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基孔肯雅热在南方城市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人蚊大战”,普通人较少注意到,这已是蚊媒疾病中相对温和的一种。
时至今日,地球上每分钟都有人因疟疾而死。小小的蚊子,危害大过猛兽——有研究显示,它们是人类史上最致命的动物,可传播80多种传染病,每年夺走约70万人的生命。每年8月20日是世界蚊子日,设立这个日子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蚊媒传染病的防控意识。
基孔肯雅热的暴发有其地理社会特征,也有不可忽视的气候因素,而后者正催动着诸多蚊媒传染病“扩大疆域”。专家指出,未来蚊媒防控形势或将更加严峻,人类难以完全消灭蚊子,需要通过新的策略和手段,找到可持续的共存之道。
不止基孔肯雅热
仍在广东蔓延的“基孔热”,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本土基孔肯雅热疫情,截至8月16日,广东省内的累计报告病例已达到近万例。近日,广西南宁也发现了病例,意味着疫情范围还在扩大。
此前,我国发生过4起基孔肯雅热境外输入继发本地病例,包括2起聚集性病例,但规模并不大。广东疾控、云南省地方病防制所团队发表的数据显示,两次疫情的病例仅为282人和170人。因其小众,许多人对基孔肯雅热闻所未闻。
7月25日,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的护士为基孔肯雅热患者整理床铺蚊帐。 新华社记者 肖恩楠 摄
疫情令基孔肯雅热逐渐为人熟知,但对于蚊媒传染病,普通人依然所知不多。
翻开人类史,小小的蚊子,危害大过猛兽。它们是最致命的动物,可传播80多种传染病,根据世卫组织2023年的报告,主要蚊媒传染病的疾病负担约占全球传染病的疾病负担的17%,每年夺走约70万人的生命。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黄存瑞长期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他介绍,我国白纹伊蚊分布广泛、人群普遍缺乏免疫力、国际商贸频繁,令“基孔热”容易形成较大规模的本地传播,除此之外,气候因素也不容忽视。今夏广东等地持续高温和充沛降水,创造了极其有利于蚊虫(尤其是白纹伊蚊)滋生和病毒复制的环境,令蚊虫密度显著升高,病毒在蚊体内外潜伏期缩短、复制效率提高。从更大背景看,全球变暖导致我国南方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更加频发,形成大量的临时积水点,为蚊虫提供了更多滋生地。
如果翻阅足够多的官方信息,可以发现两个细节:早在公布基孔肯雅热疫情前,顺德当地政府已在网上呼吁居民灭蚊、清积水、防叮咬,目的是防控登革热;自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以来,广东尚未报告一例重症或死亡病例。前者暗示南方城市受蚊媒疾病困扰,并不单是基孔肯雅热;后者验证了基孔肯雅热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蚊媒传染病。
记者统计了广东2024年官方发布的数据,发现当地去年至少确诊16000例登革热,超过今年“基孔热”病例数。同为“受忽视的热带病”,登革热的知晓率要高一些,它的无症状比例比“基孔热”更高,但重症病例病死率可达20%,累计发病数也更多。据中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媒介生物控制室的数据,2005年—2020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12701例输入性登革热病例,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81648例本地病例。
从致病性来看,同为蚊媒传染病的疟疾显得更加可怕,病例规模也更加庞大。疟疾俗称“打摆子”,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严重的可致死。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约4.5亿人口中,超过3.5亿人受疟疾威胁。20世纪40年代,每年报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新生代的“基孔热”、登革热与其不是一个量级。2021年,我国获得消除疟疾认证,但疟疾没有完全绝迹,随着人口流动,不少省份依旧存在输入病例。2022年,深圳就发现一起聚集性疫情;2020年—2023年,云南省共报告疟疾病例828例。在全球,疟疾仍威胁着数以十亿计人口的生命,时至今日,每分钟仍有一个孩子因疟疾而死。
“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后全球人口流动的放开,可能令将来蚊媒防控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邢萍说。
蚊媒传染病出现扩张趋势
蚊媒传染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黄存瑞告诉记者,“随着全球变暖等环境因素变化,我国蚊媒传染病出现了地理范围扩张的现象。”
蚊子在媒介传染病的传播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活动区域与种群密度,也直接影响疫情发生和扩散的风险。
黄存瑞介绍,温度是限制媒介蚊种分布的关键因素,冬季持续的严寒能有效杀死越冬蚊或虫卵,是向高纬度地区扩张的硬性限制,但随着全球变暖,限制线开始移动,原本冬季寒冷抑制蚊虫的地区变得适宜其生存和越冬,由于蚊子的迁徙,潜在新病种风险区也随之变化。
以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的主要媒介伊蚊为例,近年来,媒介伊蚊在我国持续向北、向西扩展,导致原本主要在华南流行的登革热,近年来在华东(如江浙沪)、华中(如河南、湖北)、西南(如云南)部分地区出现本地暴发,且发生频率和范围有增加趋势。
与此同时,气温升高导致蚊虫活动季节开始更早、结束更晚,每年潜在的传播窗口期延长,高温加速病毒在蚊体内的复制,缩短外潜伏期,理论上提高了传播效率。
“从疾病类型上来看,登革热仍然是主要威胁,但次要蚊媒病威胁正在上升,‘基孔热’等以往关注度较低或输入为主的蚊媒病,因气候变化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本地传播条件,其潜在威胁显著增加了。”黄存瑞说。
广东佛山禅城泷景社区,宣传横幅上写着“预防基孔肯雅热,防蚊灭蚊是关键”。图/IC photo
人员的流动,也使得疾病更易于跨过国境线。
