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设想，一册来自19世纪的“手账”在尘封数百年后重见天日，上面填满了因为时代差异而变得陌生化、难以解读的“符号”。看到手账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思考，它曾经的主人是谁？它是以何种方式流传下来？上面的文字和图画该如何解读？它是否带来了不为人知的关于过去的资讯？它的内容和形式为何会被舍弃和遗忘？它如何悄无声息地参与到我们熟悉的历史图像当中？又或者反对它?归根结底,学者要从有如“异域”一般的过去中，找回被累积的时代性所隔断的熟悉感，也就是重建使得“常见”的事物变得“常见”的历史环境，以及使得常见事物变得不常见的历史过程，并借此重绘19世纪人类的心态、思想、实践和生活方式。
留存至今的十三册程家“排日账”，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窥探19世纪中国农村家庭的经济结构、亲属关系、信仰习俗和政治立场的独特窗口。相较之下，标准文本所刻画出的乡民的麻木沉默或狡诈奸猾，一方面源自自诩的牧民者们对官-民关系的傲慢想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乡民们无从驾驭那些支撑起标准文本或者进行强烈的个性表达的知识体系和修辞手段，而只能依赖于控制笔墨的人的记录和转译——这显然是后者对前者的话语权力的持续抑制。格式中规中矩、看似千篇一律的排日账可能非但未窒息记录者的表达欲求，反而能够展露记录者对构成自己所在的生活世界和意义宇宙的要素、物象，进行认知表述、顺序排列和权衡轻重的方式，也就是有自知之明的寻常人对自己进行的侧写和素描。凡此种种所汇聚成的一个19世纪活生生的人的主体性，得以从编织宏大事件和历史规律的规训性网罗中逃逸，在当今历史学家的笔下焕发光彩。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
作者：刘永华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12月
何为“微观”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的作者坦言自己从事“微观分析”。虽然何为“微观研究”（m icrostudies）众说纷纭，但基本的共识是，某些现象最好在微观层面上被研究。在金茨堡（Carlo Ginzburg）看来，“微观”是一种缩小的尺度，其内涵仅与对“宏观”的定义有关。换言之，“微观史学”是追寻重大结构的年鉴学派和定量史学的霸权时代中的一道魅影。年鉴学派（以及一切强结构论）往往预设，只有构成一个普遍且重复的结构的一部分时，个别事件才值得研究。微观史学家拒绝将事件包含在宏观结构中，也拒绝将个体纳入目的论的进步主义叙事（通常表现为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理论、民族主义及其变体），从而重新发现历史上无法被现有概念或量化工具所捕获的事物——金茨堡明确宣称，异常、偏离和奇异的事物有一种认知上的“剩余价值”。
为此金茨堡区分了两种典范：“伽利略典范”(Galilean Paradigm)生成的知识，诸如定量和归纳性的物理科学；“线索典范”（Clue Paradigm）知识，即猎人、侦探、精神分析学与艺术鉴赏家的“直觉性”知识。于是，微观史的“文化英雄们”是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笔下的主角也非丰功伟业的帝王将相，而是将主体浸润在大众文化中的“小人物”，比如异端的磨坊主梅诺基奥（Menocchio），返乡农民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或逃离家庭的妇女王氏。
