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当代人对理性主义者所形成的机械冰冷、不问世事的刻板印象，在斯宾诺莎的理性思维背后蕴含的是追求自由与至善的启蒙理想，在斯宾诺莎的冷峻笔锋之下孕育的是照亮人间愚妄罪恶的智慧之光，这足以让那群躲在阴暗窠巢里不择手段地制造狂热的蛇蝎鼠辈胆战心惊，但病态的狂热反过来也给斯宾诺莎本人招致了焚毁自身的致命危险。充满浪漫情怀的旁观者或许会被斯宾诺莎磨制镜片的孤寂形象所深深打动，但他们很少能切身体会到，斯宾诺莎在磨制审视狂热激情的哲学透镜时所承受的强大压力与遭受的巨大威胁。
斯宾诺莎性情温厚谦逊，他为了专注于纯粹的哲学研究而最终选择身无长物、两袖清风的羁旅生涯。“没有哪位哲学家比他更高尚，但也没有哪位哲学家比他更遭到诽谤与憎恨”，斯宾诺莎的一生可谓命蹇时乖、壮志难酬：被革出教门，遭受哲学同行的误解和诟病，饱受狂热分子的辱骂、诅咒乃至暴力伤害。按照某种近年来颇为盛行的保守理解，这从根本上导源于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所蕴含的声名狼藉的无神论立场，这种无神论通过激进地批判正统来克服正统，让强者的权力意志摆脱了传统信仰和道德的必要束缚，以至于招致了理性的自我毁灭。但德勒兹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明确表示，“革出教门，战争，暴政，宛若为自由而战那样为其奴役地位而战的人们——这一切构成斯宾诺莎所生活的否定世界”。
斯宾诺莎的可贵之处是，他能在这种“被否定所折磨的世界上”，依旧“对生活、对生活之力量具有足够的信心以质疑死亡，质疑人们的谋害欲”，质疑专断权力假借传统之名煽惑的道德狂热与宗教狂热，并坚持运用理性之利刃来正本清源地捍卫基督教－犹太教传统的终极关切，而他因此遭受的艰难险阻恰恰就是“斯宾诺莎的光荣与清白”的充分证明。可以说，斯宾诺莎力图消解狂热、驯化激情的启蒙思想，正是一朵在狂暴残酷的生存境况下不屈地绽放出自由光芒的智识之花。
倘若德勒兹的这个评价是切中肯綮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围绕斯宾诺莎展开的哲学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囿于人们在庸常世界的智识氛围下形成的常识，而是应当通过“研究那些经过充分论证却与我们的常识强烈冲突的文本”，把握机会去“挑战我们最为基本的信念与直觉”，并“诊断我们自身的盲点”。正是在这种诠释视角的引导下，伊扎卡·迈拉迈德教授深入细致地剖析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他通过驳斥在英语学界流行多年的主流解释，为当代读者完整呈现了长期隐含于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一条通往最高福祉与最高救赎的至善之道。
《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
作者：（以）伊扎卡·迈拉迈德
译者：董皓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4年12月
找到自然的永恒
关于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英语学界中盛行的通常是以下这两种主流解释：第一种解释深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认为斯宾诺莎将神等同于包含在属性之中的基本自然法则，归根到底，斯宾诺莎的哲学是披着自然神论或泛神论外衣的无神论。第二种解释则深受德国观念论的影响，认为斯宾诺莎复兴了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一元论，是彻头彻尾的“无世界论者”。也就是说，斯宾诺莎仅仅断言神的存在而否定了个别事物的存在，所谓的样态不过是流逝的、非现实的现象而已。
在迈拉迈德看来，以上这两种主流解释都没有充分重视斯宾诺莎的一条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即“无限者对于有限者的优先性”。斯宾诺莎相信，无限者无论是在本性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先于其他所有事物，研究哲学的正确次序应当是从无限者开始。这就意味着，作为有限者的人类“无法在不确定神存在的情况下拥有任何其他确定的知识”，人类无法通过对有限概念的逐渐净化来最终把握神或终极实在。
斯宾诺莎认为，从柏拉图在《会饮篇》提出的“美的理念”到笛卡尔的“我思”恰恰都颠倒了正确的次序，这种从有限事物开始的认识论路径甚至不能让人们理解有限物的本性。这些哲学家用他们构建自然知识的虚构物来考察神的本性，因而必然会将大量与有限事物属性有关的虚构想象强加到他们对于神的理解之中，由此导致的一个典型谬误就是将神等同于自然或自然法则。
