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围绕实证主义也有许多争议（尽管存在部分误读），比如比较常见的一条是，它因为排斥无法被经验验证的命题，将伦理、美学和形而上学命题视为“无意义”。那么，实证主义是否就等同于科学主义？其答案不是简单的是与否。
只有进入历史中理解实证主义才可能完整地把握它的特征。无论如何，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在科学哲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学说，然而，除了其著名的人类智力史三阶段理论外，孔德关于归纳、假说和说明等问题的观点并未得到详细诠释。在《科学与假说：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论文集》这本论文集中，科学哲学研究者拉里·劳丹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回顾孔德和他的实证主义。
“尽管孔德的总体方法是有趣的、有影响的、有启发性的，但对其观点进行深入探讨有可能是不值得的和乏味的。然而，对我来说，这样一种探讨是值得的，不仅因为如果缺少这种探讨，任何关于孔德的重要性和影响的主张都是空洞的，还因为他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新颖和具有洞察力的。”这是他对孔德的兴趣所在。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科学与假说：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论文集》一书，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拉里·劳丹
《科学与假说：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论文集》
作者：[美]拉里·劳丹
译者：安金辉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25年6月
1.什么是科学？预言与说明
在其《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1830—1842年）和《论实证精神》（1844年）中，孔德强调科学最主要的目标是预知或预言；其不变的主题“任何科学都是为了预见”经常被那些从实用角度看待科学的人赞许地引用。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孔德对科学知识的预见性的强调并不同于培根的类似主张，后者基于科学家是匠人的概念。孔德对理论和法则的评价是基于它们自身的，并非因为它们能使一个有着更好工具的世界成为可能。当然，对他来说，科学赋予我们对自然的控制是重要的，但这根本不是科学或“实证”知识的主要优点。
事实上，孔德对预言的能力的关注有着更有趣的方法论原因，因为他将之视为一种划分标准，使得区分“科学的”和“不科学的”领域成为可能。
首先，他借助预言能力在科学理论与形而上学或神学体系之间进行对比，预言提供了“区分真正的科学和空虚的博学的可靠检验”。但其划分标准是一柄双刃剑，孔德也用它来区分合理的、系统的科学和由培根激发的对毫无联系的事实的汇集，而后者在预言方面就如形而上学一样毫无结果：“所有科学都存在于事实的和谐之中，如果各种不同的观察之间是完全隔绝的，那科学也不复存在。”把一个纯粹的事实目录当作科学就是“把基础误认作大厦”。因此，避免认为孔德的“预知原则”是设计出来用以区分无意义和有意义的陈述的，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来说，有很多事实陈述（例如，“这一页是白的”或“这个样品是硫磺”）虽然有意义，却不是科学的（即预言性的）。在孔德看来，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陈述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确实试图解决它（稍后我们将看到这点），但他认为这是一个与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知识不同的问题。
奥古斯特·孔德（1798年1月19日—1857年9月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认识到为什么对孔德来说找到科学知识的某些区别性或定义性特点至关重要，这很关键。从柏拉图的时代起，人们就主要根据科学的确定性和不可错性来将其与非科学区分开来。甚至那些意识到科学原理得不到绝对证明的人，通常也认为科学知识仅仅包含了通过归纳发现的陈述，它们是高度可几的，具有“道德”确定性。与其前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孔德提供了一种对“科学的”一词的说明，这种说明根本不涉及理论的真实性或可能性，而且不要求科学理论由归纳产生。他想说的是，只要一个陈述对自然的运作方式做了普遍性断言，而这些断言是可以被实验检验的，那么它就是科学的。因此，是可检验性和普遍性将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命题区别开来，而不是它们是怎样被发现的或它们有多么确定。
孔德对传统划分标准的放弃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背离。有了孔德的新标准，就有可能在对支持或反驳一个陈述的证据进行任何调查之前确定它是否科学。在孔德之后数十年，越来越多的方法论家同样主张，一个命题可以被认为是科学的，不是因为已知证据证明它是高度可几的，而是因为我们能设想出对之进行经验检验的方法。