于是，在微观史家看来，所有的研究阶段都是构建的而非给定的，这些建构过程包括——对象的选择、识别及其重要性的论证，分类的阐述和资料证据的标准，以及用于表述研究结果的文体与叙述形式。如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历史学家具有选择性、同时性和变化尺度的能力，可以从纷乱的事件中选择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事物；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好几个时空中；他们可以在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层次之间拉近或拉远距离。”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时间尺度或空间尺度有某种先验的特权，所有对过去的“剪裁”和“绘制”都取决于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历史学家的表达模式决定了他们所表达的一切，历史学家可以也应当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主题及其时空尺度，无论是16世纪的意大利或者19世纪末的中国。
《奶酪与蛆虫》
作者：[意]卡洛·金茨堡
译者：鲁伊
版本：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
在对排日账这一史料的处理上，与微观史前辈相同，本书作者表达了对于传统中国晚期的主要研究叙述的“自上而下”方法及其路径依赖的担忧，这种路径一方面只青睐于推动或表征了宏观结构形态特征的重大事件，漠视选择主题的背后必然存在的意识形态驱动，另一方面，以刻意回避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为代价，建立起了对国家、市场或广泛存在的社会范畴（如绅士、农民）等宏观结构研究的优先级。他认为，对结构的过度强调难免会掩盖生活在乡村社区中的人群在历史变动中的能动性和适应性。因此，研究首先应该摆脱抽象化和标准化的“国家视角”。
在面对排日账时，作者展现出了对学术史的精准把握，以及丰富的理论工具、研究技巧：一方面，作者用排日账这份难得的史料与明清至近代史研究上的种种影响深远的议题（诸如农村阶级、地方信仰、宗族形态、非精英的读写能力、大众文化史）和研究典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或者人类学的关系网络）进行了充分有效的对话。另一方面，作者标举“个体层次的整体史”的写作思路，用定量和描述平衡了结构和事件、微观和中观/宏观的权重，既能采用定量方法来剥离、分析排日账中出现的“数据”，跟踪支出、收入、农业生产和人情往来的历时性变化，以统计方法为长期趋势的洞察、在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以及个体的历史行动者的活动网络，提供了一个宏观层面的清晰时代背景；也着力从微观角度，对程家排日账中有关经济生业、思想信仰、人际关系、时空观念、衣食住行的资料，进行了民族志式的细致勾勒和整合，从而读者对19世纪的沱川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 ），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荣获有“欧洲诺贝尔奖”之誉的巴赞奖（Balzan Prize）。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等。代表作有《夜间的战斗》《奶酪与蛆虫》等。
允亨的一生
接下来按照作者“以程允亨的生命历程为经，以其生活世界为纬”的标准，对本书内容进行概括。1849年，程允亨生于江西省婺源县山区盆地沱川上湾村的一个乡民家庭。该地区以山地丘陵纵横、耕地稀缺，为谋生计，乡民形成了依赖市场贸易的生产多样化与节俭生活的传统。1858年，9岁的程允亨在当地学馆接受开蒙。这使他具备了驾驭19世纪中国农村生活复杂所必需的基本读写和算术能力。根据对“排日账”的单字使用数量和句法的分析，允亨的读写能力显然超过他的父亲与儿子，但识字教育还是停留在满足实用的阶段。1862年，13岁的允亨开始参与到家庭的生计活动中，与家人一同耕种、收集山货，还可能陪伴父亲外出贸易。他开始逐步成长为兼具经验阅历和行动力的合格的一家之主。
1872年，23岁的允亨正式接替父亲程发开，成为程家“排日账”的下一个记录者。国史家事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了微妙的交汇，毁灭性的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的百废待兴，以及允亨的成家和生子，一同成为程家生计战略的转折点。战火虽未烧到沱川，但基本破坏了运输路线和贸易网络，致使茶叶价格和食盐需求大幅下跌。为纾困局，程家将精力贯注到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茶叶上，并且持续向粮食生产投入工时。生计的转变也影响了程家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的受雇佣的采茶工人出现在排日账中。程家的辛勤劳动有了回报，他们在1878、1879年搭建了一座新房。