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
按照惯常的理解，斯宾诺莎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中将上帝定义为唯一的、无限的、自由的实体，祂构成一切存在的基础。斯宾诺莎所理解的上帝被剥离了传统宗教的人格化特征，祂通过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表现自身。斯宾诺莎由此将神与自然等同起来，将上帝的观念转化为自然主义哲学的一元论体系。然而，斯宾诺莎在写给伦敦皇家秘书奥登堡的第73封信中就明确指出，自己关于神与自然的观点往往被某些人粗暴地误解为“建立在神与自然的等同之上”，这些人又将自然理解为“某种团块或物体性的质料”，这种理解注定会对斯宾诺莎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犯下很大的错误”。
对斯宾诺莎来说，上帝这个唯一的实体具有“绝对无限的”存在力量，其绝对本质表现为能存在和施动的无限力量。也就是说，有限存在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存在或保存自己，它们必须依靠单凭自身便得以存在的实体。让有限存在得以存在、保持、产生作用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因此，斯宾诺莎的神并非被动僵死的物质自然，而是“所有可被无限理智所囊括之物的动力因”，更多地展现于自然的能动部分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不能仅仅按照人类所把握的自然法则来理解上帝，因为这些自然法则在人类有限的经验中或许显得是永恒不变的，但它们实际上都取决于基本粒子的构成、结构及其在基本作用力下的相互作用。相对于有限的个人来说，人类文明累积的经验是无限丰富的，但相较于无限的时空来说，人类的经验则是相当有限的。在超越了既定的时空范围之后，人类的认知迄今所把握到的自然法则就很可能要施加必要的修正乃至发生重大的变化。上帝作为无处不在的绝对无限之存在，显然不可能等同于人类的有限理智所理解的自然法则。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理解上帝的方式，体现的恰恰是庸常心智“从自己的有限视角评估所有事物的狂妄”。
但由此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斯宾诺莎的上帝理解为拿破仑式的专断意志，完全不受任何理性法则的约束，随时都可以打着“例外状况”或“紧急状态”的名义来违背先前制定的理性法则，创造种种所谓的人间奇迹。在斯宾诺莎看来，庸常心智总是喜欢用拟人论的方式来想象上帝的形象，这种对上帝的理解表面上似乎颂扬了上帝的意志，但实际上贬低了上帝的能力。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者，上帝在开创世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因而已经通过祂的理智所制定的诸多律法，对所有状态都做出了妥善的安排。人类眼中的奇迹只是无法用人类迄今所认识的规律或法则来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无法按照上帝所制定的律法和规则来解释。把上帝理解为热衷于无视自然规律和社会律法的专断意志，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绝对理智的最大亵渎。因此，斯宾诺莎否认存在违背自然法则的奇迹，在他看来，这种对奇迹的信仰“表现了无知，破坏了对上帝的恰当认识”。
但斯宾诺莎发现，以奇迹的方式来解释上帝和相关教义，总是能对普通民众产生致命的吸引力。普通民众拥有崇拜奇迹的心理，他们是如此软弱，不管他们平日多么热衷于鼓吹道德，但在内心崇拜的仅仅是强权和暴力，因此“只有当上帝的力量凌驾于自然的力量时，他们才崇拜上帝的力量”。而民众之所以普遍存在如此成问题的心态，则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目光远大的理性审慎者建立和指导的开放社会严格恪守法律，最不容易形成这样的愚妄态度。但倘若一个社会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其成员“没有熟练的技巧”，多半凭借机运才能实现自身的长期存续与事业繁盛，那就必然“惊叹与崇拜上帝指导的灵”，因为“这种社会所发生的事都是突如其来，出乎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而由此产生的志得意满的反智狂热必让其越来越远离健全信仰的审慎和智慧。
