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也不存在天然性别差异带来的主体性认知。这本书就是一本书，描述了在性别硝烟战争废墟中，我们为什么要重建主体性的故事。

失语的身体

在《制造误诊》中，这种“理所当然”的生物学观点被称为“比基尼式生物学教育”，也就是一种抹平性别差异的生物学视角。作者在形容这种生物学教育的时候，是从个人经验开始的，是作为女性的个人“失语”开始的。她对于自己女性疾病的疼痛和不适的形容是“无能为力”的，而这种失语不是她无法描述，而是根本不存在描述的话语体系。于是她明白了，这并不是正常的现象。

《制造误诊》

作者: [美] 玛丽克·比格

译者: 杨锃 朱佩怡

版本：记号MARK|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6月

感受——表达——反馈（感知）——治疗，这是医学科学的标准流程，我们也可以浅显地把这种过程类同于人的主体感知过程，从感性到知性范畴到理性反思，整个过程被截断于感性阶段，是因为个人感受的语言从未建立，这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主体缺失的问题。从某个角度上看，每个女性的治疗都成了想象的治疗，感知的主体不是女性患者，而是被抹平性别的、丧失主体表达的男性患者，换成了统一的外化男性意识。

那么，作者玛丽克·比格是否想建立性别对立的医学呢？恰恰相反，比格明确表达了“划分生理性别差异，也应是为了最终消除差异”。反而是，比基尼式生物学本质是想建立性别差异，实现性别优势的合法性证明，最后实现权力控制和权威，权力话语的笼罩变成女性性别的失语，当失语变成自然的，那么权力就是自然的。单一的判断就是引导性的判断，目的是割裂，而不是同一，而性别意识的生物学意义主观模糊，是为了可操作的控制。

比格扭转的是对于真相的认知，也就是真实感知身体的权力，“强调这些生物学上的差异并不是为了强化性别观念，甚至也不是为了强调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这只是一个线索，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去质问医学是如何运行的，去面对这些盲点，并扪心自问：要怎样才能看到真相？”

沉默的感知

就像上文说的，这一条“理所当然”的认知链条是怎么通过规训完成的，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制造误诊》的题目在暗示，误诊的“错误”是被制造出来的，沉默不是自然的。事实上，诊断中的女性感受，无论是病痛的消极感受还是性快感的积极感受，都是在男性抹平性别差异之后的社会认知，潜移默化于个体中，最后形成了“被想象的女性感受”。

很快，这样的“被想象的感受”将最后引导女性替换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且对真实的感受保持沉默。失语——污名——羞耻——性客体，是这条路的另外一条链条。“一旦医学界迈出这一步，重新审视那些它自以为知道的事实，它就会发现‘坏’的女性主义（即旨在掩盖父权制事实的女性主义）会导致不合格的伪科学干预与懒散的医疗实践，而‘好’的女性主义则会导向‘好’的科学。”这是比格在事实背后反推的女性感知现状，而这作用于“好”科学上，表征为真正描述现实的话语。

因此父权制的社会形态不只是在表象的那些事物中，而且是在科学和学科的认知中，是整个话语体系的“失语”中。分清自然的和真实的，先天的和制造的，是《制造误诊》背后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好”东西。电影《好东西》也在不断重申，东西的好坏标准，不是那个父权制下的标准范式，那不自然，也不真实。在改变的过程，意识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被越俎代庖做出来“好”的判断，是极其关键的。“意识到”本身更为重要，然后就是逐一甄别，扫清地基，比格的工作无异于笛卡尔，怀疑表达的通用性合法性，然后建立女性主体性的医学，从身体的真实开始，才能厘清意识的模糊、控制和不科学的部分。从最真切的地方开始，“好的科学则意味着它不会让有任何‘沉默’造成的空隙，让健康公司无机可乘。所以，我们要填补妇科医学和产科学的空白，防止玉石蛋越俎代庖，我们要利用有效信息突破重围，治愈女性、避免伤害。”这一句话在书中有着质朴又心酸的真诚，也带着真实的清醒，我们应该看到这背后的力量。

重建的主体

主体性到底是有所区别和对立的，还是“和而不同”的？建立主体的同时意味着存在界限，没有“外面”就没有“里面”，没有界限就没有领土，没有客体就没有主体。那么女性感知主体性的客体是什么呢？

如上文，身体感受——医学诊断——话语体系——引导感知——建立主体性，这是总体形成的核心链条，如果这样看，客体似乎隐入尘烟，是不是该把男性反过来放回在客体意识上，然后再次形成对立性的话语体系呢，这无疑是“坏”的循环。

我们对身体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因此男女差异的开端也是最直接的，这是基于身体最朴素的认知隔离。但是这在生物学的物种范畴又将抹平，对立于其他动物，主客体很好分别。那么我们现在生物学的这种“统一性别”的观点到底把谁当成了客体呢？看起来是女性，其实是男性和女性一起。

从书中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女性是“被忽视”才“被误解”，那么在“统一性别”诊断中被忽视的仅仅是女性吗？当定义“耻度”的道德出现时候，理性的主体早就不是“制造”话语的具体的某个“男人”或者“女人”，而是非理性的体系本身，这种体系带来的认知和选择如此笼统庞大，主体选择如此简单，可以快速排除出敌人和客体。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就对理性的权威性进行了分析，非理性不再是作为病理性的特征出现，而是作为社会规训的方式对人进行控制和治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不是依靠对于非理性的界定来靠近对疾病的治疗，而是把权威转化为对于理性的绝对的权力设定，来排除一切不符合理性的领域。

正如其中一章标题一样：“性别偏见伤害了我们所有人”，这种话语及其认知把人变成被案台上探照灯照射的客体，人必须要从人群中建立主体意识，到在自己身体的归属中确立主体。选择的主体上交了，量的计算在这里模糊了，我们真正的体验到是确实的笼罩的性别对立的概念实体。这种生物学理性的秩序把人变成了小白鼠，听到的都是冷冰冰的描述性的“诊断”，而不是“治疗”。医学的本质功能本来就不是“判决”一样的“诊断”，而是变回“好的”人的“治疗”。而从真实的角度来看，男性也许被伤害更深，损失更大，因为在权力的舒适区里，他们的认知和选择上交得更加彻底，主体丧失得更加“自然”，书中是这样说的：“医疗专业人员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提供这些信息，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态度，即，在某种程度上，预防性医疗保健行为并不是男性期望做的事。专家掌握最终决策权的父权制医学模式也削弱了男性患者的自主性。”

就是这样，人们被自己发明的“坏”东西剥夺了认知和真实的权力，吊诡的是，男性普遍认为、女性倾向认为，既得利益者是其中一方其中一个性别。认知的放弃，真实的，感知选择和治疗判决的上交，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客体。

因此，比格的设问振聋发聩，对着的是父权体系下所有性别客体、误诊客体，“在尚未解答的科学问题的列表中，我们需要添加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让更多人有权在医疗和科学决策中做出选择？”

这句话的两个关键词“有权”“选择”，都关乎主体，我们要抢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抢回对身体的权力，而不是性别的对面那一个“谁”。既然父权制已经制造了身体的权力，制造了误诊的统治，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在这被摧毁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故事了。

这一次，在这个故事里，我希望人类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拥抱，无论男女。

撰文/曾晋

编辑/宫照华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