程家在1883年开始分家析产，允亨适值而立之年，依照宗族伦理承担起赡养耄耋之父发开的责任。在经历19世纪80年代相对平稳的生计状况后，程氏家族步入19世纪90年代即遭遇严峻的财政危机。困境首先源于“生老病死”：发开夫妻于1891、1892年相继离世，两次丧葬仪式的巨额支出带来了第一轮家庭财政的冲击。1893年允亨为长子同仓操办订婚仪式、支付聘礼，迎娶新妇的入门宴席再度产生开支。1895年孙辈降生后的“三朝礼”更添新债。集中爆发的礼仪性消费是维系社会网络与道德秩序的必要投入，却迫使允亨举债维持体面。1900年爆发的区域性商业危机成了最后的稻草——休宁县大连茶商的大额货款违约给出了致命一击。至10月累计债务到顶，程家只得抵押房产牲畜、变卖鱼塘来清偿债务，自此家族经济积重难返，渐入老境的允亨已然有心无力。在近代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个体努力似乎终究难抵结构性危机的冲击。
程允亨生平大事年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生于婺源县沱川上湾村。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四（1858年），在学馆开蒙。
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协助家人耕种、采集山货，并随父参与贸易活动。
同治十一年（1872年），接手“排日账”。抄珠山茶坦被占，祖坟迁葬纠纷。
光绪四到五年（1878-1879年），建成新房。
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分家，父亲发开由允亨赡养。
光绪十七年（1891年），发开去世。
光绪十八年（1892年），母亲离世。
光绪十九年（1893年），子同仓订婚完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孙辈出生，举行“三朝礼”仪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休宁县大连茶商货款违约，程家资金链断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排日账停写。
程氏宗祠善庆堂。
19世纪断面之一——经济基础与阶级
要理解程家生命史何以展现上述形态，首先要明了其物质基础和历史环境，最重要的是生业模式，宗教信仰，宗族关系，和国家的存在形态。接下来会依次述及。
程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耕种、茶园和山货三个方面。在沱川水田与旱地并存，水田以稻米种植为核心，采用“牛栏水田”管理模式；旱地主要种植玉米。为维持地力当地普遍实行稻麦轮作。尽管农户通过水圳维护、引水灌溉、耕牛租赁、石灰改土及桐油灭虫等技术进行土地管理，但耕作方式仍属粗放，技术集约化程度有待提升。在茶园经营上，“茶坦”（如苦竹山茶坦、石篷基茶坦）是主要生产单元，有“开园”与“收园”两个节点，涉及“茶草”处理、“焊茶”等制茶工序，每年春茶、夏茶、秋茶共三次上市，土壤维护需要借重施肥与做塝。作为现金收入来源的山货采集则以葛粉与黄精为大宗商品，葛粉生产依托“沽坊”加工体系。由于山林资源丰歉不定乃至枯竭，自然资源依赖型经济十分脆弱，正因此，程家在1888年不再制作葛粉，1893年停止了黄精贸易，后者导致程家现金收入锐减。
明清乡村社会的阶级形态表现为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主仆关系三个维度。徽州地权分配并非高度集中，但租佃率居高不下，“一田多主”模式下田骨与田面权分离的情况屡见不鲜，程家仅有牛栏田产是皮骨双全的“全业”地产。太平天国战争后，季节性茶工雇佣成了新型的生产关系，计件与包日并存的付酬方式，以及雇主供膳制度，均折射出农业雇佣关系的复杂形态。主仆关系集中表现为小姓家族给大姓家族世代为仆的惯例。身处其间的程家，从经济地位看，介于中农与贫农之间：若计入茶叶、山货等非农收入，其实际经济水平趋近中农标准。
