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坚  供图/大英博物馆

影响非凡的古代民族集团 

凯尔特人是古代欧洲历史上若干基于文化共性而生成的松散族群，属于古代型民族集团，它的各支系分别参与了后世欧洲许多民族的形成过程。考古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的相关资料表明，他们曾相继活跃并逐渐散布于中欧、西欧、南欧及小亚细亚等地，是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圈相对应的、并存的原始文明之一，这一古代民族集团与古希腊罗马人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各民族的祖先。

在远古的欧洲，与希腊罗马文明圈相对应，并存着一个幅员广袤而晦暗不明的蛮族世界。由于其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以外，素不为人关注，但却是欧洲古代历史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其间固然族系庞杂、错落纷繁，但并非无迹可寻，从散见的文献片断里，仍可约略辨识出若干基于文化共性而生成的人群族团的轮廓。这些族群与古代希腊罗马人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各民族的祖先。

因而，拂除沉积在蛮族世界之上的历史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也就成为我们研究此后欧洲民族演进和历史发展过程时不能回避或忽视的一个重要前提。

凯尔特人（Celts）便是当时蛮族世界中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影响非凡的古代民族集团。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起，直至公元前1世纪末，凯尔特人曾相继活跃并逐渐散布于中欧、西欧、南欧乃至小亚细亚等地。其存续时间之久、跨越地域之广、历史影响之深，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凯尔特集团各支系分别参与了后世欧洲不少民族的形成过程。

“凯尔特人” (Celt) 的 得 名

国外学术界对此所作定义，尚有歧异。有人明确称之为一民族集团；也有人认为,它谈不上是一个种族或部落集团，而是一个语言集团或一种语言。

“凯尔特人”一词除了前示英文形式外，在现代西方语言中尚有以下表达形式：法文作Celte，德文作Kelte，意文作Celti，西、葡文作Celta。其词干相似，同源于希腊文的Kελται或Kελτoι(拉丁形式为keltoi)和拉丁文Celtae。有人猜测，“凯尔特人”(Celt)的得名，可能与一种类似斧、锛的史前砍凿工具celt或selt有关，因为他们十分擅长手工技艺和金属制作，使用那种古老的工具或已成为他们有别于其他族群的象征和标志。

凯尔特人长期生活在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缺乏文字，有关自身历史的记述，除其部落制度下世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奇和近现代陆续出土的考古发掘材料之外，主要仍仰赖于希腊罗马学者留下的作品。这意味着，对凯尔特人的了解首先不是来自凯尔特人的自述，而是他人的叙述。

自公元前6世纪晚期起，凯尔特人最先被希腊地理学家视作居住在马萨利亚（今法国马赛）以北地区的一个主要蛮族。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问世。在这部最早的西方史著中，希罗多德将凯尔特人描述为居住于伊斯特河（今多瑙河）源头附近的、或“海拉克列斯柱之外”“欧洲最西端的居民”。考虑到当时希腊人地理知识水平的局限，以及凯尔特人分布地域相当广泛这一事实，希罗多德的记载仍不失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稍后的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埃福罗斯，则在他卷帙浩繁的世界通史中，将凯尔特人描绘作居住于希腊人所在的那个世界四边的四大蛮族之一，与斯基泰人、印度人、埃塞俄比亚人并列。此后，随着凯尔特人与地中海文明世界交往日多和希腊罗马人对他们认识的增进，古典作家作品中的有关记述也就愈见频密。

公元前3世纪以来，古典作家逐渐采用“高卢人”（Galli）和“加拉太人”（Galatae）的称谓。有时，这类名称和“凯尔特人”一词是不加区分地并行使用着。一般将分布在今法国、比利时境内，德国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统称为高卢人，而将流徙小亚细亚一带的称加拉太人或加拉提亚人，此外，今英格兰境内的凯尔特人还有“不列颠人”（Britons / Brythons）之名，在波希米亚又作“波伊人”（Boii），如此等等。

凯尔特人不同历史阶段的活动范围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渐次缩减的变动过程。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地域扩张达于极点，他们广布于西起爱尔兰、不列颠，东抵喀尔巴阡山脉、波希米亚，西南至伊比利亚半岛，东南远达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辽阔区域内。而后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和扩张，以及日耳曼部落大规模迁移所形成的北向和西向压力，凯尔特人在欧洲一度称雄的地位逐渐丧失，影响渐衰。