不难看出，反智狂热纵容自己的激情遮蔽了充足理由律在理性观念中的核心地位。充足理由律主张，一切事物或事件的存在与发生都必须有充分的原因或理性的解释，“无理由则不存在”，而根据迈拉迈德的观点，这就是理解斯宾诺莎的另一条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实体并不像德国观念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某种赤裸的、无形的基底。恰恰相反，神的本性决定了实体必然拥有某些真实的结果。
德国观念论者对斯宾诺莎的无世界论解读，将斯宾诺莎理解为激进的宗教思想家，他们主张，斯宾诺莎并未否定神的现实性，而仅仅否认了有限物和多样化的世界的现实性。然而，倘若仔细审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就可以发现，斯宾诺莎的神是所有事物的内持因，即“其结果在原因之中的动力因”，因而所有事物都在神之中表现着实体生成无数事物的无限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两个层次的表现：“实体首先表现自身于属性中，每一种属性皆表现了某种本质。然而诸属性亦表现其自身：它们表现自身于其所各自具有的样态中，每一样态皆表现了该所属之属性的一个方面。”迈拉迈德断言，作为实体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样态“既谓述实体，也内附于实体”，神的绝对理智的无限力量确保了样态不可能仅仅是幻象。显然，世界和自然并没有没入或消失于斯宾诺莎的神之中。
《斯宾诺莎文集：第一卷》
作者: [荷]斯宾诺莎
译者: 贺麟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14年7月
然而，有限的存在并不仅仅内附于神的本质，它也在时间之中内附于产生了它的其他有限事物。倘若后面这种时间性的内附关系遮蔽了前面这种真正的内附关系，那么一个人就会在封闭的环境下被各式各样的错误观念和被动情状所支配。他关于恶的观念“来自自我中心的拟人论幻象”，他会囿于有限认知建构的残缺视野，将原本是理性法则必然结果的自然现象视为人为的罪恶，而把人为的罪恶视为自然现象，由此虚假的道德说教取代了真正的哲学沉思。这种人恰如达·芬奇寓言中的那只随心所欲的飞蛾，虽然它心向光明，但由于错将蜡烛的火焰当作太阳的光芒，结果在飞蛾扑火的鲁莽行动中烧毁了自己精美的翅膀。
迈拉迈德强调，尽管思想属性在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但鉴于斯宾诺莎所持有的观念－事物平行论与属性间平行论，斯宾诺莎始终无法接受还原主义式的唯心论。因此在迈拉迈德看来，斯宾诺莎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实体一元论者，而是思想与存在的二元论者，身体或物体的存在无法被还原为思想。神的理智可以在无限多的属性下构想神的形态，人类的心灵却仅仅能够认识思想与广延的样态。神的思想属性虽然只是神的一个属性，但它之所以能够与整个实体同构，是因为思想的样态是无限多面的，每个观念都有无限多面来表象其他属性下的平行样态。既然“所有的观念都分有思想的力量”，那么人类要从有限环境的狂热激情中解脱出来，就需要通过对上帝的理性直观来形成超越自身局限的共同观念，以便于诉诸无限理智来分有思想的力量，让自身表现出具有更大的行动力量和理解力量的现实性或完善性。因此，人类最终的救赎之路就是表现的道路，即通过理智的认识主动表现上帝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上帝本质展开自身的一个观念，设法拥有那些可以借由我们自身之本质而得到解释，并且表现了上帝的诸多情感”。
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绝不是无视信仰与道德的必要约束的无神论者，恰恰相反，与上帝有关的终极关切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倘若斯宾诺莎不是无神论者，何以他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如此众多的批判乃至迫害？黑格尔对此意味深长地评论道，“斯宾诺莎的反对者们做得好像自己是为了神似的，好像就该他们为神说话似的”，但“那些给斯宾诺莎抹黑的人并不是愿意维护神，而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企图维护有限的东西和有限的世界”，可以认为，他们所力图维护的那个有限世界，恰恰就是斯宾诺莎努力消解的狂热激情的黑暗源泉。
《被逐出教会的斯宾诺莎》（1907），萨缪尔·赫尔申伯格绘。
被权势染指的哲学
