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一则“院士预测广东将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的截图在网络上流传，引发舆情。这一则漏洞百出的谣言，稍有科学常识便不难勘破，却迫使中国科学院院士、地震学研究专家倪四道院士工作团队报警。同样是在这一天，邻国日本也如临大敌。漫画家龙树谅在其作品集《我所看见的未来》中，曾预言2025年7月5日日本将发生大灾变，危害程度或远甚于“3·11大地震”，引发了轩然大波。日本气象厅、国土地理院不得不反复申明，相关预言没有科学依据，却依然阻挡不了赴日游客数量大幅下降、民众抢购防灾物资的势头。诸如此类的谣言在当下仍鬼魅般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

1054年，大宋王朝也面临一场关于蜀地“甲午再乱”的谣言风波，其舆论走势至今仍显得扑朔迷离。

何为谣言？正如黄博在《如临大敌》一书第三章中所言，宋代的谣言和我们当下所说的谣言不尽相同。今日之谣言，“主要是指对某个事件或人物道听途说的报道、小道消息或诋毁式的描述，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某件事情的希望性或灾难性的预言”（第155页）。而中国古代社会的谣言，往往以童谣、谶谣等方式出现，内容多与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侧重于预言应验的方面。因其强调事件的“征”与“应”相对，经筛选而留存下来的谣言记录也显得神乎其神，常在正史《五行志》中被归入“言之不从”引起的“诗妖”。关于“甲午再乱”的谣言，《续资治通鉴长编》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丁丑条记载，“初，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仅用寥寥数语就点明了“甲午再乱”谣言的核心。

934年，孟知祥据蜀自立，蜀地统治权几经易手，兵燹接踵、民不聊生。六十年后的宋太宗淳化五年（994），王小波、李顺率军攻入成都，导致“蜀城俱溃，众号百万，直趋剑门”的后果，而这一年又值甲午。两次惨痛的记忆重创了蜀地百姓的心理防线，在信奉天道轮回的时代，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甲午年心生忧惧也是自然之理。此则谣言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大众熟知的历史事件为引子，却对接下来“有变”的细节处理得极为模糊，甲午年的什么时间“变”、如何“变”统统一笔带过，使得蜀中一时间草木皆兵，乱象由此而生。《如临大敌》一书，正是紧紧围绕着“甲午再乱”谣言展开的。从蜀地谣言滋生的背景、北宋朝廷的内外时局、管控谣言的诸项举措、时人的心理状态等等方面，作者抽丝剥茧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特殊时期光怪陆离的社会样态。

《如临大敌》

作者：黄博

版本：时光纪|中华书局 2025年6月

未完成的“谣言”

在梳理过前两个甲午年蜀地的变乱事件之后，作者在第一章中特别提到了“六十甲子歌”。这一类歌谣的具体内容应时而变，主旨则是宣讲某个干支年份对应某些灾异事件的预言，在社会上极具蛊惑煽动性。六十甲子纪年法的循环往复，赋予了某些年份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蜀中人民面对“甲午再乱”躁动不安的表现，更指向当时蜀地尖锐的社会矛盾。宋初对于蜀地掠夺性的治理，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拉扯感。既需要武装力量抵御周边部族的侵扰，却不给驻蜀军队发放兵器、也不组织军事训练；既希望有能力的官员“便宜决事”、保境安民，又怕蜀地官员生出不臣之心而严加防范。一方面“奸讹易动”是当时朝廷上下对于蜀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却还要对蜀地精英加以优待笼络。蜀地固然富庶丰饶，但在王均兵变后大大小小的军变层出不穷，以至于蜀中官员应对各种节日集会、赛神祭祀甚至于自然灾害时显得疑神疑鬼，务以不生事为第一要旨，施政也就走了样儿。在第二章中，作者将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和深层的官民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饱受压抑的四川人民无处宣泄的怨气便随着谣言一起滋长。

在第三、第四章，作者将视角抽离四川，转而聚焦最高权力运作体制对谣言的反应。实际上正如作者所言，宋代的四川，谣言满天飞是常态，诸如李顺是后蜀皇帝孟昶遗腹子、益州白头翁会在午夜吞吃小孩儿的传闻比比皆是。朝堂之上，“飞语”攻讦政敌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而若对谣言本身处理失当，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书中所举宋真宗时的“帽妖案”，不仅在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制造了极大恐慌，而且使得王嗣宗、张耆、王曾、吕夷简、周怀政等一干近臣、重臣牵扯其中。更不幸的是，在孩童时期就亲历了“帽妖案”的仁宗皇帝，还未亲政时已受过一次蜀地兵变谣言的冲击。好在当时刘太后选中韩亿赴四川主持大局，笼住了局面。这一次，仁宗则找来宰相庞籍商量对策，主要就是围绕着益州知州的人选展开。从结果上来说，朝廷在1054年前后对于蜀地益州、梓州等地的长官任命可以说非常成功。