作者发现，相较于战前以商业贩卖为主导的复合型经济形态，战后经济重心明显向农业生产回摆。食盐贸易的劳动占比减少，粮食种植则增加，同期茶叶生产与山林采集维持相对较小的波动平衡。适应性策略的演变轨迹是非线性的，与经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前鸦片战争时期程氏家庭经济保持相对稳定；太平天国战事冲击导致家庭收支失衡与生活水平陡降；战后乡村经济秩序重建过程中，其生活指标逐步恢复至战前基准；直至世纪之交百哀齐至，方出现持续性恶化态势。作者认为，其变化的动因可归结为两种结构性约束：其一，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太平天国战后程家家庭劳动力的增多，但生命周期的仪式性也构成重大负累；其二，生产要素的规模遭遇瓶颈——程氏茶园规模有限，积累的资金也不足以扩大生产。
程氏经济活动及其商业化，既深度依赖于基层市场供给系统（涵盖生产资料与生活物资的广泛性采购），也受制于社会关系的重构效应（如人情往来的债务化转型）——商业化和礼物交换模式达成了共生平衡。在此过程中，程家的市场辐射范围突破清华镇核心经济圈的边界，形成东北至西南的带状交易区域；交易场所涵盖府城、市镇、村落三级；交易对象包括固定商铺、流动商贩及个体中介等多重市场主体。从籴米记录中提取的信用空间模型显示，农家与市场主体的信用关联植根于地缘特征——与清华本地米行建立强信用纽带，与溪口部分商户保持弱信用联系，而外围市镇则基本处于信用网络之外。在频繁的对外贸易中，程家的活动范围形成了以上湾村为原点，直径逾200华里的行动空间圈。该空间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特征：内圈涵盖沱川及周边7个自然村，是农业生产与婚姻交换的基础区域；外圈沿新安江水系延展，东北至休宁溪口，西南抵婺源甲路，是跨县域的扩展区域。
婺源乡民活动空间的特殊性基于三个特点：首先，徽州地处皖浙赣交界，明清时期形成的跨区域贸易网络赋予了居民更强的空间穿透力；其次，明清户籍、赋役制度催生了乡民在外奔波的生存模式；最后，道教圣地齐云山构成的巨大牵引力（排日账就记载了程家有五次朝圣），也拉扯形塑了程家的空间轨迹。这种复合型流动性，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与黄宗智笔下的四川、华北的小农形成鲜明对照，在经验层面颠覆了农村社区作为静态封闭实体的刻板印象，揭示出地缘共同体通过物资流通、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等方式与外部世界建立的动态关联；在理论层面促使学者重审费孝通“乡土中国”概念的解释力边界。显然，程氏并非传统认知中安土重迁、故步自封的封闭农民，而是深度参与构建了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与社会网络、不断进行空间实践的能动主体。所谓“乡土性”是动态建构的地方网络节点，是经济社会实践所多重决定的结果，而非凝固的地理单元，或传统时代乡民的本源特征。
程允亨所记排日账。
19世纪断面之二——宗族与关系网络
再来看程家的社会组织。总体来说，沱川地区的组织形态呈现出制度稳定性——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宗族”，与依托神明祭祀等公共事务构建的地缘群体“村落”，作为两根功能互补的支柱，承载着乡土社会的运作秩序，构成了徽州社会的基层治理框架。
其中，宗族组织体现为“族-房-房支”三层，是具有一定行政属性的准自治组织。排日账系统记载了房支的经济功能：购置田产、山场等不动产（祠产）形成祭祀基金，各房支既是固定资产管理者，又扮演着乡村信贷体系中流动性供给者的角色。程氏宗族的社会功能涵盖了祠堂修缮（1880年重修工程）、仪式操演（清明祭祖、生命礼仪）、公共建设（道路修筑、木材采伐）及节庆组织。程氏善庆堂历经多次重修仍保持活力，印证了小规模宗族在资源整合和调配方面的制度弹性。由于弹性的存在，后太平天国时期的贸易复苏与经济区域的重构，反过来推动了宗族的再生产功能的维持——程氏宗祠在1880年的修缮工程，恰与茶叶贸易带来的资本积累形成了时空的同步性。从中不难发现经济行为对社会网络的“格兰尼式”嵌入。
从观念史角度看，允亨在排日账中高频使用“族家人/族内人”等身份标识术语的情况说明：其一，宗族成员已形成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边界感；其二，亲属关系网络渗透至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宗族亲属制度通过岁时祭祀的象征仪式和财产管理、纠纷调解等日常实践，完成了从制度建构、观念输入到根深蒂固的文化惯习的转化。