据认为，曾经流行于西欧、中欧青铜时代早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初）,似乎多少同凯尔特人的祖先有关。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以在其遗址墓葬中觅得与众不同的钟形陶杯和用于作战的穿孔石斧一类随葬品而得名。

乌涅蒂采文化（约公元前17世纪〜约公元前14世纪）遍布于由斯洛伐克西部边界，经摩拉维亚和捷克中部、西北部，至德国中部的广大地区。捷克克鲁什纳山区蕴藏着中欧最丰富的锡矿，加之当地或附近地区露天开采的铜，便为发展青铜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乌涅蒂采文化所处的中心位置，使他们通过输出青铜器具，换回了爱尔兰的金、康沃尔的锡、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和毛皮。

尔后出现的青铜时代晚期的瓮棺文化（约公元前13世纪〜约公元前8世纪），被称作一股“哺育凯尔特社会降生的最新文化潮流”。它萌发于中欧东部和意大利北部，随后渐次传播至西欧、北欧甚至东欧的乌克兰一带。该文化得名于作为其文化表征的独特葬俗，即将死者遗体焚化后的骨灰盛入陶瓮，埋于集体群葬的墓地。“瓮棺文化人以他们的自负、在享受饮食方面的乐趣，以及在武器和首饰制作技艺方面的早熟性，预示着他们凯尔特后裔们的诸多特性。他们居住的欧洲也成为不久之后凯尔特人出没的地方”。

一般相信，凯尔特人的活动直接推动了欧洲铁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主要以哈尔施塔特文化和拉登文化为典型代表。

哈尔施塔特文化（约公元前1100年〜约公元前450年），以今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哈尔施塔特村遗址而得名，这一文化被确认为凯尔特铁器文化的第一阶段。其年代跨度颇大，分布范围也遍及今德、奥、南、波、法等国。这一时期墓葬中还发现许多希腊工艺品，可见当时凯尔特人与希腊文明世界间已有贸易交往。

拉登文化（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公元前1世纪末），则被称为凯尔特铁器文化的第二阶段，得名于今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拉登遗址。该文化直接承袭了哈尔施塔特文化，同时也分别受到来自希腊人、伊特拉斯坎人和罗马人的影响，与各地土著之间发生了文化交融，由此而形成自己典型的文化风格。

凯尔特人长于驾车和骑马，他们中的一支还将穿裤之俗引入西欧。库恩据此提出，应注意东欧草原文化曾带给他们的某些影响。这是由于活跃在黑海北岸一带游牧的斯基泰人，其文化在东欧的全盛期恰与凯尔特人在西方的活动处在同一个平行的时期。拉登时代凯尔特人装饰艺术中大量出现的奔放怪异的动物形象，显然也有着斯基泰文化风格的某些特点。

由于凯尔特人在欧洲处在一个适当的地理位置，亦即“各种影响交融汇合的必经之地”，他们同周围的其他民族集团，如日耳曼人、伊利里亚人、利古里亚人、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也就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和交往，通过这种持续的交往，凯尔特人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己，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

凯 尔 特 人 的 体 貌 特 征 

在古典作家笔下，凯尔特人往往被描述为身材魁伟、肌肤白皙、金发碧眼的壮汉，俨然一副欧罗巴人种诺迪克（北方）类型的典型形象。这样的体貌特征与同属南欧地中海类型，身材相对矮小、肤色略暗、发色眼色较深的大部分希腊罗马人，极易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引起他们的惊讶和关注是很自然的。恺撒就曾提到，罗马人远征高卢时，以其身材相对矮小而受到高卢人的轻视。

但如前所述，凯尔特人在古代欧洲的分布地域极广，又同周边一些族群交往频仍，甚至可能存有某些亲缘关系，如果仅凭古典作家的片断记述而对凯尔特人的种族背景作此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认定，则似乎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也有违事实。

况且，关于其金发碧眼、高大身材的一般印象，“或许首先是指的罗马人主要接触的上层人士”。瑟诺博斯也指出，这些有着显眼的北方种族体貌特征而又酷嗜争斗的凯尔特人，大概属于铁器时代就迁入高卢的统治阶层成员，身份类同贵族武士。而更多的则是自青铜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就长期居此、世代农耕为生的本地农民或无名族群的后裔，其体貌方面不是阿尔卑斯类型，就是地中海类型。这些身处下层的土著居民，后来可能接受了上层社会带给他们的凯尔特语。