卡斯塔里是赫尔曼·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虚构的一个主要旨在从事精英教育和精神修习的学术共同体，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专家学者都以成为该共同体成员为至高荣耀。然而，小说主人公克乃西特大师在成为德高望重的学院领袖之后，却发现卡斯塔里的疆界内有一种与卡斯塔里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被卡斯塔里人所藐视的“残酷的物质权力”正逐步侵蚀那里的研究氛围，卡斯塔里的智识生活不再能满足真正的精神需求，“却是能够让人产生如坐牢笼的感觉”。不难发现，“卡斯塔里的显赫光辉不过是一种受到威胁的、正在消失的伟大”。经过漫长而艰难的通盘考虑，克乃西特大师最终选择离开这个学术共同体。
根据康德在《学科之争》中所给出的分析思路，在学术共同体中通常存在着“直接依傍当权者的学科和自我立足的学科之间的冲突”，前者的权威来自社会的委托权，后者的权威则以科学性为前提，因此二者缺乏对彼此权威的深度认同。倘若这两类学科共同接受哲学的调解，服从真理和理性的监督，那么就都可以在必要的自由空间中获得发展。但倘若前者无视哲学的正当要求，滥用权力迫使后者成为其煽惑狂热的精神操控工具，那么就会导致整体的智识腐化，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对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敬而远之。不幸的是，斯宾诺莎在青少年时期就读的宗教律法学校，就像克乃西特领导的卡斯塔里那样，也经历了这样的智识腐化。
在斯宾诺莎同时代的荷兰教会与大学里，出现了一批所谓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的卫道士，他们嘴上鼓吹绝对平等，但实际上心安理得地通过篡改信仰来让自己享尽特权。他们利用荷兰的奥伦治王室与以德·维特兄弟为代表的共和派之间的不和，攀附逢迎专断的权力，在教会和学院里无所不用其极地整肃异己、培植亲信。他们热衷于将自己标榜为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虔诚信徒，但就其实质而言，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完全隶属于霍布斯无情揭露的“黑暗王国”。
按照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四部分的描述，在基督教世界里潜藏着一个由撒旦统治的黑暗王国，这个黑暗王国是“骗子的联盟”。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宣扬正统的信仰和道德，但暗中不遗余力地利用人类天性的无知，“撒播性灵错误的稗子”，“力图以黑暗和错误的说法熄灭他们身上的善良天性和福音之光”。他们迷惑人心的典型策略之一是，利用古希腊的异教神话和虚妄哲学来熄灭“圣经之光”，打造服务于绝对权力之偶像崇拜的魔鬼学说。
霍布斯《利维坦》英文版书封插图。
尽管这些卫道士喜欢充当古希腊高雅文化的捍卫者，但他们并非醉心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而是痴迷于阿尔西比亚德式的自恋和阿伽门农式的野心。陌异的古希腊语与深邃的古希腊哲学，被他们用来从事炫耀性的理论工作和无休止的文字游戏，炫人耳目、徒有其表、华而不实的理论悄然取代了真正的科学实践。在他们刻意营造的伪学术场域中，充斥着左右逢源的概念、含糊不清的纲领、息事宁人的论辩立场和曲意删改的经典阐释，而所有原本极为严肃的学术探究，都沦为自恋式的自我吹嘘手段。他们就像一群没落的智识贵族，面对将他们排除在外的科学进展，他们不甘于自己逐步被边缘化的宿命，依旧做着成为埃及法老高级祭司的迷梦，以便于可以悠然享受在金字塔的顶峰俯瞰蝼蚁般众生的病态优越感。不管他们用多少经典文本和高雅文化来修饰自己，但他们骨子里就是一帮毫无真正虔敬的“魔鬼代理人”，一伙“狡猾、残忍、铁石心肠、顽固偏执、全无信仰而又轻视民众的伪君子”，一群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描绘的宗教大法官式的虚无主义者。他们鼓吹的魔鬼学说批量制造煽动仇恨的符号暴力，以便于让那些被符号暴力蒙蔽的民众“受旁人野心的指使，不辨敌友地互相攻打”，他们就可以在混乱的局面中浑水摸鱼，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
斯宾诺莎对霍布斯的黑暗王国批判深有共鸣，他在自己的《神学政治论》中进一步探究了这群撒旦的奴仆借助传统操控心智的诡秘手段。尽管黑暗王国的使徒在论辩时的惯用伎俩是把他们的对手污名化为背弃传统的虚无主义者，但正如古斯塔夫·马勒所言，“传统是继承薪火，而不是崇拜灰烬”，根据这种健全的评判标准，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数典忘祖的叛徒。斯宾诺莎发现，这伙离经叛道的阴谋家貌似博学而虔敬的诠释实践，已经完全被他们个人的野心所支配，因而偏离了倡导仁爱与宽容的宗教信仰的源初追求。“野心恣肆已滋长得十分猖狂，以致以为宗教不在尊敬圣灵的著作，而在为人的注释做申辩。所以不再把宗教和仁爱当作是一件事，而是以宗教散布倾轧，假借热心于主与赤诚之名来传播残忍的仇恨。”