然而，宗族组织同样也助力了地域社会内部的等级性和压迫性的再生产。在沱川，余姓宗族凭借规模优势占据核心支配地位，进而导致了“大姓-小姓”的差序化身份格局：空间上小姓群体被结构性排挤至聚落边缘；身份上世仆/佃仆制度维护了大小姓之间稳固的人身依附关系。尽管雍正年间朝廷颁行了豁贱为良政策，但徽州世仆的解放进程受到来自大宗族的地方精英的强力阻滞，最终良贱的区隔还是“名亡实存”。这种结构性压迫在嘉庆年间达到顶点，葛、胡等小姓借茶叶贸易勃兴之机积累经济资本，试图通过司法诉讼突破身份桎梏，此事最终以葛、胡二姓被判斩立决、绞监候结束。追求平等的挫败表明，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困难重重，国家制度也不得不向地方传统妥协，身份等级制的强韧远超预期。
程氏的是典型的中间群体特征，虽未沦为小姓（与余姓、吴姓的通婚网络可证），但也始终处于大宗族的威逼之下。排日账中出现的程氏前往燕山敦叙堂拜年，与请余氏四大房解决纠纷等行为，暴露出程氏与余姓宗族间的非对称互惠关系。程家的生活轨迹由此被锁定在“非贱非贵”的中间地带，不必承担世仆的卑贱劳役，也没有完全自主的社会行动空间。
接下来是本书最有锋芒的部分之一。作者针对功能主义学派过度聚焦组织/群体的理论倾向展开了批判性反思，从而部分解构了宗族制度的实体性。作者认为，宗亲关系虽构成社会网络的基本维度，却远非程家社会生活的全貌。其社会关系网络是五种关系——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以姻缘缔结的姻亲、以地缘为纽带的邻里、以情感为依托的朋友，以及偶发交往形成的熟人关系——互动而共同编织出的复杂图谱形态。作者用互动频率、网络密度、危机应对与交往内容四种概念分析不同的关系，结果表明，邻里关系在绝对的互动频率上占首位，但互动形态主要是单线特征的短期经济协作。随着茶业经济的复苏，程家通过调整家庭周期策略与营建新宅，实现了核心关系的代际传承与横向拓展。相较而言，程家虽然与宗亲、姻亲、朋友三类核心关系互动频率较低，但互动都有复线特征——不仅涵盖礼仪性馈赠、情感性支持多个维度，更形成更长时段的持续性互动周期。三类核心关系承载不同功能：宗亲网络主要作用于农耕帮工、族务协调等制度性事务，其作用半径多局限于宗族内部；姻亲与朋友网络则更多介入跨家庭的经济周转与情感支持，且通过礼物流动构建起一对一的弹性网络。这种差异折射出传统社会“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中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的动态平衡机制。
活动轨迹、国家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又影响到了乡民的时空观念，也即程允亨在排日账中表现出来的前现代乡土社会认知图式。时间感知围绕着两个轴线形成：生命周期仪式与岁时节庆（元旦、元宵、春社、清明、端午、中元、秋社、除夕）构成循环往复的仪式时间，组成了农业周期与代际更替的认知模式；王朝年号更迭、干支纪年周期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历时性演变，为线性历史时间存留了余地。空间观念上，程家的活动范围展现出“地方性-流动性”的辩证特征，其核心生活空间锚定于上湾村的祖宅，该空间通过风水堪舆的铭刻，被赋予了神圣性的文化意义。
程允亨的笔记。
19世纪断面之三——宗教信仰与大众文化
沱川当地的宗教活动可被分为跨村落型与村落内生型两种相辅相成的形态。前者以南坑越国祠与东山寺为中心。作者用排日账复原了东山寺祈雨仪式，其中出现了三重的制度联结：其一，依托都图组织的行政动员机制；其二，申明亭士绅主导的文化权威体系；其三，按股摊派与收成比例构成的资源调配系统。具体而言，该仪式包含了标准化的空间巡礼（各处拈香）、文书生产（延请法师撰疏）、象征交换（择吉请水）及社群整合（散伙宴席）等流程。这种将国家赋役制度（图甲制）与民间信仰实践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展现了王朝国家的治理术渗透进宗教等领域以自我推广的延展性。