实际上，凯尔特人的确切成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库恩称之为“整个欧洲史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除古典作家所接触过的、令其印象深刻的典型诺迪克类型外，由考古材料所见，凯尔特人中也还存在着具有别种体貌特征的类型。从发掘的早期人类头盖骨的分类来看，与凯尔特人活动区域相关的其实便不止一种类型。

总体上说来，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并不是完全单一的，种族背景应属一混合型集团，这表明其族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凯尔特人的先祖既包含了某些中欧诺迪克类型的长头型人，他们大概是由几种地中海亚型在不同时期相继混合而成的，同时也包含着来自今德国西南部一带的短头型人，这是由青铜时代早期进入当地的迪纳里克类型与较早的中石器时代起源的圆头型人混合起来的。很可能就是在一些带有地域性色彩的不同族系成员彼此相融的基础上，形成了凯尔特人这样一种古代民族集团。

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

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毗邻而居，存在着颇为密切的边邻关系，由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均可见知。其中，部分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尤其不同一般，从语言形式，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和武器类型，有时几乎难分轩轾，令人困惑，甚至连恺撒、斯特拉博、波塞多尼乌斯、西塞罗等人，也常常会将两者混同为一。特别对于高卢北部比利其人（Belgae）的身份，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该集团内的阿杜亚都契人（Aduatuci）、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康德鲁西人（Condrusi）、帕埃曼尼人（Paemani）、特雷维里人（Treviri）及内尔维人（Nervii）等部，均自称起源于日耳曼人，或被有些学者视为日耳曼人或半日耳曼人。

然而实际上更可能是，比利其人诸部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确曾融入过一定数量的日耳曼人或其后裔的成分，比利其人也许在族源方面部分地同日耳曼人存有某种联系，或接受过一些日耳曼人的影响，不过基本属性仍不失为高卢人。由于这种关系，比利其人的体貌特征即便和南方的高卢人或别地的其他凯尔特系族团存在某种差别，也是不难理解的。

其实，民族集团的形成，无论古代型还是现代型，其族源可能都是较为复杂的，所谓纯粹性恐怕只是相对而言，难免受到“隔绝程度、种族混血、杂交群团的构成，以及参与杂交的群团成分的数量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所以，作为一个分布地域广袤的古代民族集团，凯尔特人各分支间存在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差异，也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迄今仍可见到遗痕：同为古凯尔特人后裔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相比，身高、白肤、金发者颇多，而后者则身矮、体壮、肤略黝黑。

当然，反过来也不能因凯尔特人之中存有此类差异性而否认其在历史上仍为一个基于相当多共性的古代族群。那么，什么是维系凯尔特人为一体的共性特征呢？

这其中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农牧业经济生活，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神话、风俗习惯、艺术旨趣、性格气质，以及在同其他族群的交往和后来反抗罗马的大起义中生发出的自我认同心理。

凯尔特人曾被归结为一个语言集团

如前所述，凯尔特人曾被归结为一个语言集团，语言因素在集聚这个族群的过程中的确有着难以忽视的作用。就语言渊源关系而论，在远古印欧语言中，“凯尔特诸语言同操意大利语的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约存在过一个彼此尚未分离的“共同”时期，其特殊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词尾变化和动词系统的某些细节上。

据推测，凯尔特语“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分离的时期，必然与讲意大利语居民的祖先迁赴意大利的时间一样古远，因而也肯定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随着原始印欧母语的分化，凯尔特语的音变逐渐完成。在丹麦语言学家H·裴特生看来，凯尔特语同意大利语的分衍，时间上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2000年。

凯尔特语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两大支系。大陆凯尔特语即高卢人和加拉提亚人的语言，今已不存；海岛凯尔特语则指尚存于今不列颠诸岛及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语言。

海岛凯尔特语依照语音差异又分衍为P、Q两个系统。P凯尔特语通称布立吞语，一般倾向于将它同那些拉登文化时期侵入不列颠的居民相联系，亦即古不列颠语。随着日后不列颠大部分地区被盎格鲁－撒克逊化，加之部分居民渡海内迁高卢沿岸，这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仅存于该岛西南部及法国布列塔尼一带，形成今威尔士语、康沃尔语（亦作科尼什语）和布列塔尼语。Q凯尔特语，又称戈伊德尔语，即古爱尔兰人的语言。后来陆续演化成为今爱尔兰语、曼克斯语、苏格兰盖尔语。

