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报贝壳财经举办“网红儿童”现象下的未成年人保护难题研讨会。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高明勇应邀出席，他在研讨时表示，如今“网红儿童”相关乱象治理，难处是如何在“透明”和“模糊”之间寻找平衡点。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所谓的‘透明’，是指《未成年人保护法》是透明的，一些平台的规则和算法也相对透明。所谓的‘模糊’，是说在短视频等媒介平台上，一些父母堂而皇之地把孩子作为‘演员’甚至‘道具’，将孩子暴露在法律保护的模糊地带中。”高明勇说。

为什么这些“透明”的规则仍无法界定“模糊”地带的问题？高明勇解释称，“网红儿童”现象牵一发动全身，牵涉到整个社会，从家庭到学校，从企业到政府。比如在家庭层面，不少家长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行为却游离于挖掘孩子特长与拔苗助长之间，可能退一步就是挖掘特长，进一步就是拔苗助长，这个“度”该如何把握，很难明确，对各方都是一个考验。

他认为，“网红儿童”现象之所以出现且富有争议，是因为伴随着未成年人成长，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和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剧，并且交织在了一起。“在全民自媒体时代，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表达的门槛大大降低，成名的速度也变得更快，成名的机会也变得更多。”高明勇分析说，“网红儿童”背后，也有许多商业机构在推波助澜，借助名气换取利益。另外，社会观念层面，一些片面化、极端化、畸形化理解并追求名利的倾向也会助推“网红儿童”现象变得更为复杂。成“名”快，变“利”快，名利观再出现偏差，出现“网红儿童”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如何治理“网红儿童”乱象，高明勇的建议是：不要把儿童太当儿童，也不要把父母太当父母——“把父母太当父母”，容易忽略他们身上的“监护人”角色，“把儿童太当儿童”的结果是，一些父母容易“物化”孩子，甚至将孩子“私有财产化”，不但容易忽视孩子的独立人格，也容易淡化和弱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其实，不少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带孩子在短视频上挣钱、让孩子出名是不妥的，也不认为这样做有法律风险。”

他还表示，从现实来看，在监护权问题上，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法律意识，在不少时候是容易被忽略的。“父母要好好培养孩子，其实并不容易，需要有相当的专业性知识，但很多人成为父母前并没有经过专门学习，要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要么是大多经验来自于自己的父母，或将自己前几十年的经验拷贝到孩子身上。”

具体如何解决？高明勇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父母监护权的责任。“这方面平台当然有责任，但如果让平台承担过多的无限责任，‘网红儿童’问题的解决可能会走虚走偏。无论是平台的算法问题还是技术应用问题，现行法律法规大多都可以解决。真正需要明确的首先是父母的监护权，把好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关口。” 

其次，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即训练在信息社会的信息分析能力。“应该从小学开始就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教会孩子了解媒介、网暴、人肉搜索等概念，告诉他们‘你看到的东西未必真实、未必全面’。现在的孩子已经算是数字原住民了，他们几乎天天接触，可是却不了解，本身也是相关教育滞后的一种表现。”高明勇表示，如果父母和孩子，都能正确理解媒介，正确认识网红现象，应该会更慎重一些，也有助于建立正确的名利观。

最后，平台规则进一步透明。高明勇认为，算法透明后，平台可以把无限责任变为有限责任。“让更多人看到、了解、理解平台的算法规则，也是给社会上了一堂比较真实的媒介素养课。”

 “网红儿童”现象下的未成年人保护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想有效解决，关键是抓好两端，一个是内容生产端，主要是父母与孩子，一个是内容输出端，主要是平台。”高明勇表示，作为监护人的父母，不能在无意识中侵害孩子一系列的权利，作为具有传播影响力和商业变现支撑的平台也要意识到，规则模糊或规则暧昧带来的商业利益增量，远比不上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带来的影响。据他观察，从去年开始，相关平台已经有意识在推动规则和算法的透明化，这些都有利于发挥积极的作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韦英姿

编辑 李铮

校对 王心