尽管预言能力作为划分标准非常重要，但对孔德来说，它并非科学知识的唯一特征，甚至连主要特征都算不上。在他看来，科学的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是对现象的说明。与某些诠释者暗示的相反，孔德很愿意承认科学提供了说明，尽管他坚持认为这些说明不是最终的或因果的说明。实际上，对孔德来说，说明和预言在逻辑结构上是一样的，事前的一个预见性的论述可以在事后成为一个同样好的说明。“在任何两个现象之间发现的”每种规律性联系，都“能使我们通过其中一个现象来说明并预见另一个现象”。
动画片《科学怪狗》（Frankenweenie，2012）画面。
2.意义与划界
孔德这样强调预言，并非因为他认为预言比说明更值得尊敬或更优越，而只是因为预言具有可修正或检验的重要性质。预言允许我们以一种说明所不能允许的方式检验和核实我们的法则。
这种对“确证”的专注是孔德著作的一个中心主题。在他看来，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必须“向肯定的确证开放”，因为只有可确证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他把这点当作一条“基本法则”：“任何不能严格地还原为对事实（无论是特殊事实还是一般事实）的简单阐明的命题对我们而言都不具有可理解的意义。”严格说来，这种说明方式并不完全让人满意，因为可能有很多假的陈述，尽管显而易见不是“对事实的阐述”，但却是有意义的。当他指出我们永远都不能拥有任何合理的（经验的）理由来证实或否定那些不可证实或无意义的陈述时，他进一步表达了这个思想。在讨论孔德的证实理论时，人们必须小心地强调这不是那种在较强的（即彻底的）意义上的，后来由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构想出来的确证。
他并不认为一个陈述要想成为可确证的就必须使人们能够详尽地检验其所有推论。他的确证的含义要比这个弱得多，也模糊得多。他真正想说的可能是：有意义的陈述必须与物理世界有关，即它们必须是非分析的，并且是可检验的，要么通过反驳，要么通过部分的证实。他从未暗示说对科学定律的证实包括了对其每个实例的检查。实际上，他头脑中似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关于领域的理论。他认为，说万有引力定律适用于太阳系是科学的，因而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适用于太阳系中的各种天体（尽管我们并未将其应用到太阳系中的每个天体上）。
但由于我们现在（或者说过去）无法获得任何关于（比方说）北极星区域引力场强度的证据，在技术的发展能证明万有引力定律适用于这一领域之前断言（或否认）行星的运动服从万有引力定律是无意义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孔德从未提供任何清晰的规则来决定如何区别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但他似乎觉得我们拥有一种直觉，能够把握是什么构成了应用领域的变化。
邮票上的孔德。
像后来的实证主义者一样，孔德运用可证实性的要求作为棍棒来抨击形而上学家。从他的智力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看，这点尤其重要。所有的科学都经历了由“形而上学精神”控制的阶段，孔德坚持引入他的可确证条件作为清除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因素的工具。但是，尽管孔德的意义标准足以拒斥形而上学，但它并不那么僵硬（逻辑实证主义者最初的标准就是如此），以至于使科学变得毫无意义。
和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孔德声称其归纳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尽管他从未详细、确切地解释其“归纳”的含义（又和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另一方面，在他关于该主题的著作中也散落着一些线索。最重要的也许是他认为穆勒在《逻辑体系》中阐述的归纳逻辑最好地表达了他自己（即孔德）的观点。但如果说他是一个归纳主义者，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归纳主义，与培根的归纳主义相去甚远。孔德对传统的归纳主义方法的最重要的背离是他拒绝要求可接受的理论必须是由某种归纳性的发现逻辑所“产生”的。更正统的归纳主义者（如培根、牛顿和里德）认为科学的理论必须是通过归纳获得的，而孔德则主张一个理论的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它的证实：“无论定律的产生过程是推理性的还是经验性的，它们的科学价值主要取决于它们……与现象的一致性。”他接着说，如果过于刻板地遵循“归纳法”，科学将会“因鼓励纯粹的经验主义精神而导致恶果”。此外，再次与传统归纳主义者形成对比的是，孔德主张科学家不是也不可能是大自然的被动观察者，他逐渐地吸收事实并最终对其所吸收的事实进行概括。
3.理论的必要性
理论不仅对综合我们的观察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从观察中推导出结果来说同样必不可少。它们对于记住，甚至对于察觉到“事实”来说都是必要的。
在强调科学具有观察的基础时，孔德同意康德的观点，并反对传统的经验主义者和归纳主义者（他们声称观察和理论可以被清晰地区分）：“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并无绝对界限。”孔德对观察与概念形成理论这一传统经验主义观点的批判是相当直率和公开的。他一再表示，他一直试图避免经验主义的狭隘性和理性主义者的非批判精神，他常常说理性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因此，清楚地理解这点十分重要：真正的实证精神实际上与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都相去甚远。”