在一定意义上，“凯尔特语言实际上是有关凯尔特人共同来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从16世纪起，欧洲学者便开始就此问题展开研究。苏格兰学者乔治·布坎南通过研读古典文献，首次将活跃在古代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跟爱尔兰人、古不列颠人，包括苏格兰人联系起来。一个世纪以后，威尔士语言学家爱德华·鲁伊德在编纂一本比较语言学著作时，发现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有着共同的词根，他借用布坎南的术语，统称之为“凯尔特语”。此后，这一名称不但用于语言方面，而且也包含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文化方面。

德 鲁 伊 德 宗 教 

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以德鲁伊德教而著称于史。其名得自于在凯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的祭司阶层“德鲁伊德”（Druid）。凯尔特社会内部通常划作德鲁伊德、军事贵族（Flaith,意为“力量”）和作为普通平民的牧牛者（Bóairig，意为“拥有牛群的自由人”）三个阶层。

“德鲁伊德”一名源于dru，意为“槲树”，亦即橡树。凯尔特人如同其他古代欧洲人一样，有崇敬高大橡树、尊其为圣树的风俗，在他们看来，橡树不啻为天神的神像，并将附生于橡树枝干上的槲寄生也视作神圣之物。那是因为橡树在森林里往往最易遭受雷击（其木质似比别种树木更易传电），而雷电则被视为源自上天之迹，被雷电烧焦的橡树由此遂同天神联系了起来。

普林尼提到，德鲁伊德相信橡树是降自上天或由天神亲自选定的，而攀附于树身的槲寄生则可能是雷电发出并“留下的可见的信物”，以致在后来的欧洲一些地方仍有将槲寄生称作“雷电笤帚”的习惯。

德鲁伊德教义的核心是灵魂转世说，主张人死后灵魂不灭，由一躯体转投另一躯体。所以，凡有人病危，或在战争中面临生命危险时，即由德鲁伊德主持为其献人祭。在他们看来，人祭“是最好的，也是神最满意的贡奉”。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俯允所请”。有时，人祭的目的可能也与为使土地获取更大的增产力相联系。其作法一般是将活人置于人形柳条笼内燔烧。被献祭者多为罪犯，也有用无辜者或战俘的。

有关凯尔特人宗教中采用人祭的记述，除恺撒以外，古典作家波塞多尼奥斯、斯特拉博和狄奥多罗斯的著述中也有这方面的材料。据庞蓬尼·梅拉说，这种残酷的风俗至其所在的时代，亦即公元1世纪时可能已近消失，仅保留其形迹，祭祀时已不再杀人，而是代之以奉献指定的祭品了。但是，这种古老的人祭仪式的遗风，直至19世纪时，仍以民间节庆活动的形式残留在部分西欧国家的社会生活中。

性 格 气 质 诸 特 征 

凯尔特神话一如其宗教，也颇具特色，源远流长，至少起源于他们早先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中欧内陆之时。此后历经种种演化，迄罗马征服前，凯尔特神话的发展在欧洲大陆已趋相对稳定，但在不列颠诸岛则稍显迟滞。

其神话与宗教融汇交织，同样以观念形式曲折地映现了凯尔特人的性格、旨趣和社会生活诸特征。譬如，凯尔特人长于狩猎，便有形似野猪、鹿、熊之神，像莫库斯、塞尔农诺斯等；注重农耕畜牧，则有田野守护之神和上述畜牧之神。再如，凯尔特人性情犷悍、好勇斗狠，这不仅导致了一系列战神形象的萌生，诸如贝拉图卡德罗斯、卡图里克斯、科齐迪乌斯、贝利萨玛及贝莱努斯等，而且其神话传奇里也往往营造出一些爱好自吹自擂、充斥豪侠之气的鲁莽硬汉的艺术形象。

古代作家对凯尔特人的性情气质曾有不少生动的文字描述。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提到凯尔特人沉溺于饮酒，到了“不加掺兑地饮用”的地步。斯特拉博形容他们“整个种族都狂热地喜好战争，勇武自信，敏于作战。当他们受到煽动时，会相当直率而不加深思熟虑便召集人马去战斗，以至于很容易受到那些图谋哄骗他们的人的操纵”。

斯特拉博还述及好战的凯尔特人仍保有某些类似猎头民族的蛮悍风习，“战斗之后，他们把杀死的敌人的头颅挂在马脖子上，像战利品一样带回来钉在家门口⋯⋯他们把显赫人物的首级保存在香柏油里，并且骄傲地向外人炫耀，即使有人付重金，也不肯出售。”在一些钱币刻印的图案上，人们曾见有凯尔特战士手提被杀敌人首级、骑兵在战马胸前挂有一个人头之类的形象。