在第五章中，作者分析了“甲午再乱”谣言持续影响蜀地的外部因素。谣言之所以能够长期“搞人心态”，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现了一些“佐证”，哪怕本身即是似是而非的流言，但与此前此后的谣言符合便会起到出乎意料的效果。1054年初开封疫病暴发、正月间仁宗一生所爱张贵妃暴卒，都为甲午年开年即笼上一层阴影。在当年四月初一“日食正阳”；五月二十六，“客星出天关之东南可数寸”，这些日食和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在当时俱被认为是灾异，仁宗采取的种种攘救举措收效甚微。最为紧要的，是这一年侬智高叛乱的持续发酵。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于广西地区起兵反宋，一度攻破邕州自立为王，仁宗遣名将狄青率精锐部队于次年年初一举荡平叛军，广西局势迅速稳定。然而，宋军追剿侬智高余党的行动迟缓，一度搞不清侬智高的动向，到了至和元年（1054）六月初，侬智高“身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的传闻已经在蜀地传开。侬智高寇蜀无论怎么看都是当时唯一有可能威胁蜀中的变乱，于是“甲午再乱”的谣言在1054年年中，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从结果来说，1054年并没有发生一件“甲午再乱”谣言集中爆发的大事件，如当时隐居在蜀中的诗人张俞“吐槽”，“自春抵夏，未尝有毫发惊”。经过前五章的铺垫，读者对“甲午再乱”的期待值已经拉满，读到最后难免有些“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失落感，而这恰恰是作者所追求的“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第403页）。重要的不是“甲午再乱”谣言的应验，而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谣言以及地方性历史事件所反映的北宋中期多元面向。恰如作者指出，“甲午再乱谣言危机成为了一个考察北宋王朝中期政治与地方社会难得的平台，它为通常只能做概论性考察的社会政治状况，提供了一个可以深入到具体运作过程来详细观察的机会”（第397页）。

虚实之间，暗流涌动

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本定位为“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作品”（第415页），行文语言更流畅跳脱，便于作者充分地表达见解，亦不必太过拘泥于严谨学术著作的程式规范。比如在第六章中，作者对于邛部川蛮在侬智高入寇四川谣言中角色的推测，再如认为李延志就是李顺的判断等等，也许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犹有可议之处，可作者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合情合理的思考方向，把琐细的碎片串联成珠，从而勾画出一个整体的故事面貌。

非虚构历史写作或者通俗性历史写作的好处之一，就是便于讲好故事。在爬梳相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较为晦涩的史料基础上，作者可以凭借自己对史事的理解将其演绎得引人入胜，从而营造出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穿越感”。热度足够，热搜便应运而生。毫无疑问，作者具备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深谙普通读者对于“谜底”的好奇心。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对于一些问题有所夸大或是简化，以服从于故事主线的叙事。如第三、四章作者将仁宗对于蜀地谣言的心态刻画得过于激烈。即便仁宗的态度不及张方平为程戡所书神道碑中说得那样，“他日帝从容谕时相曰”，但从1054年前后仁宗对于知益州人选的拣择，也可谓应对得当。由程戡接替杨察，在程戡任满归朝后力主张方平接任，无论从宋朝人事安排的惯例还是效果来看，宋仁宗的处理都是符合常理乃至于圆熟的，算不上“应激反应”（第251页）。而对于当年超新星SN1054的分析，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其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周伯星出现的相似之处，文中有非常精巧的对比。然而将原因简单归结为司天监官员杨惟德学习前辈周克明“丧事喜半”，又似忽略了当时天文星占的内在逻辑与政治文化的复杂联结，偏重于营构文字炫奇的效果。

宋人绘《柳荫群盲图》，描绘了在明眼人眼中的一群盲人被明眼人捉弄也互相捉弄的场景。

总体而言，本书作为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代表，不仅深入发掘既有的各种历史记载，更在历史的虚与实之间建立起相互的联结和映射。正如罗新所言：想象力是历史研究的一大美德。“历史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了‘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对于1054年的蜀地而言，历史在“实”的层面或许是平静无事，但在“虚”的层面却是暗流涌动，折射出朝廷、地方、民间复杂多歧的心态。这些观念与思想的层次，在时间的积累中的叠合、凝聚、交错，构成了宋代中期处在转型过程中四川地区政治文化的复调。而对于这些复调的剖示，则需突破“眼见为实”，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听觉”。黄博此书通过精彩生动、充满张力的笔触，带领我们重访往昔，切近1054年前后“如临大敌”之时的历史现场，带来的更多不是新呈现的历史事实，而是新发现的历史感知。

谣言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新的一天，大地没有沉没，太阳照常升起，只是太阳底下酝酿一轮又一轮谣言的氛围，仍值得当下的我们反复思量。

撰文/杨瑞

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