孔德认识到，“人类的思想永远都不能将观察结果集中并联系起来，除非它被某种事先接受的猜测性学说指导”，这与其人类思想三阶段的历史主义观点密切相关。当人们开始对大自然进行猜测时，如果他们仅依靠观察，那不会取得任何进步。但是，通过借助神学和形而上学理论来观察世界，他们开始能够建立起一个科学的观察体系，然后就能清除掉这些前实证的因素。孔德相信，人们可以将有效的观察的核心与使观察成为可能的附加理论成分区分开来，这一事实似乎表明，尽管孔德承认观察的行为是包含着理论的，但他仍认为有可能获得理论上中立的观察陈述。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观察”一词；但更常见的是——尤其是在应用于科学的逻辑时——“观察”对孔德来说具有更具体的意义。实际上，它是仅有的研究自然的三种方式之一，另外两种是实验和他所说的“比较”：一般说来，观察的技艺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操作：（1）严格意义上的观察，是对自然呈现给我们的现象的直接检验；（2）实验，或对现象的考察，在这种考察中，现象或多或少地被人为制造的环境所改变，我们特意制造出这些环境以便对现象进行更好的研究；（3）比较，或者说对一系列类似情况的考虑，在其中现象越来越得到简化。
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1973）剧照。
这些方法中的某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适合某些科学。因此，天文学家（在孔德看来）只能进行观察；物理学家既能观察又能实验，但不能比较；生物学家和社会物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则依赖比较、观察和实验。
但是，尽管孔德强调各种观察方法，但他相信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摆脱观察。实际上，一旦我们知道了统治宇宙的定律和几个适当的初始条件，科学就可以从实验室走向扶手椅，从乏味的观察和事实搜集方法走向更为迅速的计算和推理方法：
事实自身，无论它们多么精确，数量多么庞大，它们只能为科学提供不可缺少的材料……真正的科学，远不是单纯的观察，它常常倾向于尽可能地不依赖观察，并用理性的预见来代替它，这些预见在所有方面都是实证主义精神的主要特征……
因此，定律和理论的发现就是科学的存在的理由：一旦我们知道了定律和理论是什么，我们就能同时做出预见并且只需要很少的观察；因此，“科学真实地存在于现象的法则之中”。
定律已经在孔德的方法论中确定了支配地位，我们自然会问，孔德心中的定律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孔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休谟是一样的。所有定律表达的要么是共同存在的规律性，要么是前后相继的规律性。共同存在和前后相继的现象。但是定律所表达的不仅是局部的规律性，而是现象之间的普遍规律性。
4.科学是否需要假说？
在《实证哲学教程》第2卷的一个重要章节中，孔德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假说的基本理论”。正是这一章，打破了传统的将孔德视为一个思想狭隘、完全反对假说的经验主义者的看法。孔德首先提出，他认为只存在着两种确定任何现象的“真正法则”的方式：要么通过归纳地研究现象并发现其定律，要么通过一个已知的更为普遍的定律演绎出这个定律。但孔德指出，如果我们不首先对定律的形式做出初步假设，那么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可能的。他主张，我们应该这样开始：
通过做出一个临时性假设来预测结果，它基本上是猜测性的，甚至关系到某些构成我们研究的最终对象的概念。因此，在自然哲学中引入假说确有必要。
如果我们遵循牛顿那声名狼藉的“不做假说”的指令，那么“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不可能发现自然定律，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乏味的”。实际上，自然的全部定律“仅仅是被观察证实的假说”。因此，对孔德来说，很显然，假说就是对自然的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在普遍结论的形成中不可或缺，而且在任何意义重大的实验中也是先决条件。
《论实证精神》
作者：[法]奥古斯特·孔德
译者：黄建华
版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10月
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假说对科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很容易低估孔德对假说的拥护的历史意义。在19世纪早期的思想背景之下，孔德对假说的作用的反复强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整个18世纪，主要由于对牛顿和培根的一种过于刻板的理解，绝大部分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归纳和类比建立起科学定律和理论，而不需要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先入为主的假说”。
