这是对布尔迪厄实体性的文化资本理论的一个重大修正，也有助于我们摆脱其中依然暗含的文化决定论倾向。

电影《念书的孩子》（2012）剧照。

常见的第二种误读，是认为我们将“底层文化资本”理解为一种无比强大的独特筹码，底层子弟自身可以凭此取得高学业成就。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成了众矢之的，即在最早的一篇争鸣文章中提出的“失败者指责”以及与此相连的“苦读”界限的讨论。杜亮和刘宇在《“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一文中就认为，仅仅从“底层文化资本”角度解读底层子女的社会流动是远远不够的，对少部分人的成功关注的过程可能伴随着对大多数“失败”经历的忽略，还可能陷入“失败者指责”的陷阱。与此类似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豆瓣上两位读者的批评：“重视基层学校教育过程的改进，远比鼓励他们‘今天你也要坚强’‘今天你也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要好得多”“对寒门贵子的强调，确实很容易导向一种重特例、轻结构的叙事，它是否是另一种成功学叙事呢？”

很显然，这类思考只注意到了底层文化资本与个人心性及成就相连的那一面，而忽视了我们一直强调的暗面和脆弱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公共支持系统的重要性的讨论。具体来说，底层文化资本能够衍生出极强的动力，但也经常伴随着极大的后坐力。这样，底层文化资本就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可能让人不断地处于焦虑、紧张和匮乏之中。先赋性动力会一直建构其内在发展的动力，但过度的使命感极容易造成过重的心理压力。道德化思维模式虽然有利于底层子弟心无旁骛、刻苦勤奋，但这种思维模式本身潜伏着极大的道德压力。在遭遇学业失败的时候，这种压力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排解，还会产生严重叛逆和失序，如同崩断了的琴弦，根本不利于个人成长。学校化的心性品质同样脆弱，如果短期内没有在学校取得较好成绩，获得教师的赏识与提携，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弟就会在学校找不到自我价值，与高学业成就渐行渐远，甚至会衍生出反学校心性。今天，在愈加严苛、强化学生学习时间投入的县域教育体系之中，教师教育热情受到诸多非教学事务和绩效考评压力的挤压，一些底层家庭的孩子感受到的不是鼓励、赏识，而是持续的无聊和深深的无意义感。因此，底层文化资本并非是将学业失败的底层子弟排除在外，而恰恰是能够将其容纳其中的，并向底层子弟置身其中的教育制度和具体情境中的教育者发出诘问。

但我们也没有因此赞同布尔迪厄的理论或平时常见的“寒门难出贵子”的文献，它们都是认为底层的、农村的孩子在文化资本上处于劣势。底层子弟尽管没有一种客观的文化资本、一种制度上的文化资本，但他们却能够生产出一种独特类型的，基于内心力量、基于个人意志的文化资本。他们的学习过程，不是借助学校的力量去弥补自己文化资本的不足，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他们独特的文化资本。这并非是对他们的文化资本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也不是要为底层家庭的文化资本“正名”，而是认可这样一种创造过程的存在，并试图真切地理解他们的生命体验。但说到底，这是一种动荡不安的文化资本，高度依赖于情境的性质，在此“成功者”得到礼物，也经常付出命运的代价。因此，“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不是一种浪漫的、妄图超越结构性制约的空想，而是隐藏着对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系以及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一种深刻批判。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中，我们就曾指出：“农村—城市这种长期不平衡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就是当代中国最不公正的制度情境，为不同的群体提供完全不同的教育。一部分人的发展已经从这种制度中获益，但这种制度让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体尝种种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刺激和苦痛，而被埋没的‘读书的料’却用一生背负了制度之重”。

第三种误读认为，即便我们强调了底层文化资本有其产生的社会土壤，高度依赖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体系，但对底层子弟创造性、文化生产和个体能动性的强调，在客观上依然有为结构性的不公脱罪之嫌。王丹等研究者的文章就认为，“先赋性困境或能激发出部分有利于农村学子获取文化资本的主观条件，但在资本积累的决定性条件——劳动时间上，不构成丝毫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激活个体，“这样的抗争逻辑是以肯定专断的文化等级和社会秩序为前提的，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阶级平等”。因此，“拒绝考察资本总量的影响，而夸大部分农村学子弥补时间劣势的能力，甚至将资本总量的匮乏（即逆境）错认为底层‘差别优势’的来源，所谓‘物或损之而益’，实际上是否认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现实”。

思考这一论断时，我们可以借助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做出的分析。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于清教徒生产和资本积累具有非凡的意义。帕森斯在其英译版序言中认可了韦伯这一核心意图，即：“对行动发挥了影响的不光是‘经济力量’，而且还有观念和价值观”。我们也认为，客观的“差别优势”当然有其重要性，但并非客观的资本差额决定了个人的命运，特定生活情境塑造的伦理和性情对行动的方向和可能性具有更高程度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不要企图在一朝一夕之间就改变整个世界的形貌，但只要有一个开放的公共支持体系，重视我们自身文化中对“贤能”“公道”的追求，底层子弟在教育中就可能从那些客观的文化资本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创造更多的教育奇迹。