在村落层面的仪式中，理坑越国祠、篁村万罗庵与金岗岭玄天上帝庙等村庙的周期性醮仪，反复划定了社区的信仰边界。排日账记载的1892年善庆堂禳瘟仪式，揭示出两个重要现象：首先，并非神职人员的程允亨能熟练掌握道教科仪程式，这暗示着民间仪式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其次，三日仪式说明，道教仪轨与地方疾病认知体系是深度互嵌、相互塑造的。受其作用，程家的疾病认知遵循了“成人-小儿”的差异原则：成人患病靠自愈，小儿得疾则寻求职业医师的治疗，辅以叫魂、寄养等仪式疗法。两种形态共同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循环整合：跨村落仪式依托国家提供的行政架构来实现资源动员，本质上是“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语）的具象化；而村落内生仪式则依赖祠堂-家户经济体系，体现出血缘共同体应对环境风险的自治逻辑。
王朝国家对地方信仰的“移风易俗”当然不止一端，不容忽视的典型还有徽州乡村中的社坛和厉社，以及周期性的春秋二社祭祀。排日账中虽鲜见对社祭活动的直接记载，究其原因，或许是这类祭祀活动经历史的沉淀，已由明初官方完成基层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到清朝时完全内化为社区成员共同遵循、常态化运营的文化惯习，故而无需特别标注。而乡民群体与朝廷下发的神明系统的互动，实质上构成了国家权力进入基层社会的重要机制：在象征层面，神明尊号多援引当朝敕封称号，其神职架构亦刻意模仿现实官僚体制的品秩等次，形成具有拟态特征的政治文化图式；在实践层面，祭祀场域则演化为特殊的政治-社会化空间——乡民在献祭仪轨中不仅完成信仰实践，更通过角色扮演与程序操演，系统性地习得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及公共事务处置程式。这种将抽象统治权威具象化为神灵系统的象征性治理技术，再生产了统治秩序在超验层面的合法性，进而持续塑造着基层民众对政治体制-王朝国家的认知与想象。
即便在非精英占多数的乡村中，文化传递还是要依靠文字。排日账为考察乡民识字能力提供了难得的证据链（物质遗存与文本见证）。对此作者给出了精彩的阅读史研究：检出单字使用频度、语法结构特征（特别是虚词系统的文白分布规律）以及计量书写中的数字表述，对程家的识字能力（literacy）与计算能力（numeracy）进行了系统评估，结论是程氏男性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利润核算意识，但已具备处理债务登记、劳役统计及人情往来的基础记账技能。书写者对人名、地名的音近异写现象，则暴露出文字书写与口语传统间的张力。程家个案表明，经过四年启蒙教育的乡民群体可达到“功能性识字”（functional literacy）水平，足以完成契约订立、公文阅读、风水命书的解读等日常操作。作者通过涂鸦笔迹分析与印刷品流通考辨，揭示出19世纪后期大众印刷文化对乡土社会的渐进式渗透——渗透不仅体现在实用文书层面，更延伸至对命理典籍乃至新兴报刊的接受上。虽然排日账未直接记录新媒介的载体，但作者推断，程允亨应该是读过报纸。
图/IC Photo
19世纪断面之四——朝廷的虚与实
排日账具体而微地记录了借由程家活动体现出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即与衙门打交道的方式。传统时代的普通民众与王朝国家的基层建制（图甲）及其地方代理人（乡约、宗族）的日常互动，集中在赋税征解与纠纷调处两大场域中。程家在1881年前是“自封投柜”，直接赴婺源县城的官库缴纳钱粮。至1884年，官府将纳税地转移至沱川本地的图局，改行“以甲代图”、十甲粮户的“包征包解”。从空间上看，到1896年又将程家的交粮地点从燕山敦叙堂转移到了东坑，目的是降低在分散的山区聚落中征收赋税的解运成本。程家亲历了晚清税收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黄册损毁、版籍混乱以及接踵而至的欠粮、抗粮现象，导致原有图甲系统摇摇欲坠，加上战后朝廷明令禁止县城直纳赋税，图局权力遂借机扩张。在此背景下，安徽于1896年推行清赋新政，不仅确立了催征组织的架构、包征包解及缴纳的细则，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授权使新图局规垄断了钱粮征收的主要渠道。这标志着税收制度从县级书差的“包征制”向县以下的绅董主导的“图局征解制”的根本转变，征解的主体也由县级行政机构彻底下移到图甲组织（甲催系统），从而开启了国家权力全面“地方化”的时代。