事实上，在《圣经》和其他经典文本中有许多主张与他们的狂热见解相违背。为了掩盖这些不利于他们激进主张的经典文本，他们就皓首穷经地炮制一大批鼓吹他们愚妄主张的经典注疏，并费尽心机地让他们的追随者只满足于阅读这些诠释性的文本，而逐渐遗忘经典本身。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篡改本真的信仰，将原本主张仁爱慈善的宗教信仰引向偏激暴虐的狂热活动。他们所做的诠释只不过是让“清楚的段落迁就不清楚的段落，使正确的迁就错误的”。他们尤其喜好在现代人不熟悉的某些古代语言中大做文章，在没有秘密的字母、词源和文字中生造出秘密，将他们所信奉的阴暗主张作为“隐微的教诲”强加给这些文字。从根本上说，他们从这些经典文本中解读出来的，只不过是他们以各种狡黠的手法预先埋进去的卑劣学说而已。斯宾诺莎对此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注释家宁愿窜乱神圣的原文，而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有些人只能看见他们所喜欢见的事物。这种办法要不是否认《圣经》，从我们的脑袋里发明出另一本《圣经》来，又是什么呢？”
斯宾诺莎的犀利批判有力揭露了这伙恶魔仆从的真实面目，他们当然对斯宾诺莎恨之入骨。他们在教会和学院里施展种种见不得人的阴谋手段，斯宾诺莎终于像莎士比亚笔下忠心的肯特那样被放逐了，“他的罪名是正直！”在黑暗王国使徒的精心操控下，荷兰的高校和大学里原本神圣庄严的学术殿堂令人痛心地蜕变为批量贩售盲目仇恨的符号暴力的廉价文化产业机构，卡斯塔里到处呈现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可悲局面。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伙积极推销反智仇恨的狂热分子最多只不过破坏了学术共同体的健全秩序，却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的伤害。但对各种反智主义做过深入研究的霍夫施塔特敏锐地指出，人们对思想观念的关切倘若“仅仅服务于某个狭隘的偏见并以之为中心，或者为了完全外在的目的服务，那么智识终会被狂信吞噬”，这种“愚蠢在开头时如果不被制止，就一定会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而最后会给有关的人们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事实上，这种反智的狂热激情不仅给斯宾诺莎这样善良正直的大哲学家带来了诸多个人的不幸，而且还对荷兰共和国这个17世纪欧洲海上强国的国运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斯宾诺莎》
作者：（英）罗斯
译者：谭鑫田 傅有德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告别狂热，走向自发性
1672年，在某些黑暗王国使徒的煽动下，一群不明真相的狂热分子相信德·维特兄弟是私通敌国的叛国者。按照常理来说，这个谣言是如此荒谬和漏洞百出，头脑正常的人根本不可能认真对待这样拙劣的诽谤。但正如伏尔泰所指出的，“一向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跟正人君子毫无来往，跟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对理性的进步无动于衷，而狂热的凶暴残忍却对他们还有影响，就像某些疾病，只侵袭最卑贱的下等人一样”，这伙轻信谣言的暴力分子气势汹汹地闯入海牙一所监狱，把正在那里探监的德·维特兄弟凶残地折磨而死。丧心病狂的暴徒还不甘心止步于此，他们把德·维特兄弟的尸体吊起来分割，“有的当作纪念品卖掉，有的直接当生肉吃，有的煮熟了吃，彼此间还发出令人作呕的欢笑”。
这场被魔鬼支配的血淋淋的盛宴，就发生在离斯宾诺莎家很近的地方，斯宾诺莎被人性中如此阴暗残暴的一面彻底震惊了。不管斯宾诺莎在这一生中遭受了多少不公正的毁谤、侮辱和诅咒，他从未情绪失控，但唯独在这一刻他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斯宾诺莎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奋笔疾书了一张谴责暴徒“野蛮透顶”的标语，意欲亲自张贴到在当时被暴徒占领的街头。幸亏房东害怕自己受牵连，强行将斯宾诺莎锁在家里，这才让斯宾诺莎免于喋血街头。然而，反智的狂热分子并不会因此就放过斯宾诺莎。