希腊化时期帕加蒙的艺术家曾给后人留下过两尊艺术史上颇具盛名的有关凯尔特人形象的雕塑作品：《垂死的高卢人》和《杀妻后自杀的高卢人》。它们在有关高卢人种族体貌特征的刻画方面相当写实、逼真，据说特别“精确地表达了高卢人的人种的类型，脸部鲜明的特征”，同时,作品所表现的高卢人战败时的悲壮形象，实际上也突出地展示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个性和时代习尚：悍勇刚烈，宁死不屈，为了不致沦入胜利者之手为奴而宁愿杀身成仁，将个人尊严置于生命之上。至于杀妻，则流露出当时社会男性家长对家人拥有生杀之权的原始风貌，也同恺撒的有关记载相一致。

凯 尔 特 社 会 的 统 一 性 

米盖尔曾经提到过一种可与罗马相比的“凯尔特社会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大致同语言方面的同源，艺术和技术、习俗和社会结构的趋于协调联系在一起。凯尔特人社会尽管尚未出现国家组织、还缺乏政治上的统一，但事实上已存在一种文化上、心理上的统一性了，惟其如此，凯尔特人也才有可能被团聚成为一个群体。

不少凯尔特人的古老风习，虽极秘奥，在历史上却传之久远。迄至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初兴之际，法国农民中还残留着奉行德鲁伊德教旧俗的风气。有的甚至一直延及今天的欧美民族生活中，像五朔节（5月1日）、万圣节（11月1日）等。现今欧美人所过的万圣节，中世纪以来虽已成为基督教节日，而其渊源却可溯自古凯尔特人的新年。

凯尔特人将一年分作两部分，分别以5月、11月为始，前者带来春天的温暖和夏日的繁茂，后者则带来秋天的收获，预告冬日的寒冷和荒凉。凯尔特人亦将5月1日称作贝勒丁节，即火节，与对畜牧神贝勒努斯的崇拜有关，即用火对牲畜加以净化和保护，随后才将牛群赶入草地度夏。11月1日，则被凯尔特人视为元旦，10月31日万圣节前夕，即岁末除夕。届时在山顶施燃篝火、祛除鬼怪。德鲁伊德会让年轻人面戴各种怪异面具，手拿雕刻过的萝卜灯，集队游走于村落间。

一般认为，凯尔特人的发祥地大体上位于中欧腹地，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多瑙河、莱茵河上游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带。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其占据范围至少已括及默兹河、威悉河与多瑙河之间，阿尔卑斯山与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了。尔后，凯尔特人又持续向西推进，约于公元前6世纪，在高卢北部莱茵河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定居下来，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外扩展。不久，他们的势力即遍布高卢全境。

向西南的一路，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和中部。另一路则由高卢北部朝西北方向，横渡英吉利海峡，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登陆。与此同时，从公元前5世纪起，凯尔特人又辗转南下，穿过阿尔卑斯山诸隘口，进占并征服了北意大利波河流域，继而向亚平宁半岛的中部和南部频频发起侵袭。

自公元前3世纪初，凯尔特人向东南方推进，沿多瑙河谷而下，进抵巴尔干腹地。一支侵入希腊，大肆劫掠，旋遭迎头抗击。另一支则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转入小亚细亚，以“加拉提亚人”之名在此立国定居。他们虽然远离凯尔特文化的源头，成为凯尔特人“扩张的强弩之末”，但仍顽强维系其文化存在达数百年之久。

此外，从较早时候起，凯尔特文化便已活跃在波希米亚，其影响且延及东阿尔卑斯山至多瑙河中下游一带，甚至还伸展到今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凯尔特人在其所到之处，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

作为古代蛮族大规模迁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凯尔特人数世纪来的长驱直入，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内陆欧洲和地中海欧洲的对抗，是部落和城邦的对抗，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对抗，原始经济和货币的对抗”，一句话，也就是欧洲古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原始文明和先进文明之间的冲撞。然而冲撞之后，随之而来的却往往是愈加韵味隽永的融合与吸纳。

凯尔特人冲击了欧洲，并多少改变了欧洲的命运，影响着欧洲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冲击泛起的烟尘散落之际，便不难发现，凯尔特人正在情不自禁地逐步汇入欧洲文明的主流，并与罗马人、日耳曼人及其他族群渐相混化，从而也改变着本身的命运。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6.0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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