明代中后期以来，乡约与保甲制度这种新型的类基层政权，在婺源等徽属县的公共事务管理与民间纠纷调处中发挥了更多的职能作用。与此同时，宗族组织通过编纂族谱、制定规约强化了组织程度，逐步确立了自身在徽州乡村中的主导位置。于是，乡约、保甲与宗族的制度性融合，共同构建起“官民共治”的复合体系。这种体系在清初进一步制度化成为层级分明的地方性纠纷处理模式，跨村落纠纷通常由乡约组织主导调解，而涉及族内成员的事务则由宗族裁决。此模式的结构特征有三，第一，以“申明亭”为现实场所，兼具处理“投约”文书和承办公共娱乐活动的功能；第二，投诉受理程序规范化和标准化，表现为“投状”文书程式的普及；其三，乡约首事被尊为“先生”，文化权威的建构有效提升了民众对决议的认可度。而沱川出现的“五村三姓六约”的治理网络，证实了乡约组织与聚落单元、宗族聚居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该网络通过跨姓氏联盟构建起超越传统地缘、血缘界限的公共事务处理平台。
程家排日账展露了纠纷调处的细节。乡约组织的干预有明确边界：既不会介入盗窃等刑事案件，亦不处理超出沱川范围的纠纷。这一特性在1872年抄珠山茶坦权益纠纷及祖坟迁葬案中得到详尽的体现——当事人程氏首先诉诸乡约，在调处未果后转而请求余氏宗族（由族长及四位房长组成）的“四大房”介入。从中可见纠纷解决包含三个递进的环节：本族内部协商，投约申诉，“四大房”调处，一环不成则进入下一环。然而“四大房”的存在说明，理坑余氏等地方大族才是区域社会权力网络的核心行动者。这种权力格局折射出乡约在纠纷处理中的结构性局限，一方面，其功能主要集中于诉求受理与程序安排，而非给出实质的仲裁裁判，更遑论强制性。另一方面，宗族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可能也更容易被复刻到调节过程中。
图/IC Photo
如何想象一个“小”人物
如布洛赫（Marc Bloch）《历史学家的技艺》所昌言的，“优秀的历史学家犹如神话中善于捕捉人肉气味的巨人”，优秀的研究应当成为“理解现时的锁钥”。易言之，本书的优长正是通过持续聚焦于程氏排日账的文本细读，成功地将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结构（它们当然不会不重要）具象化成无数与程家类似的个人，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计量史学与日常生活史的范式融合，在内容上展现了国家权力、社会组织、宗教与意识形态等等结构性命题与个体生命实践之间周而复始的转换轨迹。允亨为首的程家人，用多样化生产和及时的产品调整应对自然、经济波动与突发性大事件；对外贸易时注重扩大经济关系网络；在朝圣和岁时节庆中感受着神圣宇宙图像的周而复始；利用地方性制度较为游刃有余地应对生活纠纷和钱粮征缴——他们一生都置身于各种关系当中，社会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宗教活动中的人-神（神圣宇宙）关系，正是这些关系使得传统乡村和乡民成为自己。
就此作者与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的观点异曲同工：“历史学家不再从某个主题或某个特定的方面（经济、政治等等）来随意取舍史料，而要根据史料重建一个复合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网络。”在无数程家人的协同适应和努力之下，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有惊无险地渡过了19世纪下半叶的多事之秋。作者对19世纪乡民社会不厌其烦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为审视如今乡村生活的各个传统要素的延续和断裂提供了历史纵深，也使得程允亨、沱川成为与马丁·盖尔、蒙塔尤齐名的微观史、文化史要角。
《历史学家的技艺》
作者: [法]马克·布洛赫
译者: 张和声 程郁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年7月