1656年7月27日，以葡萄牙语撰写的驱逐斯宾诺莎的犹太教令。
1673年5月，斯宾诺莎在法国统帅恭德王子的邀请下，前往乌特勒支法国军营拜访这位来自法国的仰慕者。然而当他抵达军营时，恭德王子应召返回法国。斯宾诺莎等了数周也不见恭德王子的回归，他就不再等候，准备返回他在海牙的住所。临行前法国人告诉他，假若他愿意撰写一部题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作品，即可获得一笔丰厚的年金，但斯宾诺莎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个要求。尽管如此，斯宾诺莎的这次拜访仍然在海牙的舆论场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荷兰当时正与法国交战，在黑暗使徒的煽风点火下，不了解内情的海牙群众轻率地相信斯宾诺莎犯下了通敌叛国的罪行。愤怒的暴民来到斯宾诺莎住所前游行抗议，并向窗户投掷大量石块。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房东随时都在担心暴徒会破门而入，将斯宾诺莎活活打死。
上述这两起暴力活动绝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那伙撒旦的仆从在卡斯塔里大规模制造符号暴力的必然结果。借用托马斯·潘恩的说法，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纯粹为了私欲而毫无底线地在信仰问题上撒弥天大谎时，这个人就已经准备好犯下其他任何可怕的罪行。这群大奸似忠的阴谋家虽然口口声声致力于维护秩序，但实际上随时都可以为了世俗利益而破坏健全秩序的根基。在战争期间，他们利用荷兰民众的焦虑不安，在布道或演说中将私通外敌的罪名肆无忌惮地扣到各种公众人物头上，并煽动民众暴力霸凌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当他们在公共领域形成巨大声势之后，甚至发展出了一条讹诈名人的庞大灰色产业链，只要有人不向他们交纳贿金，他们就煽动狂热分子暴力攻击这些公众人物。诚实守法的荷兰商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这群蛊惑人心的黑暗使徒却轻轻松松赚得盆满钵满。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必定有贸易；凡是有贸易的地方，习俗必定温良。”但当盲目的仇恨与狂热渗透了荷兰社会的方方面面时，荷兰的商贸活动由于缺乏温良环境而逐渐变得萧条。自此以后，由尼德兰七省联合的荷兰共和国就令人遗憾地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衰败道路。荷兰共和国由于财政上的困难而不得不放弃海军的发展，在1780年爆发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被英国夺走海上霸权。18世纪后期，欧洲的金融中心由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英国伦敦，荷兰人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伦敦。1795年，暮气沉沉的荷兰共和国被勇武善战、士气高昂的法国军队所消灭，它终于为自己无限纵容狂热付出了致命的代价。
斯宾诺莎墓。
虽然斯宾诺莎没有亲眼见证自己祖国的悲剧性结局，但他有足够的先见之明察觉到狂热的激情对荷兰的智识生活和政治秩序造成的强大破坏作用。在斯宾诺莎看来，造成社会和国家动荡的，并不是坚持理性思考和自由思想的哲学家，而是那群热衷于将自己标榜为维护秩序的卫道士，却又私自在民间煽风点火的黑暗使徒。摆脱这些黑暗使徒的精神操控的关键，就是要让一个人从裹挟他的狂热激情中解脱出来。狂热的激情，不管是哪一种，总是标志着人们的无能为力，这些激情并不表现人们的本质或力量。奴隶或弱者只具有狂热的激情，这些激情“源自错误的观念”，使他们处于“既不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也不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的被奴役状态。他们无法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无法以理性和开明的方式解决各种分歧，因而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
