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之变：曹操发迹与董卓之死》

作者：刘三解

版本：天喜文化 | 天地出版社 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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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但这句话或许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不必追寻英雄的出处，而另一层则是，既然成了英雄，他的出处便不许人再追问。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闻名后世的曹操正是这样一位“莫问出处”的英雄。在文名煊赫的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檄文中，曹操是“乞丐携养，赘阉遗丑”出身低劣之辈，而在曹魏王朝追溯的系谱中，曹操却出身公侯名门，祖父曹腾早年为宦，获封费亭侯，父亲曹嵩在汉末灵帝时官至太尉。在注重门第的东汉时期，个人的命运与他的出身息息相关，出身不仅决定着家世地位，更决定着可以有怎样的人脉，前者决定了他在权力之路上的起点，而后者则与权力关系拓展的程度息息相关。曹操能够得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样后世留名的评语，正是因为曹氏的门第让他可以结交到桥玄这样位列三公的显贵，而后者则能通过关系将他引荐给以品藻人物著称于世的大名士许劭，尽管“劭鄙其人而不肯对”，但在一番软硬兼施的胁迫后，曹操终于从对方口中得到了这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而这也让他“由是知名”。

仅仅是从这样的细节便可以看出，那些能够在汉末舞台上留下名姓的“英雄”们，他们的身后都倚靠着因出身而与生俱来的权力资本。尽管今天说起汉末三国故事，人们常会津津乐道于英雄才俊之间的权谋智斗，但如果没有这些英雄出身作为舞台的基础，没有围绕权力关系聚拢的人脉与资源，那么种种权谋智斗根本无从上演。刘三解的《汉末之变》正是以此入手，展现出一种与之前注重权谋智斗的历史书写全然不同的解析手法。在史书笔记与金石碑铭异同抵牾的记载中，寻找真相与谎言的蛛丝马迹，揭开英雄莫问出身的画皮。为了掩饰自己真正的出身，曹操与曹魏皇室编造了大量谎言，以掩盖自己难以启齿的家世。每一次刻意的掩盖，都是为了掩饰自身以及家族不可告人的罪行。从为了现实政治需要而改变曹氏的先祖，到抹去自己名义上的祖父宦官曹腾与臭名昭著的汉桓帝政变即位之间的关系，再到隐瞒自己生母的身份，为的就是掩盖自己低贱的出身，并进一步粉饰自己肮脏的仕途经历。他任洛阳北部尉时，打杀犯禁夜行的汉灵帝亲信小黄门蹇硕的叔叔，也并非不畏权贵，而是因为自己低贱的出身，不得不刻意攀附喜好严刑重典的举荐人、当朝权贵王吉的喜好，所谓的不畏权贵的刚直之举，实则是精心权衡了朝中权力派系后的执法表演而已。所谓的征讨黄巾军与之后讨伐董卓之乱，在曹操以及曹魏皇朝编纂的历史中，都被语焉不详地含糊过去，用前后矛盾的史料故布的迷雾来塑造一个仗义振臂，天下云从的英雄形象。以此掩盖曹操在当时被鄙视甚至被轻视的小人物的地位。曹操所谓的创业英雄神话，都是他掌权得势后的故意模糊背景，聚焦光环而生造出的谎言。

刘三解也在书中解析了另一个被谎言萦绕的人物——残暴的篡逆贼臣董卓，董卓的失败与惨死，让他成为了汉末最大的泥淖，任何脏水都可以泼到这具肥硕到足以被点天灯的尸体身上，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位在史书上被称为“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的恶人，固然是一位野心家，但并非意图倾覆汉家王朝的贼臣，他将朝堂群臣踩在脚下，甚至意图废立的目的，绝非终结汉室，而是想要用剜疮割肉的粗暴方式来解决东汉桓灵二帝以来的恶浊政治，从他在凉州讨羌受赏后，将朝廷所有赐缣全部分给部下，并且还说出“为者则己，有者则士”这样的话，可以看出董卓因其出身低微恰可以共情那些最底层的兵士，他并非只是一个只知暴虐的武夫，他同样懂得援引朝中的同姓董太后来铺就仕途，他提兵入京的清君侧，看似主角，实则只是朝中权力斗争的一枚棋子，只是这枚棋子在进入洛阳后，看到了这座帝国权力枢轴内里腐败不堪的现实，于是便以自己暴横的手段想要重整乾坤，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暴横与跋扈——历史上并不缺少这样暴横跋扈的野心家登上高位，仅仅是因为他将太多的权力与威信系于个人一身，以至于他的反对者发现这位跋扈权臣的最大软肋就是他本人，而讽刺的是，他的种种暴虐之举，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为了让这个已经矫饰褪尽的残破汉室，能再按照他的构想向前多走几步而已。他的恶在于用破坏腐朽秩序的方式来维护这个腐朽秩序的创造者——汉室皇权，如此自相矛盾，他当然也只能走向死路一途了。

在本书的最末，刘三解用“毕竟，想换个活法的人，太多了”作为结尾，这句话看起来像是一句无甚深意的大白话，但却像一把砍刀一样深深劈中了汉末之变的内核——有资格登上舞台的人都知道必须变，但朝着哪个方向变，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毕竟在大变局中，自己活常常意味着别人死，每个想换个活法的人可能都会挡了别人活法的活路，于是汉末的大乱便因之而起。

但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换个活法。

撰文/李阳

编辑/王铭博 宫子 罗东

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