然而本书的弦外之音或许是，平稳的另一面可能是“平庸”：粗放的生产技术锁死了物资增长的上限；身份等级制下宗族社会提供的保护网同时会带来严酷的压迫，更无法在下一轮的机械大生产和全球化的浪潮下庇护普通民众。周期性仪式和礼物交换（无论是家庭生命周期还是地域祭祀活动）又使得艰难积累的资金被消耗一空，为了稳固各式各样的关系程家人已然竭泽而渔，下一代人面临现代化在政治经济与头脑中的山呼海啸，又在何种程度上愿意继续背负起“再生产的沉重”呢？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关系的断裂意味着边缘化和被淘汰，但现代化带来的机会结构的变动，曾经坚固的都在“相对自由选择”和变化的机会结构中烟消云散了。这将是困难迭生的年代，如同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告诫的那样，“危机正好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一方面，年暮之人已行将就木，另一方面，新生代却迟迟不能降生。在这段间隙，各种各样的病态正大量涌现”。于是，程允亨的人生隐喻式地结束在了一个临界点上，他的子孙们会自愿或被迫地放弃祖祖辈辈的生活状态和身份认同，成为国民、市民、公民、人民——这都是20世纪的事情了。
本书细致的研究、稳健的理论框架加上明清时期密集的资料存留，支撑起了整本书的微观研究野心。用对复调学术史的敏锐，来感受那些贯穿在微观个体生命中的结构力量痕迹，并用痕迹反过来解构、批判与重省不同学术史脉络的预设的局限性和遮蔽性——这一方法在本书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也比近期中古史上方兴未艾的“讲故事”著述，更不容易陷入让边缘人强行参与正史大事件的伪微观陷阱，也更具有资料绵密和理论周全的优势。
但是登峰造极往往意味着后人的无路可走：一方面是理论自身，作者依靠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的枚举式“内卷”是否可以抵制学术制造的流水线化和福特主义，尤其是用经验比附理论的套路在各种人文或社会科学中泛滥成灾，因而，无论是对既存说法的证明还是证伪，似乎都未达到金兹堡所说的“有些事情最好从微观视角去研究”的必要性，也未能给出一个“只有”排日账能告诉我们的“故事”。当金兹堡面对梅诺基奥的审判记录时，他当然可以用来研究宗教裁判所的制度运行、农民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等等，但凡此种种并不一定等待着梅诺基奥的出现，而人们“头脑里在想什么”却是舍此而外无从得知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论如何不只是“集大成者”——研究先行者的众声喧哗不免会喧宾夺主——似乎也要再费考量。
另一方面，研究展开不得不受限于史料性质，排日账的“记述性”特征不易流露情感维度，难以被用于与年鉴学派第三代提出的“心态史”范畴进行对话，以及更要紧的是，排日账是没有“故事”和“情节”的，这也使得研究的历史权力关系更像是在程氏一家之中穿越，而不是汇集、冲撞和（非常重要的）演变。略夸张地说，现代性也不过是这些不能被传统结构和理解方式所包容和化约的“事件”：读过书籍的梅诺基奥开始不会变回懵懂无知的农民，而是在反复地、有意无意地展示思想后被判处异端罪名，成为一个黑色幽默式的布鲁诺；不是每一个马丁·盖尔都会在法庭上顺利归来，锚定身份的绳索变得游移不定的时代可能刚刚拉开帷幕；砍下路易十六脑袋的断头台，仍然隐隐悬挂在此后所有复辟者之上；程允亨或许也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某个人生事件中，不自觉地变成了具有世界史共时性的19世纪的人，然而除了跨区域贸易中的所见所闻之外，我们暂时无法从排日账中知晓更多。
无论如何，作者对小人物“单调”生活的辩护已触及历史认识论的核心——在程允亨的世界里，事件同样是有等级的，但却不是国家、强者所垄断和强调的那种等级，而很可能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的等级，在经过生存伦理的过滤之后，国家大事和一家小事、大小人物的标准会被颠覆并重新排布。大多数人没有成为国史宠儿和伟大人物的机缘和能耐，但也可以留下精彩纷纭的手账。在历史书写中被反复涂抹因而让后世读史者念念不忘的重大历史事件，断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让历史行动者们念兹在兹，程允亨作如是观，当下人何尝不是作如是观。这大概近乎陀翁的教诲，也当是历史学的根本关怀——“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撰文/邱雨
编辑/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