按照流俗的理解，斯宾诺莎似乎是在倡导用理性来控制乃至消灭特定的激情，但斯宾诺莎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仅凭理性是无法根除激情对身体的支配作用的，真正有效的做法是用一种稳健的情感来征服病态的激情。人类的情感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当人类的心灵具有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就必然是主动的，而当人类的心灵具有不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必然是被动的。专断的权力擅长利用仇恨、畏惧、嫉妒、傲慢等被动的情感来操控人心，因为人们通常贪恋的是诸如名利肉欲这样“变幻无常的东西”，这样的人即便在短暂的时间内也会陷入相反情感的牵扯和纠葛之中。“凡为相反的情感所激动的人，不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每遇着一件小事，都易变得没有主见、左右摇摆”，这就让他们极易在精巧的诱导下陷于被奴役状态。但倘若一个人的爱好是追求永恒无限的知识和智慧，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逐渐培养出宁静平和的心灵，“使得它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这样的人就很难在世俗的诱惑或威胁下彻底交出自己的理智和自由。
摆脱被动情感支配的关键，就是要在理性的指导下准确理解和践行德性，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超越封闭世界的有限视角，通过自然的本质或在永恒的形式下去认识更多的事物，激发对上帝的理智之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正是上帝对自己的爱，这是就上帝通过我们的本质而被展开这一点来说的，因之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本质的爱。至福不仅指的是拥有上帝之中那样的主动快乐，也是指拥有上帝之中那样的主动的爱。”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斯宾诺莎雕像。
尽管黑暗使徒总是极力主张，刻意制造对外敌的仇恨，可以有效增强特定群体的凝聚力，但在斯宾诺莎看来，对他人的无端仇恨不会长久维持一个群体的稳定，却会让这个群体充满戾气地在群体之外树立无数敌人。这种充满敌意的大环境即便没有摧毁这个群体，也堵塞了这个群体发展壮大自身的诸多通道。在不断变得贫瘠的环境中，这个群体成员的生存面临的往往是更严峻的挑战，而不是更稳妥的安排。仇恨滋长仇恨，无限增殖的仇恨只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仇恨只能被爱与宽容所彻底征服，而“为爱所完全征服的恨，将变成爱，这种爱将比此前未曾经历过恨时变得更为强大”，这才是一种将人类引向自发性、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主动情感。归根到底，“一种感情只能被另一种感情所征服，那唯一能战胜狂热情绪影响的感情是心灵的感情，即灵魂对其永恒基础的精神之爱或理智之爱。”
斯宾诺莎由衷地相信，通过持久缜密的理性反思，人们迟早可以看透野心的虚妄。不断利用被动情感来刺激民众、蛊惑人心的黑暗使徒，不管他们暂时攫取了多大的权势，他们终究是受困于消极情绪的精神奴隶。“奴隶通过痛苦激情而为我们所知，自由人则是通过其所具有的快乐而被辨认出来”，“城邦若是越建立在快乐情感的基础上，则自身越健全；这样一来，对自由的爱将压过虚幻的希望、恐惧和自信。”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自由的意思就是能够理性地行动，这意味着人们的活动是自我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无意识的或机械模式的结果。”在自由和健全的生存处境中，智者不会“单纯为外因所激动，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而会克服种种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的奴役，“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斯宾诺莎承认，在不幸被狂热侵扰乃至支配的世界里，一切高贵的精神品质都是稀少的，通向最高福祉的至善之道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正是这种艰难险阻，才配得上哲学崇高的智识地位和沉重的智识责任，因为哲学思辨的魅力恰恰在于通过不懈的理性沉思来完成艰难沉重的智识使命。
撰文/郝苑
编辑/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 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