一些研究者不愿意将“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纳入“文化资本”的范畴，而只是强调底层学生处于一个完全被社会结构压制的状态。在这种思路下，完善社会运行机制的导向经常就是彻底调转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只要这样，改革和完善社会的可能性空间就会急剧坍塌。按照这种思路继续推演，我们的公共教育系统的力量完全被否定，底层学生的力量也被否定，人跟人之间建立阶层之外连接的力量也会被否定。“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恰恰暴露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矛盾性。批评“底层文化资本”概念的文章大都倾向于强调，“打破文化的阶级偏见，让学校体制不再偏向于奖励优势阶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是平等地尊重和奖励不同群体的文化惯习”，也暗示学校体制是这一切文化奖惩的根源。而“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既不愿意将处境不利群体的挫折、失败归于他们自身，也不愿意将其归咎于学校教育，而是充分肯定二者之中的文化潜力，因而始终将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不是把它们想象为某种固定的文化实体。这是对个体创造性与生命能量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对某种特定阶层或地域文化的高歌。

5.从文本中所能获得的力量

文化生产视角下的“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教育流动经验对文化资本理论做出的一种本土教育社会学尝试。唯有理解“底层文化资本”概念论述过程中的转向，才可能理解它全部的可能意涵。“底层文化资本”概念并非要为“读书的料”这个群体正名（尽管最开始也有出于对文化资本概念的怀疑），而是从文化生产角度尝试对一种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生命体验提出一种文化解释，以求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当然，“底层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概念，起初甚至可以说它只是被当成一个过渡性概念，只想表达一种反抗、一种对已有理论解释的不满、一种尊重农家子弟过往历史、给予自身前行力量的勇气，这种勇气带有一种不自量力的抵制或者充满书生意气的英雄主义幻想。但是，当它从文化生产的角度重新建构自身之后，就超越了最初概念设想的局限，真正具有了一种理论想象力和一个概念所能够涵盖的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美]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译者：李康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强调，我们在运用社会的想象力时，最有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通过“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场跨越城乡边界的教育流动之旅的复杂性，更看到农家子弟内生的力量。它有时像是一种生命意志，相当于是一种生命的底色，有时又像是一种从外部透进的光亮。剥去理论的外壳，抛却概念的争锋，我们更希望和读者一起创造一种文本，使我们看见农家子弟身上的韧性和创造性，看见那些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创造性力量。

项飚的《从感觉出发》一文，也强调“从文本上获得力量”。他是这样说的：“最近奥特纳（Sherry Ortner）讲黑暗人类学，讲受难人类学，搞得大家都挺烦，包括我在内。你老写这些矿工、写他们的情绪如何苦难、然后写他们怎么样悲惨，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这些文本对他无用呢？他们悲惨，他们自己当然是知道的，因此不可能从这样的文本里获得力量。所以它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人类学家‘大谈主体性，却无法对话主体性’……工人不希望你向他讲他的苦难，因为他要光亮，要对他自己的生活世界有一个新的分析，要有一束光照到他自己的田园里，让田园变得生机勃勃。所以‘从感觉出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感觉和社会的总体感觉有一种契合，你不仅是要讲这个社会、关于社会，而且你要可以对这个社会直接讲，这个是有机性的一个意思。”这段话非常精彩，涉及理论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这一核心问题。

农家子弟也需要光亮，需要对自己的生活世界有新的分析，需要从文本中获得力量，需要彰显他们自身的创造性。这里的创造性是指能够在沟通不同文化世界之后，重建一个更加整全的自我。以“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为线索叙述出的独特生命历程所能给予读者的，就在于一种对自我的珍视，一种不愿被放逐、不甘于自我放逐的秉性。这样一种让我们看见自己力量的文本，让我们不再被自己底层的客观经济条件所纠缠，甚至不再被自己情绪的暗面所纠缠，而是为自己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所感染，最终与过去的自己告别。之所以能创造出和读者之间的特殊情感连结、激发研究者的理论想象，归根结底是由于底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动态衍生的资本，其基石是对个体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承认，并试图在理论层面阐明这种创造性与社会结构和制度情境之间的关联。

怀特（Michael White）和爱普斯顿（David Epston）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主流的故事充满了问题，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写出解放个人和集体的故事？”相比于布尔迪厄，威利斯创造性的、“带着醉了酒一样的能量”的文化生产理论，更接近一种“赋能”的路径。而“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不仅肯定行动者主体的创造性，而且从贴近生命经验的地面出发，自下而上地理解“改变自己的世界”是如何可能的。由“物或损之而益”的东方思维生发出的这一“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不符合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原意，但却以一种教育社会学的视角为我们思考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复杂关联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带有中国本土气质的思路。它“搅乱”了从实体性的文化资本解释阶层再生产的理论秩序，但因为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其价值也就在这里。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写道：“真实的字词（word）同时也是一种实践（反思、行动）。因此，说出一个真实的字词，就意味着改造世界。”“底层文化资本”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词”。

【文献出处】程猛、康永久：《“底层文化资本”的第二次诞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页58-68、87。

本期评议/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新宇(清华大学法学院)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