全球流行的主要蚊媒传染病有两类,一类由传播循环为“人—蚊—人”的人源性病原体引起,包括疟疾、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黄热病等,主要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另一类由传播循环为“蚊—动物—蚊—人”等动物源性病原体引起,包括日本脑炎、西尼罗病毒感染、东方马脑炎、西方马脑炎等,流行地区不一。
中疾控团队在一篇论文中提及,人源性病原体引起的蚊媒传染病的地理范围,随着人员流动、城市化、气候变化、病原体对媒介的适应性突变,以及蚊媒种群不受控制的扩张而不断扩大,一些地方性流行的蚊媒传染病不断被输入到非流行地区。2014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境外劳务输入人数都在50万以上,这些人员主要从事建筑、采矿和伐木等劳务工作,大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及一些矿区和林区,容易感染蚊媒传染病。
该团队认为,云南、广西、广东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对外贸易活跃,人员交流和出境务工便捷,是登革热输入和流行的高风险区;基孔肯雅热尚未形成地方性流行,人群普遍易感,暴发本地疫情的风险较高;疟疾在全球多个大洲流行,输入风险高。
“东南亚等流行区频繁输入病例,叠加本地蚊媒高密度,让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存在从输入性传染病转为地方性流行病的风险。”中疾控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起勇表示。
在非洲,蚊媒传染病的扩张趋势也出现了新变化。
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nya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KEMRI)首席研究员达玛瑞斯·马托克(Damaris Matoke)告诉记者,他们发现肯尼亚北部区域,原先没有疟疾流行的沙漠地区,近年来也发生了疟疾。“是气候变化、人类迁移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她说,“人类对蚊子的了解远远不够。”
与蚊缠斗需要新策略新手段
“基孔热”爆发后,广东开始了一场“灭蚊大战”。当地政府反复呼吁民众清积水、灭蚊防蚊;民兵、消防员扛起喷雾器,钻进楼道参与消杀蚊子;佛山点上了“赛博”蚊香,高楼大厦外立面“电蚊香,挂蚊帐”的宣传语垂直滚动播放,视觉效果颇为特别,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
干掉了蚊子,就遏制了疫情的传播,逻辑简单干脆,但现实情况较为复杂。一位老家在广东的市民告诉记者,南方小城市有很多自建房,人们喜欢在院子里摆放瓶瓶罐罐,种花、种菜、养鱼,生活环境中充满了小型水体,加上多雨潮湿的气候,这些水体不像在干燥的北方那么容易蒸发,为蚊子营造了适宜的繁殖场景,“今天清了积水,明天下场雨,后天刮个台风,又变得湿答答的。”
化学消杀手段显得更为利落,但也出现了关于生态环境的担忧。邢萍说,突发情况下传染病防控优先,只要确保人和环境的基本安全,对局部区域的合理消杀,不会影响大环境的生态。更令人担忧的反而是抗药的问题。
7月25日,工作人员在佛山市顺德区庄头村喷药消杀蚊虫。 新华社记者 肖恩楠 摄
“我们现在的杀虫药物,其实依然还是几十年以前的。经过了这么多年不断地使用,剂量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其实大多蚊子对这些杀虫剂都存在抗药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型药物的研发迫在眉睫。”邢萍介绍,该团队学习青蒿素发现的先例,正在从中草药中寻找杀灭蚊子的有效成分,目前在国内完成了174个化合物的活性测试,找到6个有比较高活性的化合物,其中5个与现有的杀虫剂完全不同。但这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农药研发除了考虑有效性、对人体的安全性,还要考虑对环境的安全性,研发周期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与此同时,蚊子通过改变自身习性,使得传统策略的杀伤力降低了。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陈晓光举例,过去认为,疟疾的传播媒介按蚊基本属于家栖型,在室内吸血、室内栖息,可以通过使用长效的药浸蚊帐、在墙上涂抹杀虫剂将其杀灭,但近年来,按蚊闻到室内杀虫剂的味道后开始跑到室外吸血和栖息,而户外疟疾媒介控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缺乏能够对室外疟疾蚊媒高效诱捕,并能实时监测和检测的技术和装置。对此,该团队研制名为“黑箱”的监测装置,以实现对常见的媒介蚊虫如伊蚊、库蚊、按蚊的诱捕。
“完全消除登革热、‘基孔热’这样的蚊媒病毒病极其困难,因为媒介难以根除,部分病种存在动物宿主,还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可成为隐匿传染源……人类社会与蚊媒传染病较为理想的相处模式是,在承认无法完全消灭媒介的基础上,将疾病负担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黄存瑞表示。
而这需要新的策略和手段。
黄存瑞提到,在社区动员时,可利用数字化工具如APP、小程序等进行滋生地报告、积分激励、精准推送宣教信息,将“无蚊社区”建设纳入卫生城市、健康城市考核。在监测中,可融合实时气象数据(温湿度、降水)、遥感数据(地表水体、植被)、媒介监测数据(诱蚊灯、诱卵器)、病例报告数据、社交媒体信息等,提高精准性和前瞻性,利用AI和机器学习,建立更准确的蚊媒密度和疾病暴发风险预测模型。在受蚊媒疾病困扰较深的地区,可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和能力建设,如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的蚊媒传染病监测防控协作机制等。
他还提到,未来还应当将气候变化预测纳入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规划和资源分配中,如排水系统改善、绿地规划减少积水,控制蚊媒在城市中的繁衍。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磊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