甚至在孔德的同时代人中，也有几位方法论家（如安培、巴登·鲍威尔和J.S.穆勒，仅举几例）相信科学理论可以不用通过假说而建立起来。因此，孔德对假说的必要性的主张是一个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观点。
但在主张“在自然哲学中引入假说确有必要”时，孔德所要求（和允许）的假说是哪一种呢？他所谓的“任何可接受的假说的基本条件”提供了部分答案。由于这个条件引起了很多混淆，我认为有必要全文引用：迄今为止，对这一条件的分析还很含糊，它包括只构想那些从其本质上来看迟早（但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被正面确证的假说，并且其精确程度与对相应现象的研究所允许的程度完全一致。换言之，真正哲学的假说应当总是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问题所处的环境更有利，那么实验和理性就能立即显现出这种假说的简单预想。
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剧照。
这里存在着几个非常明显的要点。孔德首先要求假说必须是可以确证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假说要被认为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一点是必须的。然后，他提出了两个不那么简单的条件：（1）假说的精确性不超过所讨论的问题的经验分析所能保证的程度；（2）“如果所讨论的问题的环境更有利的话”，假说应该仅止于“实验和理性”能直接证明的一个预想。在某种意义上，第一个条件可以说是从假说必须是可确证的这一要求中衍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陈述一个假说，其误差小于现有工具所能测量的范围，那么很明显，这个精确的假说无法被验证，也就无法排除其他与之类似的、同样精确的假说。我们要验证的是一个精确度更低的假说。但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第二个条件？通常的解释是这样的：在做假说和猜想时我们是有正当理由的，但只有当它们仅处理“可观察实体”时才是如此，即只有当它们能成为现象的法则时才是如此。因此，做那种涉及不可观察实体的假说是不被允许的。简而言之，每个假说都必须是这样的：一旦得到证实，就是一个“可观察的”物理定律。
5.未完的讨论
孔德相信一个假说的意义可以通过将这个假说还原（这是他的术语）为一个可以用观察语言表达的陈述来获得。然而，这并不是说，孔德提议用那些把假说翻译成观察性语言的陈述来替代假说。孔德认识到，很多假说具有一种概念上的经济性，而这正是其观察上的对等物所缺少的。再次考虑一下原子论。如果人们想确定其存在性的保证，那么就可以将它简化为基于观察的推论。但是，原子论将一些观察性的定律组合在一起，并展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想要完全放弃原子假说，那么只能——如孔德清楚地意识到的那样——以牺牲理论的统一性为代价。
但另一个主要问题仍旧挥之不去：假设某些假说设计出来主要是为了使我们的定律相互关联起来，并且不断言任何不可观察的事物的客观存在性，那么，有没有一些假说可能代表了事物的真实状态，即使现在不能直接加以证实？
电影《极限空间》（La habitación de Fermat，2007）剧照。
让我们回到原子论这个例子上来。我们必须马上承认，孔德的同时代人是把原子假说当作一个有用的虚构来使用的。但有一些原子论者，虽然承认原子不能被直接观察，但主张确实存在着原子，并表达了这种信心：迟早会找到或多或少的证据能证明原子的存在。很难猜测孔德对这个学说会说些什么，因为他似乎从未考虑过一个科学家有可能合法地设想一个不可观察的实体存在。然而，由于他一直把原子论这类假说当作虚构而非假定为真的陈述来对待，人们怀疑他可能设想过大致的规则：
如果一个假说中的术语涉及直接可观察的实体，那么这个假说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并且承诺它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如果假说中的术语涉及不能直接观察的实体，那么它则非真亦非假，仅仅是或多或少有用的，而且其组成术语不能被视为指称性的。
既然直接可观察和间接可观察之间的区别与直接可证实和间接可证实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如艾耶尔的观点），人们可以重新表述这个规则：如果一个假说仅是间接可证实的，那么它就是一个虚构、一种“逻辑技巧”，不是科学的。很显然，孔德没有认真考虑过间接可证实的假说能否变成直接可证实的假说这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可能忽略这个问题也无妨，因为人们怀疑他将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一个假说的指称状况会发生根本改变，仅仅是由于技术和工具上的突破。
不可避免地，鉴于关于孔德的学术研究的现状，这一研究是高度尝试性的和粗略的。同样很清楚，它提出了解释性的问题而非为这些问题提供最终的解答。此外，这个研究是非历史性的，因为我无法在此探讨1830年至1850年间孔德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的演变，我也无法考虑孔德可能从其前人那里继承的关于这些问题的遗产。虽然这个初步研究把十多卷的论述压缩到了几页纸里，但它至少应该清楚地表明，孔德的科学方法论比科学哲学的历史学家们所意识到的更值得仔细地分析。
原文作者/[美]拉里·劳丹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穆祥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